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流入1381人、流出1198人……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格局变了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倪思洁

6月23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基于爱思唯尔Scopus全球科研数据，对过去两年全球顶尖科学家的跨区域流动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洲际、国家、城市及学科等多个维度刻画其流动格局及在流动过程中形成的合作网络。

报告显示，在科技全球化深入推进、国际科研合作网络持续织密的时代背景下，兼具广泛学术影响力与卓越创新能力的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与协同正成为重塑全球创新生态的关键变量。

“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走向更加开放协同的发展格局，人才竞争的关键不在于‘留得住’，而在于‘流得通’，唯有促进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配置，才能持续激发创新活力，更好服务全球发展。”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辉说。

01

全球顶尖科学家平均职业年龄为19.9年

何为顶尖科学家？报告认为，“顶尖科学家”需要同时满足两项标准，一是“过去十年内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论文的领域归一化引用影响力（FWCI）不低于1或至少有一篇论文进入全球同年度、同学科的前1%高被引文献行列”；二是“在其所属的二级学科中，按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文的引用排名位于全球前2%”。

报告发现，目前全球顶尖科学家的平均职业年龄为19.9年。82.8%的国际流动发生在职业生涯的前30年，其中近半数（47.5%）集中在职业生涯的第11到20年。若以博士平均毕业年龄31岁作为参照，则顶尖科学家高频参与国际流动与合作的年龄区间为42至51岁。

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看来，要想提升人才的配置效率，更理想的国际流动与合作活跃年龄应该在35至45岁。

“技术迭代速度正在改变传统的流动节奏，政策也需要跟上这个变化。要从国家政策层面切实把35岁以下这些年轻科研人员国际流动与合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吴江说。

同时，报告显示，全球流动顶尖科学家以学术机构、医疗机构及企业身份署名的比例分别为99.1%、23.3%和7.2%。超过1/4的顶尖科学家拥有多机构署名记录，跨机构合作特征明显。其中，19.8%为“学术机构+医疗机构”，4.0%为“学术机构+企业”。

王辉表示，顶尖科学家的流动既包含物理空间的迁移，也涵盖智力资源的交融，跨机构署名正是这种智力交融的直接体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姜铠丰指出，当前顶尖科学家面临更多元化的职业选择——高校、科研机构、企业都在竞相邀约顶尖人才。这种多元选择“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组织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平台支持、算力支持，让他们更有机会去解决实际问题”。

吴江指出，在一个专业里耕耘的时代已经过去，越来越多科学问题诞生于跨领域多机构的合作。将来无论是提出问题还是解决问题，多机构合作是必然趋势，交叉学科领域的科学问题会越来越多，复杂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02

对人才的吸引不再是单个城市间的比拼

报告指出，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态势。

在洲际层面，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流入与流出规模均处于高位。亚洲流入2158人、流出2018人，欧洲流入2057人、流出2056人，北美洲流入1901人、流出1908人。全球各大洲流入与流出基本平衡，体现了洲际科研合作的均衡性。

在国家层面，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瑞士、荷兰等国家的流入和流出规模均较为突出。其中，美国的流入规模为1741人、流出规模为1680人；中国大陆流入1381人、流出1198人。

在城市层面，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国际城市间的科研合作密不可分。在流动规模前50的城市中，中国占据10席，合计1681人。其中，北京流入228人、流出222人，上海流入122人、流出109人。多数中国城市的流入和流出规模大致相当，反映出相对稳定的科研生态。

“亚洲人才净流入主要靠的是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其背后是长期的积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送出去近800万留学生，现在大约有75%回流，已经形成一个很好的气候。”吴江说。

在王辉看来，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城市群，展示了区域协同的巨大潜力。未来对人才的吸引不再是单个城市间的比拼，而是城市群综合服务能力、创新网络密度和制度开放水平的较量。他指出，提升对顶尖科技人才的吸引力，需要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推动人才评价、科研经费、社会保障等跨区域互联互通，让人才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03

亚洲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区域内协同效应较强

报告发现，不同区域的科研协同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在基础科学领域，亚洲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内协同效应。在洲内流动方面，亚洲（233人）的规模占全球洲内流动的近七成。聚焦城市层面，新加坡、北京、上海与香港表现出较为活跃的科研合作态势。尤其是近两年来，中国多座城市与新加坡的学术交流比较密集。

吴江认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当前，中国稳定的政策环境、对科学家的政策优惠与支持，以及基础研究经费的大幅增加，共同构成了持续吸引力。此外，“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的搭建也在中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网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的关键在于‘人’和‘生态’。我们还要让科研评价方式更有利于国际合作，在管理体制上‘放权’和‘松绑’，真正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吴江说。

与此同时，报告显示，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全球流动呈现出洲际合作高度均衡的特征。该学科的洲际流动规模为601人，大于洲内的413人。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三大洲的合作占比达到83.5%，且各洲的流入流出基本保持平衡。计算机科学领域也是顶尖科学家参与国际流动与合作活跃度较高的领域之一。

对此，吴江指出，计算机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AI）领域的知识转化得很快，这是该领域流动活跃的基础原因。在谈到中美在AI领域的比较优势时，他表示，美国在知识创新体系方面有集聚优势，中国则在应用场景方面更具优势。

《中国科学报》 (2026-06-26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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