89年，我在深圳的电子厂，认识了一个香港女孩

1989年春天，我十九岁，从湖南农村来到深圳，在一家港资电子厂打工。厂子在宝安，铁皮棚子搭的流水线，几百号人挤在一起焊电路板。电烙铁冒出的松香烟熏得人眼睛发涩，一天坐下来，手指头全是烫伤的水泡。宿舍十二个人一间，上下铺，夜里翻身铁架子吱呀作响，隔壁铺的四川兄弟说梦话都在数数——他负责插件，白天数了几千个电容，梦里还在数。

我是高中毕业考大学差了四分，家里没钱给我复读，我揣着八十块钱和一张介绍信就下了广东。流水线上的活儿不需要脑子，我手脚算快的，三个月后从焊锡岗调到了维修组，专门修那些被工人焊坏了的板子。我的工位在最角落，旁边堆着报废的电路板，小山一样。

她第一次出现是在五月份。那天工头领着一个姑娘走过来，说这是香港总厂来的质检员阿May，以后负责我们这条线的品质管控。阿May穿着浅蓝色工装，头发扎成马尾，皮肤白得不像在工厂里的人。她扫了一圈车间，目光在我那堆废板上停了一下，然后用粤语跟工头说了什么，工头点头哈腰。

她走到我工位前，拿起一块我修好的板子翻来覆去看。忽然她用普通话说：“你修得不错，比香港的工人还仔细。”

我抬头，她正对着我笑，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我那时候又黑又瘦，手指甲里全是松香，耳朵根一下子就烫了。

后来她每周来一次，每次都会在我的工位前多站一会儿。开始是问技术问题，后来聊些别的。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广东人，她从小在香港长大，但喜欢说普通话。她问我家是哪里的，我说湖南，她眼睛一亮：“毛主席的老家！”我说是啊，我们村口还有他的像。她就笑，说以后有机会要去看看。

那时候深圳和香港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阿May每次从香港过来，会带一些我们买不到的东西——巧克力、圆珠笔、英文杂志。有一次她偷偷塞给我一盒磁带，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我晚上躲在被窝里用随身听听，听到“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眼泪差点掉下来。十九岁的感情，来得像台风，毫无预兆，铺天盖地。

有一天加班到很晚，车间只剩下我们两个。她坐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忽然问我：“你想不想去香港？”

我愣住了。那时候去香港对我们来说跟登月差不多，要有关系、要有钱、要有门路。我摇摇头：“想有什么用。”

她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电话。“这是我在香港的家，如果你有一天来了，打给我。”

我没有接。我看着她，月光从铁皮棚的缝隙漏下来，落在她肩上，像碎银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问。

她低下头，手指绕着工装口袋的线头。“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她说，“别人都怕我，因为我是香港来的。你不怕。你修板子的时候特别认真，好像世界上只剩下那块板子和你的烙铁。我爸爸也是这样的人，做什么事都专心，后来他……”她没说完，把纸片塞进我手里，起身走了。

那之后过了不久，六月份出了些事。厂里的气氛忽然紧张起来，香港那边的管理人员陆续撤走，阿May也被叫回去了。她走的前一天晚上，偷偷来车间找我，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块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去读书吧，你值得更好的。”

我想追出去，但保安在门口守着。我站在流水线旁边，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铁皮棚的尽头，手里的信封被攥得发烫。

后来我没有用那两千块钱。我把钱存着，把那张字条夹在齐秦的磁带盒里。年底我辞了工厂的活儿，揣着那两千块加上自己攒的钱，回了湖南，找了所夜校重新读书。第二年我考上了长沙的大专，学的是电子工程。毕业后我去了一家通讯公司，从技术员做到项目经理，后来又出来创业。如今快三十年过去，我有了自己的小公司，有了老婆孩子，在深圳买了房，户口也落了。

可我一直没有打过那个电话。

那张纸条我保存了很久，后来搬家弄丢了。地址我还记得，但从来没去找过。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那个香港女孩，想起她嘴角的梨涡，想起她问我“你想不想去香港”。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过得好不好。也许她已经结婚了，也许早就离开了香港，也许她根本不记得在宝安那个铁皮棚里，曾经给过一个湖南来的穷小子两千块钱。

但那两千块钱改变了我的一生。不是钱本身，是她看我的那种眼神——那种“你值得更好”的笃定。在那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流水线上的焊工，一辈子焊电路板焊到眼花手抖。是她让我知道，人可以换一种活法。

2017年，我去香港出差，住在尖沙咀的一家酒店。晚上我一个人走到维多利亚港边，看着对面中环的灯火，忽然很想打那个电话。我掏出手机，拨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听到的是空洞的忙音——早已停机了。

我笑了笑，把手机收进口袋。海风吹过来，带着咸味，和三十年前宝安那个铁皮棚子外面的风一样。那时候阿May站在月光底下，把纸片塞进我手心。我那时候太年轻，不知道那个动作意味着什么。现在知道了，那是有人在你最灰暗的日子里，把你当回事。

谢谢你，阿May。我不知道你全名叫什么，只知道你叫阿May。但我这辈子，都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