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上养鸡时，常碰见一只老黄鼠狼。怪的是，它从来不偷我的鸡

我在山上养鸡时，常碰见一只老黄鼠狼。怪的是，它从来不偷我的鸡

那年初春，我在皖南的深山里租了一片废弃的梯田，围上铁丝网，搭了鸡棚，开始养鸡。山叫雾岭，海拔六百多米，常年有水汽从谷底漫上来，把松树和毛竹笼在一层薄薄的白纱里。我住在一间从前守林人留下的小砖房里，门口有一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压着一块青石板，石板上常年落着槐花和鸟粪。

第一批进了三百只土鸡苗，黄绒绒的，挤在保温灯底下，叽叽喳喳叫得整座山都鲜活起来。我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拌饲料，添水，清理鸡粪，下午放鸡出棚在梯田里刨食。日子过得粗糙但踏实，手上磨出茧子，脸上晒出斑，晚上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

第一次遇见它，是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

那天我蹲在梯田最上头那块地里拔野苋菜，鸡群在下面两层地里散着，咕咕咕地刨土。夕阳从西边的山坳里斜插过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瘦，投在长满青苔的石埂上。我直起腰来捶了捶后背，眼角余光忽然瞥见上方的老栗树底下蹲着一团黄褐色的东西。

我以为是野兔，没在意。雾岭野兔多，大耳朵竖着，蹦起来一道灰影。但那团东西没蹦，就那么蹲着，一动不动，像树根底下长出来的一块石头。

我眯起眼仔细看——不是兔子。身子细长，四肢短，尾巴蓬松地拖在地上，脑袋尖尖的，两只小眼睛在夕阳余晖里闪着两点幽暗的光。黄鼠狼。

我心里咯噔一下。养鸡最怕两样东西：一是蛇，二是黄鼠狼。蛇偷蛋，黄鼠狼偷鸡，一个晚上能咬死一棚。山里老人说黄鼠狼狡猾，钻篱笆的本事比泥鳅还滑，围得再严实也挡不住。

我抄起手边的锄头，慢慢站起来。那黄鼠狼看见我的动作，耳朵微微动了动，但没跑。它歪着脑袋看我，两只前爪并拢搭在胸前，姿式竟有点像人作揖。我愣了一下，再定睛看时，它已经从栗树根底下消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像墨水洇进宣纸里，悄没声息的。

那天晚上我睡得格外警醒。鸡棚里装了感应灯，铁丝网底下围了一圈石头，网上方还拉了一道防爬的塑料布。我把手电筒放在枕头边上，合着眼听外面的动静。山里的夜并不安静——松涛一阵一阵的，猫头鹰在远处咕咕叫，还有竹林子被风吹着发出的那种细细的摩擦声，像谁在磨指甲。但我竖起耳朵等的那声音——鸡的惊叫、扑棱翅膀的慌乱——始终没出现。

第二天早上清点鸡群，一只没少。蛋也照常收了三十几个。我蹲在鸡棚门口剥水煮蛋，望了望老栗树的方向，树底下空荡荡的，只有落叶。

但它来了。又来。再来。

每隔三四天，傍晚时分，我总能在那棵栗树底下看见它。有时候蹲着，有时候趴着，有时候半坐半躺地靠着树根，尾巴盘在身侧，像条围脖。它的毛色比普通黄鼠狼要深一些，背脊上有一道褐红色的纹路，从额头一直延伸到尾根，尾巴尖是黑色的，缀着一小撮白毛。一看就是上了年纪的家伙——眼睑有点耷拉，嘴角的胡须里有几根白的，动作也比我在别处见过的黄鼠狼慢。

它从没靠近过鸡棚。最近的一次是五月初，我放鸡出棚后忘了关栅栏门，有几只胆大的芦花鸡沿着梯田埂子往上跑，一直跑到栗树底下。我正在棚里拌料，听见鸡咯咯叫了两声，探头一看——那几只鸡就站在黄鼠狼面前两步远的地方，低头啄地上的草籽。黄鼠狼缩了缩身子，给它们让出地方，然后慢吞吞地站起来，踱到栗树背面去了，那步子从容得像个给客人腾座位的房东。

我心里那根绷着的弦慢慢松了。但还是想不通。黄鼠狼不偷鸡，那它天天来干什么？看风景？

六月里下了一场连阴雨，雾岭的泥巴路变成稀粥，我困在山上四天下不了山。饲料快见底了，米糠还剩半袋，玉米碎也不多了，我把鸡的食量减了三成，想着天一晴就下山扛粮。鸡在棚里饿得直叫，放出去也不怎么刨得着食——雨水把土泡透了，虫子都躲得深深的。

第四天傍晚雨小了些，我穿着雨披去梯田下面看鸡。走到半路，看见石埂上排着一溜东西——三只死老鼠，身子还软和，像是刚断气不久。整整齐齐地码在石埂凹槽里，老鼠头都朝着鸡棚的方向。

我蹲下看了半天。老鼠身上没有咬烂的痕迹，像是被什么咬住脖子一下毙命的。山里黄鼠狼抓老鼠不稀奇，但把猎物排成一排码在石埂上，还是朝着我的鸡棚——这怎么看都像是有意的。

我直起腰来朝栗树那边望。雨丝斜斜地织着，树影湿漉漉的，没看见它。但我知道是它。

那天晚上我拌料时多加了两把玉米碎。鸡们埋头猛吃，整个棚里都是笃笃笃啄食的声音。

又过了几天我下山扛了五十斤玉米碎上来，顺便跟镇上杂货铺的老陈聊起这事。老陈在雾岭脚下住了六十多年，从前也养过鸡。他听完我说的，把烟从嘴里拔出来，眯着眼在烟雾后面看我。

"栗树底下那只？背上有红纹的？"

"对，尾巴尖带白毛。"

老陈把烟又塞回嘴里，慢慢抽了一口，吐出来，才说："那只怕有十来年了。我养鸡那会儿就见过它。那时候它在坡上的老坟地里做窝，后来坟地迁走了，它搬到栗树那边。"

"它不偷鸡？"

老陈摇摇头："不偷。那时候我鸡棚散养着，它天天从棚后头过，鸡看见了连叫都不叫一声。倒是我那棚子那年闹耗子，被咬死了十几只小鸡——后来有一天早上，我在棚门口发现一排死老鼠，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他弹了弹烟灰："我爹从前说过，黄鼠狼这东西分两种。一种是偷鸡的，嘴馋，见血就红眼。另一种是守鸡的——也叫山仙，它跟鸡住一个地盘，就不许别的东西来祸害。这只大概就是守鸡的那路。"

我半信半疑。但在山上住了半年后，我信了。

那年秋天山上闹了场蛇灾。大概是天旱，蛇都从谷底往上走，梯田里老是能看见蛇蜕。先是丢了几颗蛋——蛋壳碎在窝外头，里头被吸空了，薄薄一层膜耷拉着。是蛇。我把鸡棚四角的缝隙又堵了一遍，用石灰在棚外围了一圈白线。消停了几天。

但有一天傍晚，我收完蛋往回走，听见鸡棚背后传来一阵嘶嘶声和爪子扒拉的声响。我绕过去一看，一条足有两米长的乌梢蛇正盘在棚后的排水沟里，身子弓起来，蛇信子一吐一吐的。对面站着那只老黄鼠狼，背拱着，毛都炸起来了，龇着牙发出低低的那种"咝咝"声——不是蛇的咝，是喉咙里含着一口气硬逼出来的声响。

乌梢蛇比它长三倍不止，身子粗得像小孩胳膊。但黄鼠狼寸步不让，两只前爪死死按在地上，尾巴笔直地竖着，像一面旗。蛇往前探了一下，它的爪子就往前挪半步，嘴里的咝咝声更急了。

我抄起一根木棍冲过去。乌梢蛇见我来了，嗖地一下就钻进排水沟的裂缝里没了影。黄鼠狼慢慢收起身上的毛，回头看了我一眼。它的胸口还在剧烈起伏，刚才那一阵对峙耗了它不少力气。我蹲下来，它在原地站了两秒，然后迈着小碎步走过来，在我鞋面上蹭了一下——就那么一下，轻得几乎没有重量。

然后它转身往栗树方向走了。尾巴拖在地上，蓬松的一团，尾巴尖那一小撮白毛在暮色里一晃一晃的。

那之后我对它的态度彻底变了。每天拌料的时候多拌出一碗，放在栗树根底下那个凹槽里——它知道那是给它的，有时候当天吃，有时候隔夜才来，凹槽里的食总是慢慢变浅，到最后什么都不剩。

它仍然每隔三四天出现在栗树底下。但位置变了。以前它趴在树根朝外的那一侧，远远地看着梯田。入秋以后它挪到树根朝着砖房的那一侧，我坐在门口喝茶剥花生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见它。它还学会了等我——有时候我忙完一天坐在门槛上歇脚，往栗树那边看，它就蹲在那里，尾巴盘着，脑袋微微歪过来。

我们就这样隔着一块梯田对望。它不靠近我，我也不靠近它。山里的天黑得早，傍晚雾一上来，栗树的轮廓就模糊了。但我知道它在。就像它知道我在。

那种感觉很奇怪。一个人住在深山里，方圆五里没有第二户人家。白天有鸡陪着，闹哄哄的倒也热闹。但到了傍晚鸡进棚了，山一下就空了——风灌进来，把砖房的铁皮顶吹得嘎吱响，树林深处不时传来一声鸟叫，拖着长长的尾音，像谁在叹气。那种空不是寂寞，是另一种东西——是山本身在呼吸，而你是它呼吸里一粒细小的尘埃。

但知道栗树底下蹲着那个小东西的时候，那种空就被填上了一点。像一床薄被，不够暖和，但至少盖着了。

深秋的时候我下山办事，走了两天。回来时是傍晚，雾岭满山都是红叶，夕阳把整面山坡烧成了暗红色。我背着包爬上最后一道坡，远远看见砖房门口的石阶上蹲着那团黄褐色的身影。听见我的脚步声，它站起来，抖了抖毛，往栗树那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我一眼。

它在等我回来。这个念头撞进我心里的时候，我站在石阶底下愣了好一会儿。山风把老槐树上的枯叶吹落在我肩上，一片一片的，轻得听不见声音。

那天晚上我破例把它吃饭的碗从栗树根底下挪到了门口。它半夜来的，吃了碗里的玉米糊，然后蹲在门外的石板上待了一小会儿。我隔着窗户看见它的身影——月光把老槐树的影子投在地上，它蹲在树影边缘，背脊上那道褐红色的纹路在月色里几乎成了黑色，只有尾巴尖的白毛亮着，像一小片落在地上的月光。

入冬以后雾岭冷得厉害。鸡棚里加了保温灯，我用旧棉被把棚壁裹了个严实。那老黄鼠狼的毛也厚了不少，蹲在栗树底下的时候看起来圆滚滚的一团。我给它搭了个小窝——其实是旧木箱改的，里面垫了干稻草和旧毛衣，放在栗树根背风的那一侧。它一开始不进去，在箱口转了几圈，闻了闻，走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一看，稻草上有个卧过的凹痕，几根褐红色的细毛粘在毛衣片上。

它睡了。

那年冬天是雾岭近十年最冷的一季。腊月里连着下了四天大雪，漫山遍野白得晃眼。梯田埂子被雪盖住了，鸡不放出去，都挤在棚里取暖。我每天铲出一条从砖房到鸡棚的路，雪堆在路两边，比我膝盖还高。

雪天没有虫子，老鼠也少了。我担心老黄鼠狼找不到吃的，每天在那碗里多放些料，有时候掺点剁碎的鸡杂。它每天早上来吃，吃完蹲在木箱门口看一会儿雪，然后钻进箱子里睡了。

腊月二十三那天傍晚，我去栗树底下的木箱边放食，发现它没在箱子里。我喊了一声——没有回应。雪还在下，纷纷扬扬的，把栗树的枝丫压得低垂着。我在附近找了一圈，没看见它的脚印。雪面上只有我自己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各个方向散开。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窗户外面雪光映得屋里发白，我披了棉袄坐起来，手电筒的光柱在雪夜里扫来扫去——栗树底下，木箱旁边，老槐树下，鸡棚周围。雪还在下，手电光里的雪片密密麻麻的，像一大群白蛾子扑过来。

我穿上靴子出门。雪已经没到脚踝了，踩下去嘎吱嘎吱响。手电光在雪面上晃着，忽然在鸡棚背后的排水沟边上定住了。

一个黄褐色的身影蜷在沟边的石缝里。它的毛上结了一层薄冰，被手电光照着亮晶晶的。尾巴松松地垂在身侧，白毛尖沾了泥。我蹲下去，凑近了看——胸口还在微微起伏。它半睁着眼看我，那只左眼有点睁不开，眼睑红肿着，像是跟什么打过一架。

我脱了棉袄把它裹起来捧回屋里。它轻得吓人——皮毛底下就是骨头，细细的肋骨隔着毛衣都能摸到。它在棉袄里缩成一小团，身子还在发抖，抖得很轻很快，像一片被风吹着的枯叶。

我把它放在灶台旁边的草窝里，生起火来。灶膛里的柴噼啪响着，火光映在它身上，结了冰的毛慢慢化开，一滴一滴地往草窝里渗水。我用棉布巾子把它的毛擦干，又煮了一小碗热米汤放在灶台上晾着。它缩在草窝里闭着眼，呼吸渐渐匀了。我伸手试探着摸了摸它的背脊——毛干了之后软软的，顺着那道红纹摸下去，能摸到肋骨一根一根的，像一串小念珠。

凌晨三点多，它睁开眼，挣扎着爬起来，凑到灶台边的碗沿上喝了几口米汤。然后原地转了两圈，重新缩回草窝里。我守在灶台边打盹，半梦半醒间感觉有什么温软的东西蹭了一下我的手背。

第二天雪停了。天晴得刺眼，阳光把雪地照得白花花的。老黄鼠狼从草窝里出来，在屋门口站了一会儿，晒了会儿太阳。我端了碗煮熟的碎肉放在它面前，它吃了几口，然后慢慢走出去，在雪地里留下一行浅浅的、细碎的脚印——往栗树那边去了。

木箱里的稻草我重新换了一茬，新塞进去几件旧棉衣的碎片。它当天傍晚回来了，钻进去就没出来。第二天早上我在箱口放了一把花生米，被吃了。

那个冬天过去之后，我们之间有了新的默契。它不再只在栗树底下蹲着了。有时候我坐在门槛上啃玉米，它就过来蹲在我脚边，尾巴盘起来，安安静静地陪着我啃完。开春后鸡苗放出去刨食，有几只小母鸡胆子大，敢走近它三步之内了。它看都不看它们一眼，继续趴它的，像一块长在门口的老树桩。

我渐渐地不再叫它"那只黄鼠狼"，也不再叫它"老黄"。我在心里叫它"老邻居"。住在山上的人，有个邻居不容易，哪怕它四条腿、带尾巴、不会说话。

第二年夏天，来了一场大暴雨。山洪从谷底卷上来，梯田下方的护坡被冲垮了一截，鸡棚进水了半尺深。我连夜把鸡往高处赶，一笼一笼地往砖房方向搬。大雨里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手电光穿不透雨幕，我跟瞎子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忙活。

忙到后半夜，鸡终于都挪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浑身湿透地瘫坐在门口喘气，忽然看见雨幕里亮着两点幽绿的光——老邻居站在暴雨里，浑身湿淋淋的，毛贴在身上显得瘦了一大圈。它嘴里叼着什么东西，蹚着没过脚踝的泥水走到我面前，把嘴里的东西放在石板上。

是一只小野鸡的雏鸟，湿透了，但还活着。它用鼻尖把雏鸟往我的方向推了推，然后退了两步，蹲在雨里看我。

我伸手把雏鸟捧起来，小家伙在我手心里发抖。我再抬头时，老邻居已经不见了。雨幕里那两点绿光消失了，像两盏被风刮灭的灯。

那个夏天我添了一只野鸡。养在砖房里的纸箱里，喂泡软的小米和剁碎的菜叶。老邻居有时蹲在门槛上往里看一眼，然后转身走了，尾巴尖的白毛在门框边一闪一闪的。

入秋的时候野鸡长齐了毛，会飞了。我打开窗户，它扑棱棱地飞走了，落在栗树枝头叫了几声，然后消失在黄昏的山色里。老邻居那天不在门口。但傍晚我到栗树底下放食的时候，碗边多了一根野鸡的尾羽——长长的、花色的、在夕阳里闪着金属的光。

我捡起那根羽毛看了看，笑了，把它插在砖房门框的缝隙里。每天进出都能看见它，红绿相间的，风一吹轻轻晃。

又过了一年。我在雾岭养鸡的第三个年头，山脚下的公路动工了。推土机轰轰地开进来，山脚的林子砍了一大片。镇上的干部来统计，说这条路要修到山顶，到时候我的砖房可能得拆——规划上是观景台。

我坐在门口，看着推土机在远处冒着黑烟。老槐树的叶子被震得唰唰响。老邻居蹲在栗树底下，尾巴盘着，两只小眼睛望着山脚的方向。它大概也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要来了。

但我没等到拆迁。那年冬天特别冷，冷得雾岭的泉水都冻了。我早起铲雪时去栗树底下放食，碗里的玉米糊冻成一坨冰疙瘩。木箱里的稻草被压出一个浅坑，但坑里是空的。

第一天没来。第二天没来。第三天我撬开冰层往木箱里添了新稻草，傍晚去看——没动过。第四天我沿着栗树周围的雪地找了一圈。雪面干干净净，只有野兔和山雀的爪印。

老邻居不见了。

我在山上的最后一个月，把鸡陆续处理了。棚拆了，铁丝网卷起来堆在墙角。砖房里的东西一箱一箱装好，等着山下的车来拉。临走前一天傍晚，我一个人坐在门槛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翻旧了的县志——从前任护林员留在抽屉里的。

我随手翻到"物产"那一章，有一行铅字写着："黄鼬，俗称黄鼠狼，尾长七八寸，尾尖有白毫者为异。山中老者言，白毫黄鼬寿可及廿载，识人性，守山域，不与俗兽同。"

二十载。如果老陈十几年前就见过它，那它差不多到了这个寿数了。

我合上县志，抬头望了一眼老栗树。冬末的枝条光秃秃的，在晚风里轻轻摇晃。树根底下那个凹槽还在，碗让我收起来了，但我最后那天还是捏了一小撮玉米碎撒在凹槽里。不一定回来吃吧。万一呢。

砖房门框缝隙里那根野鸡尾羽，我取下来带走了。现在它插在我城市公寓书桌的笔筒里，跟一堆圆珠笔和回形针挤在一起。偶尔夜深人静我加班累了抬起头，看见那根羽毛在空调的风里轻轻晃动，就会想起雾岭的傍晚——夕阳把山坡烧成暗红，栗树的影子拖得长长的，树根底下蹲着一团黄褐色的身影，尾巴盘着，脑袋微微歪着看我。

那个冬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它。但我不觉得它死了。山那么大，林子那么深，一条路开不进去的地方多的是。它可能是挪了窝，搬到更高的地方去了——搬到推土机够不到的地方，搬到水泥铺不到的地方，搬到雾岭最深处、连山风都要绕道走的地方。

我偶尔会梦见它。梦见它的背影在栗树底下慢慢淡下去，尾巴尖那撮白毛亮到最后，像一小片月光落在树根上。梦见暴雨夜里两点绿光从雨幕里浮出来，湿淋淋的，嘴里叼着活的东西。梦见冬天灶台边草窝里那团蜷着的温热，我的手背被什么轻轻蹭了一下。

醒来之后我有时候会想，它守了我三年，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座山要变，人要搬走，日子要换一种过法了。所以它才在暴雨夜把那只野鸡雏鸟叼给我，像一种交接。

也可能什么都没想。它就是一只老黄鼠狼，活了很多年，碰巧住在栗树底下，碰巧不偷鸡。我给它吃的，它给我守山，我们两个在山里搭伙过了三年，风来雨去的，谁也不欠谁。

但门框上那根野鸡羽毛还在。笔筒里插着的，风一吹就晃，一晃就闪着光。

有时候我下班走在城市的人行道上，身边车水马龙灯火通明。我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四下看看——所有人都在赶路，没有人蹲在树根底下等我。

我就继续走。

但我知道雾岭的雪还在下。栗树的枝丫被雪压弯了，树根底下那个凹槽被雪填平了。也许明年春天雪化了，凹槽里会长出一丛新的草。也许有一只新的黄鼠狼从更深的山里走出来，闻见那个凹槽里残存的气味，停一停，然后换个方向走了。

山还在。栗树还在。门框上的羽毛还在我这儿。

老邻居不在了。但它的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