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标本与叙事：拉美艺术家如何重新激活自然历史博物馆

欧洲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又译博物学）的兴起依赖帝国扩张与贸易航线，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动物、矿物标本被采集、运送、保存并陈列于欧洲博物馆。逐渐地，在自然史博物馆这样的大都市机构里，人们认为自己可以在其中掌控、命名并了解世界。而拉丁美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首先，它作为欧洲博物馆标本与图像的主要来源地，帮助建立了欧洲的科学权威；其次，19世纪至20世纪初，新独立的拉美共和国建立本土博物馆与科研机构，视科学为绘制版图、提升经济、欧洲化文化及规范人口的工具。博物馆由此成为实证主义信仰的物质化身，将秩序、进步与普遍真理的理念融入欧式分类与展陈之中。

近年来，一批拉美当代艺术家重新走进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们以艺术作品剖解博物馆的展示逻辑，通过介入收藏和展示技术，重新联结被边缘化的本土和民间知识。

一、多种感知与理解方式共存的空间

启蒙时代以来，视觉被奉为至高感官，其他感官因主观多变而被排除在外，视觉成为了“自然史的可能条件”（福柯《词与物》）。来自厄瓜多尔的艺术家克里斯蒂安·维拉维森西奥（Cristian Villavicencio）的作品恰恰揭示了视觉技术并非客观地揭示自然，而是塑造可见之物，展示了当代艺术家如何重新审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知识结构。在其作品中常常出现化石、甲虫、细菌和植物，以及显微镜、相机、投影仪等这些用于研究生物的视觉技术设备。当观众随着深入细致地观察，作品中精心排列的物品、孤立陈列的标本、系列化的档案等，这些分类体系的确定性就会逐渐开始动摇。

2019年作品《选择》（Selecciones）借用了大学生物系的蝴蝶甲虫标本盒、豪猪和树懒的骨架、浸泡在标本瓶中的蛇、一个3D打印的化石模型。这些物品的摆放遵循博物馆分类的视觉语言，然而，旋转盘、显微镜、视频与旋转投影屏的介入使观众视觉失衡，并由此意识到，科学知识不仅依赖物体本身，更取决于观看的距离、视角与观看方式。这件作品挑战了现代科学中机器与光学技术能够产生客观知识的假设。

不仅如此，“视觉”始终关乎“看见”的权力——甚至也关乎我们视觉化实践中潜藏的暴力（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在2021年的装置《体验的技术》（Tecnologíasde laexperiencia）中，维拉维森西奥将《选择》与一组受西班牙征服之前文物所启发的新作品结合。他将博物馆藏品3D扫描制成陶瓷复制品，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视觉转向声音、运动与身体感知，观众由远观转为亲身参与。他也由此将观众经验与前殖民时期的宇宙观联系起来，在这些宇宙观中，声音、仪式动作以及共振的身体在理解世界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这件装置作品中，科学与先祖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并非对立关系；它们构成了与自然世界互动的平行路径，各自由不同的感官实践和宇宙观所塑造。一度以视觉和分类为中心的自然历史展陈变成了多种感知与理解方式共存的空间。

栖息地立体模型（the habitat diorama）作为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最具标志性的展示技术之一，虽然追求科学精确与自然主义，但展示场景融入了大量戏剧艺术元素，例如封闭舞台、复杂照明和空间叙事手法，并且利用风景画、戏剧灯光、编排的动物动作等手段，呈现出一片完美的自然景象，却“将人类排除在未受破坏的、深邃的自然之外”。在名为“此路、此时、久远的过去”（This Path, One Time, Long Ago，2018）的展览中，智利艺术家罗德里戈·阿特耶加（Rodrigo Arteaga）探讨了当博物馆精心营造的模型幻象开始崩溃时会发生什么：动物、物品与观众不再分隔，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被打破，通过在场景中融入人类文化元素和博物馆基础设施，来破除现实主义的幻象。这些干预揭示了栖息地模型实质是一个人为构建的戏剧空间，而非通向自然的透明窗口。在2017年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中，场景模型处于未完成或正被拆解的状态，观众亦能走入展示空间，场景中散布着动物标本保护罩、存储标签。由此，阿特耶加提醒我们，博物馆陈列只是暂时的安排，而非永久的真理，通过装置强调不稳定性、相互联系以及人与超人类世界关系之间的流变。观众不再以视觉主宰者身份观察动物，而是在共享环境中穿行。

Rodrigo Arteaga,This Path, One Time, Long Ago(2018)

二、以标本再创作解构“科学主义”叙事

动物标本制作（Taxidermy）是一项通过处理并填充动物皮毛以达到逼真效果的工艺。19世纪末期，它在欧洲和北美动物学收藏的扩充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早期环保主义者将此工艺视为守护濒危物种的方式，但这一实践实则充满矛盾：博物馆藏品多依托欧洲帝国式的采集网络与大型狩猎文化，这意味着早期环保主义者也是狩猎的积极倡导者，他们保护自然的行为实则是在维护与狩猎技艺相连的男性至上价值观，因为标本制作是博物馆阻止父权制文明衰落、保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白人文化”的核心手段（哈拉维《泰迪熊的父权制》）。标本既模拟生命又承载死亡，正因这种模糊性，它重新成为了当代艺术中极具争议性的媒介。学者乔瓦尼·阿洛伊（GiovanniAloi）认为，这种令人不安的媒介恰恰为反思人与动物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若19世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立是基于对动物身体的占有，那么，丹尼尔·马尔瓦（Daniel Malva）马尔瓦的图像则强调死亡、腐朽与正在发生的灭绝，使标本从科学掌控的象征转为对一切生物（包括我们自身）脆弱性的提醒。在系列摄影作品《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2009-2014）中，他拍摄了巴西圣保罗州小型博物馆收藏的标本动物、昆虫、骨骼、保存的器官以及甲醛溶液中的标本。他有意打破科学摄影必备的清晰性，用洗发水瓶盖制成手工镜头，拍摄出模糊、褪色、幽灵般的图像，赋予这些标本一种忧郁并承载回忆的质感。它们不再是单纯的科学物件。照片中展示了标本的标签、展示架与玻璃罐、标本部分组织已经分解变色、人为处理造成的损坏，这些存在表明展品并非活物，保存仅是延缓而非阻止其腐烂。

Daniel Malva,Natural History Museum, 2014

与马尔瓦关注标本本身的物质性衰朽不同，巴西艺术家瓦尔莫尔·科雷亚（WalmorCorrêa）将目光投向藏品背后的地缘政治。其代表作《贝尔托尼食籽雀》（Sporophilabeltoni,2018），以一只雀鸟标本为创作源点，这只雀鸟在巴西被捕获后，被送往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科雷亚在抽屉深处发现了这只自19世纪初便被错误分类、无人问津的标本，他为它伪造护照、身份证和飞行员执照，象征性地赋予它巴西公民身份，通过研究与想象重构了这只雀鸟标本的历史。这些戏谑性的操作使一个因科学被猎杀、运往异国、错误标签、遗忘的生命获得了身份认同。通过这一项目，科雷亚揭示了自然历史收藏与殖民探索、科学掠夺及全球知识生产不平等的深层关联。动物标本常被从原产地剥离，集中到欧美博物馆以构建科学权威。通过重构这只鸟的“生平”，科雷亚暗示，即使是标本，也能经由叙事获得某种能动性。

WalmorCorrêa,Sporophilabeltoni, 2018

科雷亚并不从事标本制作，而是利用既有标本进行创作。他对标本“身后事”的兴趣延续至其他作品，尤其是《鸟儿死后去了哪里？》（Where Do Birds Go When They Die?2012）系列之中。他在玻璃罩下构建微型动植物景观，初看自然逼真，细察却可见因螺旋状喙而无法进食的蜂鸟、鸟身鼠头的怪物等不可能真实存在的生物。这些虚构的动物揭示了在标本制作中隐藏在写实性背后的人为痕迹，标本依赖重构乃至拼凑，科雷亚以夸张手法让隐藏的制作过程显形。他的作品揭示，科学知识的生产建立在民间传说与神话之上，同时受审美趣味与商业需求的影响，并非源自纯粹的实证观察。

三、自然史主流叙事的历史文化语境

自19世纪起，博物馆与国家建设紧密相连：绘制领土、编目生物多样性、评估自然资源；科学收藏不仅关乎知识，更关乎土地、民众和生态系统。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陈往往是将化石与动物标本沿进化时间线性排布，呈现出一套人们熟知的叙事——过去解释当下，并指引我们构想未来；又通过玻璃展柜与精心规划的动线，强化观者与展品之间明确的界限。阿根廷艺术家巴勃罗·拉帕杜拉（Pablo LaPadula）的作品《解放的博物馆》（Museoliberado, or Liberated Museum，2021），通过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Montevideo, Uruguay）与邻近的当代艺术画廊合作完成。两个机构同处一栋建筑，结构镜像而功能迥异。这件装置分为“捕获厅”（“Sala deCaptura”）与“逃逸厅”（“Sala de Escape”）。在“捕获厅”中，艺术家汇集了从博物馆借来的显微镜、笔记本、化石、昆虫标本、标本瓶、百科全书，以及科学考察档案。这一空间凸显了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拉丁美洲的历史角色。“捕获厅”中的物品使科学、探险与权力之间的关联变得清晰可见。

Pablo LaPadula,Museoliberado(Liberated Museum), 2021

Pablo LaPadula,Museoliberado(Liberated Museum), 2021

但是“捕获厅”与之形成对比，没有固定的游览路线、单一叙事或定义标签，观众可自由走动、触摸展品并构建自己的解读，揭示博物馆知识是源于展陈惯例与空间布局，并非固有于标本本身。“逃逸厅”深化了这一理念，呈现来自博物馆收藏的动物标本似乎正在逃离画廊。然而，这种“逃逸”是被故意模糊的，这些动物从作为生态系统或进化阶段的代表角色中解放，但它们并未真正获得自由，只是被重新定位在另一个人造叙事——艺术装置之中。正如拉帕杜拉所暗示的，一旦动物被博物馆捕获和保存，就无法回归野外，只能被不同形式的文化所挪用。他试图提醒我们，博物馆不仅是教育空间，更是政治与文化历史的产物。但拉帕杜拉并非纯粹解构，而是将博物馆视为可重新编排、质疑与拓展知识的场域。

结语：艺术重新激活一个充满生机的场所

21世纪的拉丁美洲艺术揭示了掠夺、分类与控制的历史，而这正是该地区各国博物馆实践的核心所在。艺术家们解构展陈手段营造的现实主义幻象，为动物标本及其技艺赋予新意，进而针对欧洲中心自然观，以及自然史在国家和全球想象构建中的作用，开启批判性的对话。通过艺术家构建的新的解释框架，自然历史博物馆成为了一个重新思考物种、环境与知识体系之间关系的场所。拉美当代艺术为自然历史的去殖民化提供了参考：并非一味地排斥科学，而是通过向其他认知方式敞开大门，并将展示空间转化为生态想象、伦理反思以及多物种相遇的空间。

这些艺术家最终所展现的是：自然历史博物馆不仅是一个保存自然的地方，更是一个不断重新诠释自然的地方。通过重新审视其馆藏、技术与叙事，我们不再将博物馆视为一个固定的知识档案库，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充满生机的场所——在这里，人们不断探讨人类如何理解自身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

*文中提到的艺术作品的图片和视频可在以下网站观看：

•https://vimeo.com/508511539

•https://cristianvillavicencio.net/tecnologias-de-la-experiencia

•https://danielmalva.com.br/natural-history-museum/

•https://www.walmorcorrea.com.br/2014-2015-sporophila-beltoni

•https://www.walmorcorrea.com.br/2012-diorama-redomas

•http://www.rodrigoarteaga.com/This-path-one-time-long-time-ago

•https://www.rodrigoarteaga.com/Natural-selection-AirSpace

•https://pablolapa.wordpress.com/museo-liberado-eac-mnhn-montevideo-uy-2021-2022/

乔安娜·佩吉（Joanna Page）：剑桥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教授、艺术、社科及人文研究中心（CRASSH）主任，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FBA），南京大学国际访问学者计划（NJU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Initiative）杰出访问学者。

本文翻译、改写自佩吉教授在南京大学的讲座：“重访自然历史博物馆：拉丁美洲的艺术与生态”，因篇幅有限，引用从略。讲座内容改编自其专著Decolonial Ecologies: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al History in Latin American Art（2023）https://www.openbookpublishers.com/books/10.11647/obp.0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