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夸大了人工智能是对人性的贬损？

人工智能取代人类

夸大了人工智能是对人性的贬损

作者丨Gambardella

“我们即将创造出的，将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神。”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在接受《连线》杂志（Wired Magazine）采访时这样说。作为“未来之路”（Way of the Future）这一宗教组织的领袖，他进一步解释道：“它当然不是那种能够召唤风雨、操纵自然的神灵。可是，如果某种存在的智慧超过最聪明的人类十亿倍，那么除了‘神’之外，我们还能用什么词来称呼它？”

在莱万多夫斯基看来，自己更像是人工智能（AI）时代的先知。他创立的这一新兴异教团体，正等待着一种被赋予神性意味的科技力量降临。这样的态度或许近乎技术崇拜的极端形式，但即便并不相信这种力量马上就会出现，许多人仍然相信，人工智能将在不久之后成为现实。

在普遍的想象中，未来的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模仿人类的思维方式，还能够以几乎无法被识破的方式与人类交流。

这种达到高度复杂水平的人工智能，一般被称作“强人工智能”。换言之，人们设想计算机技术终将发展到与人类认知能力相当的程度，甚至可能获得自我意识。围绕这一设想，一种关于机器心灵的新神话已经被建构出来。

强人工智能真正诞生的时刻，被称为“奇点”（the singularity）。对人类来说，这将是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有人认为它预示着人类时代的终结，也有人把它理解为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至于如何判断这种“强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出现，最经典的标准来自阿兰·图灵（Alan Turing）提出的图灵测试。这个测试关注的是：当人类通过信息交换与一台机器对话时，是否会把机器误认为另一个人。

然而，机器是否真的能够思考？智能是否真的可以由人工制造出来？进一步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智能”本身？这些问题早已引起20世纪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关注。在图灵测试问世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些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难题。

强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成立，依赖于一种特定的心灵观。按照这种看法，心灵并不是某种神秘的实体，而就是大脑本身；而大脑则可以被理解为一台处理信息的机器。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心灵计算理论”（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

不过，维特根斯坦后来之所以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在于他揭示了人类如何被语言的网络所塑造和限制。他还进一步追问了那些构成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其中便包括心灵、意识与智能。

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心灵计算理论可能显露出自身的局限。它或许难以充分说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核心特征。因此，“强人工智能”这一说法本身也许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试图描述的对象，未必真的等同于我们所说的智能。

1

门徒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于1889年4月在维也纳降生。那时，维也纳不仅是奥地利的重要城市，也是整个奥匈帝国的金融重镇和文化中心。维特根斯坦出生在一个极其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掌控着帝国的钢铁产业，是当时欧洲屈指可数的富豪之一。

这个显赫家族居住的豪宅素有“维特根斯坦宫”之称。由于路德维希的父母与当时许多文化名流交往密切，这里逐渐成为知识界和艺术界人士往来的场所。勃拉姆斯、马勒都曾到宅邸中举行音乐会；维特根斯坦家族还曾邀请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为他们创作艺术品。

不过，这种富足而高雅的生活背后，隐藏着一个并不快乐的家庭。卡尔对子女极为严格，并且处处要求完美。他没有把9个孩子送到学校，而是安排他们在家中接受教育。对于5个儿子，他早已规划好未来，希望他们继承自己的事业，进入家族企业的管理层。

事情却没有按照卡尔的设想发展。5个儿子中有3人最终选择自杀，其中两人的离世发生在路德维希年幼之时。为了摆脱父亲所设定的人生道路，路德维希把高等教育当作自己的出路。兄弟当中唯一与他一同活下来的保罗，则走上了音乐道路，后来成为享誉国际的钢琴家。

年轻时的维特根斯坦原本以工程师为职业方向，并接受了相关训练。然而，他对数学的兴趣日益强烈，最终促使他在1911年前往剑桥大学。在那里，他师从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专门研究数学与逻辑。罗素也是《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合著者之一，这部作品在数学基础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来到剑桥后，维特根斯坦很快便显露出远超年龄的思想能力。入学第一年，他就进入了罗素等资深哲学家的交往圈。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名年轻学生的见解很快便超越了导师，以至于罗素原有的哲学成就也在他的思想面前显得黯然失色。

维特根斯坦的批评给罗素带来了极大震动。罗素后来在写给情人奥特林·莫瑞尔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的信中，将此事称为自己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经历，并表示它改变了自己此后的全部工作。他承认维特根斯坦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因此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再指望在基础哲学研究中取得新的突破。

↑罗素

进入20世纪10年代后，维特根斯坦逐渐建立起一套关于语言与逻辑的独特理论。在他看来，世界能够通过语言得到有条理的呈现：词语对应具体事物，句子则构成命题，用来陈述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的事实。

他曾用一句著名的话概括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的语言的极限就是我的世界的极限。”

据说，一桩诉讼案件曾为这一观点提供启发。在审理过程中，法庭借助桌面模型还原事件发生时的情形。维特根斯坦由此想到，语言表现现实的方式与模型重现事件的方式十分相似。后人通常将这种主张称为“意义图像论”（picture theory of meaning）。按照这一理论，语句可以把若干“原子事实”（atomic facts）组织起来，形成对某种事态的描绘，就像图画呈现现实场景一样。

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开创性著作《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中。这部作品主要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作为奥匈帝国军人奔赴战场，与来自剑桥的昔日同窗分属敌对阵营。

《逻辑哲学论》既改变了20世纪哲学的发展，也可以被看作一部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严肃文学作品。全书的结构高度凝练，语言清晰而克制，仿佛一块透明而纯净的冰。

这种冷峻的美感使人联想到斯宾诺莎在17世纪写成的哲学名著《伦理学》。该书的拉丁文标题，则有意呼应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它也受到《托尔斯泰福音书》（The Gospel in Brief）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在前线担任炮兵侦察兵时，曾近乎着迷地反复阅读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

全书以七个主要命题构成基本框架，命题之下又按照小数编号逐层展开。

例如，命题2.1是对命题2的进一步说明，命题2.1.1又继续解释命题2.1，其余部分依次类推。唯独最后一个晦涩而著名的命题没有附加任何论证：

“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

完成《逻辑哲学论》后，维特根斯坦认定自己已经处理完所有哲学问题，于是离开哲学界，前往奥地利乡村学校教授数学。然而，他后来逐渐对教师生活感到厌倦，又因性情急躁、经常发脾气而最终失去了这份工作。

2

语言游戏

他的语言观由此发生了根本转变。语言不再被视为一种完整而统一的世界图景，而成为由无数活动构成的集合。这些活动彼此相似，却没有一个共同而固定的本质。维特根斯坦将它们称作“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

做出粗鲁的手势、朝别人眨眼、提出请求、发布命令、进行计数以及降半旗，都属于语言发挥作用的不同方式。然而，这些活动并不是单纯的事实陈述，因而无法完全纳入“意义图像论”。根据意义图像论，语言如同映照世界的镜子；组成语言的原子事实，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对象，而这种对应关系正是语言的本质。

维特根斯坦逐渐认识到，语言并非对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人们在世界中从事的各种活动。它们的形式和用途可能相差很大，但仍然都可以被归入语言的范畴。

“游戏”恰好能够说明这种情况，因为游戏本身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电子游戏、文字游戏和球类运动都被称为游戏，即使它们之间可能找不到一种完全相同的特征。纸牌接龙与棒球差别极大，《堡垒之夜》（Fortnite）与和狗玩接球游戏也几乎毫不相干，但我们依然能够认出它们都属于游戏。

为什么如此不同的活动会共享同一个名称？维特根斯坦用“族类相似性”解释了这一点。所有游戏之间并不存在一项共同的核心特征，某些游戏甚至可能毫无直接相似之处。真正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组彼此交叉、连续重叠的属性。正是这些属性共同组成了游戏这个庞大的类别。

这种关系就像家庭成员在外貌上的相似之处。你或许没有像姐妹一样继承父亲的棕色眼睛，却可能继承了父亲的卷发，而你的姐妹并没有这一特征。家族成员未必都拥有同一种外貌特点，但不同特征的交错重合，仍然使他们显得属于同一个家庭。

游戏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纸牌接龙与顶级王牌（Top Trumps）都使用卡牌；顶级王牌的计分方式与棒球相近；棒球和跆拳道都以战胜对手为目标；跆拳道涉及格斗，《堡垒之夜》同样包含战斗。通过这些层层衔接的特征，纸牌游戏最终也能与《堡垒之夜》产生间接联系。它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共同点，就是都属于游戏这一活动家族。

因此，游戏并不是依靠某一种普遍而单一的本质被归为一类的。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也具有游戏的这种特征。更为关键的是，它们并非始终按照预先确定的形式存在，而是可以在人们的实际交流中随时产生。事实上，许多语言游戏本就是临时形成的。

《蓝皮书》（The Blue Book）汇集了维特根斯坦20世纪30年代授课内容的部分笔记。他在书中写道：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按照严格的规则来使用语言——也不曾通过严格的规则来学习语言。”

语言建立在人们共同拥有的经验背景之上。掌握一门语言，并不只是认识并服从现成的规则，还意味着亲自参与语言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塑造规则。人们在理解语言规则时，既要依靠已有的惯例和范例，也离不开具体情境中的直觉判断。

因此，使用语言很像参加一场规则尚未完全确定的游戏。参与者一面进行游戏，一面共同认可、补充并改变它的规则。

3

生命的形式

语言能够像游戏一样不断变化，是因为它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生长在人类特有的“生命形式”之中。

维特根斯坦曾留下这样一句名言：“如果狮子会说话，我们是无法听懂的。”

我们之所以无法理解狮子，并不是因为它的语言结构过于复杂，而是因为狮子拥有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生存方式。如果语言只是一套具有固定本质的指称体系，那么只要破解其中的对应关系，我们便应该能够听懂狮子的语言。然而，语言始终回应着某种生命形式的实际需求，同时又反过来影响这种生命形式。

因此，即便狮子真的能够开口，它感受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会与人类相去甚远。这种物种之间的根本差异，会使双方难以建立共同的意义背景。

维特根斯坦认为，机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曾思考机器是否可能拥有思维，最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机器无法参与人类的“生命形式”，因而也不能进入人类共同拥有的意义世界。

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他还写道：“理解一个语句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

这句话揭示了人工智能面临的难题：语言的意义不能被还原为词语及其组合。一个系统或许能够识别单词、分析结构，再把这些单词作为完整语句进行处理，却不等于它能像人类一样，把语句放在整个语言实践中加以理解。

比维特根斯坦稍晚一代的哲学家约翰·希尔勒（John Searle），延续了这种重视语言的哲学传统。他通过著名的“中文房间”（Chinese Room）思想实验说明：人工智能即使可以正确执行规则，也未必真正明白自己正在执行什么。

设想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被关在房间里，手中只有一套处理中文符号的详细说明。房间外的人不断递入用中文写成的信息，房间内的人则依照说明寻找相应符号，再把组织好的答案交出去。只要操作足够准确，外面的中文使用者就可能相信，房间里的人能够用中文交流。

然而，房间里的人实际上并不理解任何中文。他所做的只是依照既定规则操纵符号，表现出仿佛理解了语言的样子。换言之，他拥有的只是对理解的模拟，而不是真正的理解。

真正的语言交流要求参与者能够察觉规则在具体情境中的变化，并随之调整自己的回应。只会机械执行规则的机器难以参与这种持续变化的语言游戏。按照这一观点，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机器是否足够复杂，也不是未来技术能否弥补计算能力的不足，而在于语言与人类的生命形式紧密交织，不能仅靠计算获得。

机器的运算能力或许终有一天能够达到人脑的水平，但人类智能并不只是孤立大脑活动的产物。使人类心智彼此联结的语言，才是人类智慧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

4

语言和内在感受

维特根斯坦的突破性正在于，他重新解释了人类智能的来源。在他之前，哲学家大多把智能看作心灵内部固有的能力。早在17世纪，笛卡尔便提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命题：“我思故我在”，其拉丁文通常写作“Cogito, ergo sum”。

按照笛卡尔的观点，思维可以独立存在，并在人的内心自行运作。这种以个人心灵为中心的思想模式，此后支配了哲学界数百年。

维特根斯坦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疑问：一个人能否创造一套完全私人的语言，用它记录痛苦等内在体验，而这种语言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

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是对自身感受的认识，也必须借助可以公开学习和传递的语言。痛苦虽然属于个人的内在体验，但要使“痛苦”这个概念具有意义，仍然需要哭泣、呻吟或回避伤害等能够被外界识别的标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人们在学习语言时，也同时学会了什么叫作痛苦。

机器当然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进行“思考”。电信号能够在其电路中传递，它也能够接收输入、完成计算并生成相应结果。但这只能说明机器具备信息处理能力，并不能证明它能够像人类认识自己那样理解自身。

这并不意味着人与机器之间的对话不可能发生。事实上，人们早已在与苹果的Siri、亚马逊的Alexa等语音助手交流。真正的问题是，人类语言并不始终服从一套固定而封闭的规则。一旦交流超出预设规则能够覆盖的范围，机器便难以展现出图灵测试所要求的人类式理解。

把强人工智能等同于人类智能，如同把飞机的飞行与鸟类的飞翔视为同一种能力。飞机无疑能够升上天空，却无法完全复制鸟类在空中转向、盘旋和穿梭时的灵活性。对鸟而言，这种灵巧并不是一项孤立功能，而是其生命形式的一部分。机器则不具备这样的生命形式，它只是为了完成特定目的而被制造出来。

随着计算机承担越来越多原本由人类完成的工作，并且更加自然地参与人机交流，它们无疑会创造巨大的价值，也可能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加便利。然而，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出发，机器能够拥有与人类相同智能的设想，并不能真正成立。

5

解构者

与其把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理解为一套完整的哲学学说，不如把它看成一个存放着各种概念与分析方法的工具箱。这些工具的作用，是帮助人们澄清思想中的混乱，而不是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著作更接近一种具有解构性质的“反哲学”。

维特根斯坦曾用“To show the fly the way out of the fly bottle”描述自己的哲学工作，即为困在捕蝇瓶中的苍蝇指出出口。不过，他并不认为这种工作只与概念分析有关，而是赋予了它明确的道德意义。他曾把“坏哲学家”比作贫民窟的房东，并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让这些人破产。

这里所说的“坏哲学家”，并不局限于以哲学为职业的人。任何不断传播错误观念、用迷思解释世界与人生的思想领袖，都可能属于这一类。尤其令维特根斯坦反感的，是那种认为科学最终可以解释一切的傲慢态度。

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

“整个现代世界观是建立在所谓的自然法则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的幻想之上的。因此，今天的人们止步于自然法则，把它们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就像上帝和命运在过去的时代里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样。[……]古人的观点更加清晰，因为他们有一个公认的（不可解释的）终点，而现代系统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得到了解释。”

人们之所以相信人工智能终有一天能够达到甚至超越人类智能，是因为这一信念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前提：人的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机械过程，因此可以被计算和复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正是对这一前提的拆解。一旦摆脱这种思想，人们仿佛从一场困扰已久的噩梦中清醒过来。

“语言游戏”等概念的价值，也正在于它们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并改正思维中的不良习惯。这些习惯一旦凝固成信念，便会使人无法真实地面对当下，同时也会限制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因此，当有人宣称人工智能将彻底取代人类时，这种夸张说法不仅模糊了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也在无形中贬低了人的独特价值。借助维特根斯坦提供的思想工具，我们可以看到，把人工智能想象成人类智能的替代者，本身就是一种概念上的混乱。他的“反哲学”最终要保护的，正是人类，使我们免受自身错误观念的支配与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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