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随周总理会见外宾，一句严肃的自我介绍，岂料惹现场齐声叫好

1960年仲春的一个午后，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灯火通明。几位外宾刚刚落座，忽见周总理身旁立着一位身材瘦削、神情端肃的中年男子。代表团中有人低声询问这是哪位部长，主持人还没开口，周总理侧身示意：“这位是爱新觉罗·溥仪，曾经的中国末代皇帝。”话音刚落，主宾席顿时安静得能听见衣角摩擦声。

溥仪向众人微微颔首，随即用缓慢而铿锵的声调开口：“过去的溥仪已经永远离开了，现在站在各位面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翻译将这句话转述之后，一桌子洋面孔先是愕然，旋即爆发出热烈掌声。几秒后，连周总理也抬手鼓了两下，气氛迅速热络起来。没人想到，这名曾经的“九五之尊”会以如此方式宣示新身份。

为什么末代皇帝能坐在总理身边接待外宾？故事要从1959年冬天说起。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礼堂里悬着鲜红横幅，屋外寒风凛冽，屋内却是屏息以待的热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刘春生副院长手持厚厚一沓文件，第一个名字出口就让场内炸雷般响彻——“爱新觉罗·溥仪！”十年劳动改造后，他被列入首批特赦名单。

溥仪从椅子上站起来，喉咙像被什么梗住，半晌才接过特赦书。文件上写得清楚：五十四岁，关押十年，已确有悔改表现，准予释放。那一刻，他先前所有关于帝王的记忆仿佛翻页般合上，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回到座位时，他伏案疾书，写下感恩信，字里行间满是“愿为人民效劳”的决心。

五天后，也就是12月9日，蒸汽机车载着他回到久别的北京。四弟溥杰和五妹韞媖在月台守候，三人手握在一起，喊了声“大哥”，便已泪眼婆娑。安顿下来后，溥仪被安排暂住在弟妹家。第二日清晨，他拎起扫帚跟着邻居打扫胡同，结果因不熟路，误闯旁人院落，被热心大娘笑着送回。这种平凡的温情，让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同胞”二字的重量。

特赦战犯需先参加社会劳动。周总理与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商量后，让溥仪去北京植物园实习。浇水、翻土、记录生长曲线，活不算重，却要耐心。最初他谨小慎微，怕给同事添麻烦，然而接连几次小伙子们帮他搬肥料、递茶水，昔日皇帝抿嘴笑着回礼——那是改造十年里少见的轻松。

一年光景，溥仪不仅学会嫁接梅花、扦插月季，还彻底告别了多年失眠。1961年初，他被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月薪从36元涨到105元，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同事，他主动提出捐出一部分，办公室的同志劝道：“自己也要过日子。”

就在这段时间，周总理多次带溥仪出席外事活动。外宾们对这位“活历史”充满好奇，周总理每次都以同一句话介绍：“这位先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如今是共和国公民，他叫溥仪。”而那句“过去的溥仪已死”在好奇者面前屡试不爽，次次引来掌声与赞叹。

工作之外，溥仪的婚事也被列入安排。1962年初春，毛主席与周总理同席家宴，几盘家常菜端上桌。毛主席夹起一块苦瓜递过去，笑问：“于公民溥仪，味道如何？”略带苦涩的滋味让他蹙眉，却仍答“挺好”。见状，毛主席顺势提起婚姻：“做人得有个家，皇上也要成亲嘛。”这一席话让溥仪既惶恐又感激。

不久，政协的老同事周振强拿着一张护士的合影来“做媒”。姑娘名叫李淑贤，出身书香，性子爽朗。几次见面，溥仪发现她不但不拘礼数，还会拿他当寻常朋友调侃。“你别老一口一个‘贫僧’，咱们都新社会人了。”她笑言。终于在1962年秋，二人登记成婚。主婚人是七叔载涛。没有龙袍，没有銮驾，只有一身朴素中山装与一束白花。

婚后，溥仪常拎着菜篮子去医院接妻子下班，晚饭后写作《我的前半生》，把旧年月打包封存。他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时，手捧证书，悄声说了句：“这辈子，算是真实地活过了。”身边记者没听清，再问时他已笑而不答。

然而病痛悄悄袭来。1964年秋，溥仪出现持续性血尿，被诊断为肾癌并发尿毒症。周总理紧急召集协和医院、北医三院专家会诊，试图延缓病情。手术、透析、化疗，一轮接一轮，他却很少喊疼。1967年10月17日清晨，监护仪的曲线终究归于平直，终年61岁。

家属一时无措。清室祖制有陵寝，然而新中国公墓制度已成。全国政协请示后，周总理批示：全部从宽，尊重家族意愿处理。李淑贤与溥杰商量：不建陵，不铺张，火化。10月19日，八宝山炉火熊熊，院外自发送行的百姓排了百余米长队，悄声议论：“昔日皇帝，如今也是咱们的同胞。”

骨灰暂厝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铭牌写着“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溥仪”。直到1980年夏，追悼会才在政协礼堂举行，四百多人肃立默哀。1995年，遵照家属决定，骨灰迁至遵化华龙皇家陵园，离光绪陵仅两百余米，隔墙相伴。

从紫禁城太和殿到抚顺高墙，再到人民大会堂的会客厅，溥仪身上贴着的标签一次次被撕下又重贴。人们议论他的一生，也记录国家的脚步；而那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在无数次掌声中被岁月镌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