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年过五旬毅然参加长征，他被毛主席亲切称为好朋友，建国后出任贵州副省长的故事！
1905年深秋，贵阳城的晨雾还没散尽，27岁的周素园合上一本《国民报》，对父亲低声说：“中国若要自立，总得学会新的道理。”父亲抬头望他，叹道：“书生救国，路远山高。”这句对答，在家中昏黄的灯火里回荡，却像暗号，把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求索写进了他的后半生。
甲午败局的阴影尚未消散，贵州乡镇的私塾里已经传进了“变法”“立宪”这些新词。出身小地主家庭的周素园本可安稳守着几亩薄田，但他偏要往外走。1906年，他与友人筹资创办《黔报》，鼓动“开民智、强国势”。纸张粗糙，油墨刺鼻，却挡不住乡人排队买报，茶馆里议论纷纷。有人直言：“写这些字，小心惹祸。”他笑答：“祸大过国难？那就不写亦难安睡。”
辛亥风雷在1911年掀起，他与“自治学社”的同伴策划响应武昌起义。局势瞬息万变，清廷余部反扑，贵州城内枪声整夜不断。起义受挫后，周素园狼狈西走，在蜀中靠给报馆写稿度日。流亡岁月逼他思索：改良终究不够，旧框架补不住新裂隙。
1923年，他把全部积蓄带到上海。外滩的洋楼、书店里的《共产党宣言》、工人夜校里激烈的辩论，一齐推开了新的世界。那些“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的词汇，像火星一样落在他的纸页上。一年后，他抱着一箱马恩列宁著作回到毕节，一面教书，一面秘密讲学。乡亲不懂他为何“读那些洋书”，他只说：“要知天下事，总得看得远。”
1931年“九一八”震惊全国，山城里的人奔走相告。周素园联合旧部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同志会”，誓言“哪怕一把土枪，也要守山河”。然而，蒋介石对内“剿共”远胜对外抗敌，组织屡遭封禁。几年间，他的书被查抄，他本人被列为监控对象。到1936年春节，红军先头部队出现在毕节，城门内外同时戒备，局势剑拔弩张。
红军筹粮，县绅闻风丢弃宅第而逃。周素园却没有躲，他把地契主动交出，还请红军进屋避寒。王震和几名将领上门致谢，见书架上摆着《国家与革命》《农民问题》，惊讶地问：“老先生也读这些？”他笑着摆手：“书是要救人的，何分党派。”王震当即邀请他同行北上。那年，他57岁，本可颐养天年，却写下决心书，说要“最后一次用脚投票”。
长征的艰苦难以言说。雪山下，冰风直灌胸口，他步履蹒跚。任弼时把自己的毡帽递来，“老先生，顶上风。”他推辞不及，只得收下。过草地时，干粮见底，他悄悄把最后一块炒面塞给小通信兵。夜色里，战士劝他休息，他摆手：“你们先睡，我读两页书压压惊。”微弱篝火旁，书页翻动声与远处的狼嗥交织，仿佛在提醒众人：信念比饥寒更能支撑人走下去。
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在窑洞里同他促膝长谈。毛主席握着他的手，笑说：“又见到老朋友，很高兴。”周素园回答：“能与同志们并肩走到这一步，此生无憾。”此番认可，使这位年逾花甲的老秀才更坚定了理想。随后，他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授课，专讲《共产党宣言》，学员私下称他“周先生的黑板最亮”。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八路军南下，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奔走乡间筹集粮秣。19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加强控制，他在家乡被暗中监视，出入都要登记。闭门岁月里，他着手整理《长征日记》，常自嘲：“写写当年辛苦饭，权当磨练心性。”
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入贵阳。消息传来，他拄杖立在院口，对邻居说：“这回总算盼到了真救国。”翌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请他出山，协助重建贵州省政务。那时的贵州百废待兴，山路泥泞，物资匮乏，他却四处奔走，为少数民族地区开办小学，为茶叶、烟草找销路。省里干部回忆：“老周随身带的不是手枪，而是放大镜——他到哪儿都掰开账本细看，一毛钱也不含糊。”
1951年，他赴京参加政协。中南海再次响起那句问候：“周老，好朋友来了！”毛主席笑意满面，指着桌上的新书请他先翻阅。会后，他给贵州写信，提议修筑成昆铁路，改善西南交通。提案字迹娟秀，语言却干脆：“不通路，谈建设无从下手。”这些建议后来被采纳，成为西南交通规划的重要参考。
1964年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终年85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在那只旧木箱里发现依旧整齐摆放的马列著作，书页泛黄，却无一缺页。陪伴他走过雪山草地的羊皮口袋也在，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批注。家人轻轻展开，字迹斑驳，却仍可辨出一句话：“路长，但心中有光，步步皆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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