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巅峰拥兵70万、下辖13个师团，为何最终没敢进攻苏联？

在日本陆军体系里，“师团”属于平时状态下常驻本土的最高一级固定编制单位。每个师团都划有自己专属的管区，管区内的征兵事务也由其负责。

这种单位既承担作战职能，又兼管军政事务，属于常设性质的部队。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驻扎在朝鲜的朝鲜军，以及驻扎在中国台湾的台湾军，这些被冠以“军”之名的单位，规模要大得多。

它们通常下辖多个师团，有时还统管方面军或像第三军那样的番号军。

这些“军”同样是常设部队。截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夕，除上述三个之外，再加上中国驻屯军，旧日本陆军一共保有四个这样的常设“军”。

这些部队的指挥官称“军司令官”，通常由中将或大将出任，且属于“亲补”职位，即直接由天皇亲自任命。

具体兵力配置如下：

关东军司令部设在长春（当时称新京），下辖四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五个独立守备队、一个骑兵集团（该集团内包含两个骑兵旅团、骑兵炮兵队和骑兵装甲车队等分队）、一个骑兵旅团，以及山炮联队和野炮兵联队各一个。

朝鲜军司令部设在平壤，下辖两个师团。

台湾军司令部设在台北，下辖两个步兵联队、一个山炮兵联队、两个重炮兵联队，以及高射炮队等。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下辖一个步兵旅团，另有战车队、骑兵队和工兵队等配属单位。

从中可以看出，除台湾军和中国驻屯军外，其余两个“军”都统领着多个师团。朝鲜军和台湾军的设立目的，主要是针对当时已被日本视为实际殖民地的朝鲜和台湾地区，以维持威慑态势、压制可能出现的反抗活动。

关东军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一手扶植起伪满洲国，随即驻扎在该地，实际掌控了伪满洲国的统治权。而中国驻屯军的起源，要追溯到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庚子事变（即义和团运动）期间，当时日本与欧美列强（即所谓八国联军）共同出兵干涉，事后与其他列强军队一同留驻当地，由此延续下来。

关东军的逐步壮大，始于日俄战争结束之后。

当时日本从帝俄手中接收了南满铁路（即旅顺至长春段）的运营权，并随之获得了一项权益：可在南满铁路沿线每公里部署最多十五名士兵（总名额为一万四千四百一十九人），专司铁路守备任务。这就是关东军最初的起点。

从那时起，经过二十六年时间的积累，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又扶植并炮制出伪满洲国这个名义上的“国家”。在此期间，其兵力规模一路膨胀。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关东军已经发展成下辖十三个师团、总兵力超过七十万的巨型“军”。之所以如此庞大，一方面是因为关东军内部存在大量不归师团直辖的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守备队，另一方面还配备了与师团同级的航空部队。

如果仅仅为了维持伪满洲国的地方治安，显然用不着囤积这么多兵力。真正的意图，其实是着眼于对苏作战准备。

基于这一目标，一九四一年七月至八月间，关东军还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史称“关特演”（关东军特别演习）。不过，后来对苏作战计划遭到搁置，未能付诸实施。

这样一支庞大部队，单单关东军司令部本身的人员编制，就包含一百三十名军官在内的总共约六百人，规模已相当可观。

关东军司令部除了自身所需幕僚和勤务人员外，其直属部队还包括三个师团、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专事细菌战研究），以及旅顺要塞司令部等。其余部队则由五个番号军（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六军和第二十军）以及两个司令部（关东防卫军司令部和航空兵团司令部）分别统辖指挥。

关东军初建之时，原本称作“满洲驻屯军”，一九一九年才改称关东军。

最初只是一支规模很小的守备队，任务单纯限于铁路沿线安保。但九一八事变成为转折点，此后随着中日全面战争不断拉长，关东军也被赋予了更多作战任务，逐步走向壮大。不过，归根结底，其真正预设的作战对象始终是苏联。

伪满洲国是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但朝鲜和台湾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两个地区当时已被日本正式吞并为本土领土。

因此，朝鲜军和台湾军的组建初衷，主要是维持当地治安，镇压任何试图颠覆日本统治的动向。这两个“军”与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称“总督”）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仅在必要时可应总督提出的请求，出兵协助维持秩序。

以上所说的都是常设“军”。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因战争需要而临时组建的“军”。

这类“军”虽然也冠以“军”的名号，但在性质上与关东军、朝鲜军或台湾军截然不同。早年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期间组建的第一军、第二军，以及在日俄战争期间组建的满洲军（下辖第一至第三军），都属于这种临时编制。

这类战时军级单位在战事结束后即行撤销，即便在战争过程中，也可能因局势变化而被裁撤。

中国派遣军则属于一种过渡类型。

它是在中日战争（七七事变）中途组建的，并且一直延续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才被撤销。自昭和十二年（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接连组建了好几个“军”，期间还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改编。先是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往中国战场，随后将中国驻屯军升格为华北方面军。紧接着又组建第十军，实施杭州湾登陆作战。

之后又将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合并为华中方面军。但仅仅过了三个月（一九三八年二月），这支部队又被改称为华中派遣军，而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番号则被同时废除。

于是，在一段时间内，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在中国战场上形成了并立格局。为了对这两者实施统一指挥，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九月又组建了一个更高层级的“军”，即中国派遣军。此后，华北方面军的番号得以保留，而华中派遣军则被正式撤销。

这种因战争而临时编成的“军”，具有极强的权宜性。

随时可根据实际战况进行改编、合并或撤销。尤其是在中日全面战争初期，日方对战争走向根本没有明确预判，战线会延伸到何处、要占领哪些区域、部队动员到什么程度、何时撤军，全都没有清晰规划，导致指挥体系相当混乱。

如此大规模的战事，却以一种近乎随意的方式推进。上面所列举的那些名目繁多的“军”的编制变迁，就是这一混乱局面的真实写照。

一般认为，中国派遣军的组建，意味着大本营对中日战争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思路——即当时已攻占包括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即今武汉）和广东在内的广阔区域，但继续发动攻势、扩大占领面积已力不从心，因此决定将大军就地部署于各占领区，转入持久作战态势。中国派遣军的兵力构成主要包括：

华北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团），第十二军（两个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团），驻蒙军（一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一个骑兵集团）；第十一军（七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第十三军（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团）；第二十一军（两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另有第三飞行集团（即后来的第三飞行师团）。

此外，还配有通信队、铁道部队、气象部队、兵站后勤部队和宪兵部队等辅助单位，总兵力接近七十万。这些部队虽统一归中国派遣军指挥，但由于其下辖多个“军”，为了与下属各军作区分，其司令部和司令官前均加了一个“总”字，称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总司令官”。于是，相对于普通“军”，就出现了“总军”这一更高层级的称谓。

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指挥南方作战的“南方军”，以及大战末期在本土组建的第一总军、第二总军，也都沿用了总司令部、总司令官这类叫法。

关东军虽然性质和发展沿革与上述临时组建的“军”不同，但也在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年）十月将司令部改称总司令部，并从昭和十九年四月起将司令官改称总司令官。

太平洋战争期间，又陆续组建了多个“军”。其中“南方军”是在战争初期为攻占马来半岛、新加坡、菲律宾、爪哇以及缅甸而设置的总军级单位。它拥有可直接指挥的航空部队，以及下辖的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第十六军和第二十五军共四个军。

到战争末期，归南方军统一指挥的部队已扩展到四个方面军、两个航空军和一个地区集团（帕劳地区集团）。

这些方面军下辖的“军”分别为：缅甸方面军下辖第二十八军和第三十三军；第七方面军（驻新加坡）下辖第十六军、第二十五军和第二十九军；第十四方面军（驻吕宋岛）下辖第三十五军和第四十一军；第十八方面军（驻曼谷）下辖第十五军、第二军，以及第十八军、第三十七军和第三十八军等。

在这些“军”中，有些早已名存实亡，例如第四航空军、第三十五军和第十八军，基本上仅剩番号，只保留少量残余部队。但即便如此，仅南方军一个总军，就统辖了如此众多的“军”。

除此之外，太平洋区域还有驻拉包尔的第八方面军、驻台湾的第十方面军、驻特鲁克（马里亚纳地区）的第三十一军，以及驻硫磺岛的小笠原兵团等，均以大本营直辖形式残存。

关东军在战争末期也被改编为三个方面军，分别指挥其下辖的七个军。中国派遣军则编成两个方面军，共下辖九个军。

日本本土方面，太平洋战争初期布置了六个军。此后为准备本土决战，又先后组建了负责东部防区的第一总军、负责西部防区的第二总军，以及航空总军。

其中，第一总军下辖三个方面军（共计八个军或兵团），第二总军下辖两个方面军（共计五个军），航空总军则直辖四个航空军。

到终战时为止，旧日本陆军作战序列内共计拥有六个总军（含航空总军）、十七个方面军，以及大约五十个“军”的建制，推算总兵力约五百五十万人。

而在此过程中，累计阵亡人数已超过二百三十万（含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损失）。整个编制体系的膨胀与收缩，折射出日本对外扩张战略从疯狂到崩溃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