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出版百年｜朱洪涛：顾颉刚与钱穆的第一次会面

顾颉刚日记中钱穆的名字（钱宾四）第一次完整出现的时间是1929年4月23日：“今晚同席：钱宾四 陈旭轮 沈勤庐 陈其可 王以中（以上主） 予（客）。”请客地点是苏州的城中饭店。顾颉刚日记只有简单记录，没有任何评价性语言。此时顾颉刚在苏州家中，不久北上就任燕京大学教职。钱穆此时是苏州中学国文教师，他在苏州中学任教时间是1927年秋至1930年秋，之后钱穆由顾颉刚引荐任教燕京大学。

《顾颉刚日记》

好事的我稍微查证了一下，首先这城中饭店有些讲究。据资料介绍，该饭店位于苏州市区宫巷内，前身是聚来厅书场，早上卖茶，晚上演出评弹，听众多为商贾、文人。后在原址改建为城中饭店，菜品不错，知识分子宴客喜欢选在此处。黄炎培、孔祥熙均曾在此就餐。日记中的陈旭轮就是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的陈天一，钱穆记载陈天一与他相识，但不密切。1928年2月25日胡适来苏州中学演讲，钱穆记载胡适袖出陈天一信，告诉胡适来苏州有两事不可忘，其中之一便是莫忘一见苏州中学之钱穆。陈天一乃江苏常熟人，1927年至1929年上半学年任教苏州中学，同时也任教东吴大学，1931年任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曾编过一本《世界文学类选》。陈旭轮在1929年的《苏中校刊》发表演讲，谈五四运动可资纪念的两种精神，一是民族精神的初醒，二是思想革命的曙光。这与钱穆所持五四轰毁传统的看法相异。但有一疑问，若说陈旭轮字天一，笔者查阅数种资料，只有极少量资料提到他字天一，但这明显不确。查阅《常熟文史》第2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学习和文史委员会，1999年10月）介绍，陈旦，字旭轮，未见字天一。《苏中校刊》教职员身份信息介绍也是陈旦，字旭轮。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所记经历与陈旭轮生平又高度重合，结合《苏中校刊》《顾颉刚日记》以及钱穆叙述，陈旭轮与陈天一为同一人，只是钱穆为何称陈旭轮为陈天一，目前不得而知。

沈勤庐即沈维钧，1928年至1929年任教苏州中学。王以中乃王庸，无锡人，曾求学于清华研究院，1928年下半学年任教苏州中学，但只任教一个学期便离开。但王庸好友浦江清1928年9月8日记载，王庸此时在南京一中学任教， 每周功课十一二小时，至1929年2月王庸还在南京教书（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6页）。有一种可能是王庸南京、苏州两地兼课，但会很累。陈祖源，字其可，他是吕思勉的学生，1927年至1928年任教苏州中学，教授历史课，后留学法国获得博士学位。（陈旭轮、沈勤庐、陈其可、王以中的任职情况来自苏州中学《前任教职员任期久暂表》，《苏中校刊》第78、79两期合刊，二十一年度下学期）这样看下来，顾颉刚所记同席吃饭之人都是苏州中学老师。毫无疑问，这是苏州中学老师专门宴请顾颉刚的晚宴。地点经过精心挑选，客人只有一位，可谓相当隆重。唯一的遗憾就是不知他们所谈何事。

在此次会面之前的1929年4月15日，沈勤庐来访过顾颉刚。顾颉刚当天在苏州中学做了一场题为《对于苏州男女中学的史学同志的几个希望》的演说，演讲稿发表在《苏中校刊》1929年第二十一、二十二合刊上。文中介绍了近年来新史料的发现，顾颉刚告诫学生，研究历史要重视一手资料，除此之外，还得拓宽“历史的新领土”，重视“民间的风俗文艺的搜集”。希望苏州中学学生一是研究近代史，一是研究苏州史。这一天钱穆有没有在场聆听，顾颉刚和钱穆都没有记录，但钱穆应有所风闻。

顾颉刚，摄于1936年。

1924年9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前排左起：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二排左起：孙伏园、顾颉刚、马衡、沈兼士、胡鸣盛。三排左二为胡适。

在钱穆的记载中，他对顾颉刚早有关注。钱穆在无锡三师（1923年秋至1927年秋）教书之时，《古史辨》刚刚问世，钱穆便与好友兼同乡施之勉“畅论”过顾颉刚的著作（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23页）。钱穆任教苏州中学，担任的是国文科首席教师，其中面向高中普通科开设了一门选修课程“国学问题”。教学目标是以“最近国学界上讨论的几个问题使能明了依著作时代潮流研究国学的门径和标的”（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编：《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学程纲要》，苏州三元坊苏州中学总部发行，1930年1月，“国学问题”学程纲要部分，从课程讨论的问题和钱穆本人研究方向来看，笔者判断这门课很有可能是钱穆主讲），具体讨论以下话题：古史辨、古史讨论集要、经学上的今古问题、尚书老子左传国语屈原竹书纪年诸书之真伪、井田辨、汉族西来说、甲骨钟鼎篆籀的问题、诸子不出王官辨、名墨同异辨、墨翟姓名籍贯辨、阴阳五行之起源、东西文化根本上之辩论等。依据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在《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学程纲要》所写前言透露信息看，该校初高中学段的学程纲要草案在1929年冬已经完成。那钱穆草拟的“国学问题”学程纲要大约也是在此时期拟就。这份纲要关注的话题都是当时民国学界讨论的热门问题，牵涉的学者至少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胡适、梁漱溟、顾颉刚、蒙文通等。以顾颉刚而论，此时作为名声大噪的史学家，中学教员的钱穆无论在私底下还是日常教学都给予了很大关注。补充一点说明，当时苏州中学的学程纲要上还有“国学概论”“古书示要”“文字学”等选修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就是教师本人学术研究的延长。和同时期其他中学相比，再系统翻翻《苏中校刊》，若以今人眼光看当年的苏州中学国文教学，其实已远超国文教育的基础水平，有一种小中文系的感觉。

沈尹默题签的《古史辨》第一册封面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手稿

顾颉刚与钱穆的第一次见面，钱穆的笔下与顾颉刚日记所记不同。钱穆说的是陈天一偕顾颉刚来他住处，顾颉刚见钱穆桌上有《先秦诸子系年》书稿，顾颉刚问其可否带回家详读，钱穆答允。数日后钱穆与陈天一回拜顾颉刚，顾颉刚说，“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顾颉刚言外之意是《先秦诸子系年》写得很不错，因此打算给中山大学朱家骅推荐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41页）。这里有一个疑问，顾颉刚此时是否像钱穆所言读过《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呢。顾颉刚日记明确记载《先秦诸子系年》是1939年6月15日，“看宾四《战国诸子系年》”。对此书有很高评价是1939年7月2日，“宾四《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读之羡甚，安得我亦有此一部书耶？”。顾颉刚对《先秦诸子系年》的佩服还不止一处表露，1953年11月25日日记：“宾四《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实甚精密，为不朽之作，虽有许多主观之见，无害其为大醇。”（《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七，中华书局，2011年，474页）相较1939年的评价，顾颉刚此时读得更仔细，虽觉得书有些问题，但无改经典的性质，可以想见顾颉刚是真心佩服钱穆这本书。钱穆这本书有考证，但眼光很大。这种细针密镂似的研究要拿顾颉刚的著述来一类比，恐只有晚年的《尚书》研究了。

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

不过1929年的顾颉刚日记从未记载有关《先秦诸子系年》的信息。这一对钱穆如此重要的讯息，在1929年的顾颉刚日记里竟然付之阙如。顾颉刚不记不代表他一定没看过《先秦诸子系年》。在1953年9月30日的日记中，顾颉刚承认是看了《先秦诸子系年》才介绍钱穆去大学教书。顾颉刚这个时候的回忆只可做一参考，因为他后面回忆1943年作献九鼎铭文是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极不信仰”（《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七，449页），这就完全不是事实了。所以考虑顾颉刚1953年回忆的语境有可能证明顾颉刚1929年读过，其实更大的可能性是两人会面谈过先秦诸子相关话题。仔细对读双方的文字，两人所记所写仍有不少出入。

顾颉刚所记与钱穆另一次会面是1929年7月22日：“到草桥中学，访钱宾四，王以中，略谈。”草桥中学即为苏州中学，因为此前苏州中学合并了草桥中学变成自己的初中部。比对钱穆的叙述：“又一日，天一又偕顾颉刚亲到余室，是亦为余与颉刚之第一次见面。”（《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41页）顾颉刚亲到钱穆室，有可能是这一次，但看顾颉刚记录似单人独往拜访钱穆，陈天一并不在场，以顾颉刚写日记的特点，如果有陈天一他不会不记。8月4日，“卫聚贤与钱宾四偕来，同到青年会吃饭。饭毕，到大陆饭店小坐”。这两次所谈何事不得而知。8月5日，钱穆拜访顾颉刚，“宾四，旭轮留看书画”。另一次顾颉刚、陈天一、钱穆三人同在的场面是1933年8月25日，这显然已经不是他们初识阶段了。8月5日的会面有陈天一在场，但顾颉刚没记载《先秦诸子系年》的事情。8月6日，顾颉刚到苏州中学访校长汪懋祖，“商宾四到粤事”，然后顾颉刚到天赐庄访陈旭轮，不遇，之后顾颉刚与钱穆等人在公园会面游玩。此时顾颉刚对钱穆的学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源于之前的接触，便想将其从中学推荐到大学任教。

依照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的叙述，他与陈天一一同拜访过顾颉刚，可能是顾颉刚记的1929年8月5日。这是钱穆笔下的第二次见面，这第二次会面是“隔数日”，这样推算第一次见面可能是7月底8月初。钱穆所认为的第一次见面很可能是7月22日。5日的见面顾颉刚才可能会讲钱穆更适合在大学教书的话。

钱穆

假设顾颉刚真对钱穆讲过他应当去大学教书的话，我们得给顾颉刚这句话注入更多的语境。此时的顾颉刚想着离开中山大学，另谋高就，只是实在架不住朱家骅的苦苦挽留，才没有说走就走。相距顾颉刚建议钱穆到大学任教这句话，最近的一次挽留是1929年7月30日：“戴校长仍不能爽快答应我辞职，朱校长则仍力留，奈何！”（《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308页）所以当顾颉刚回家乡苏州小住，如钱穆所言看了《先秦诸子系年》，了解之后，很快在第二天（8月6日）就和汪懋祖提出请钱穆任教中山大学。从顾颉刚这方面讲，朱家骅挽留顾颉刚，无外乎担心没有合适的人选继任，顾颉刚就此把钱穆推荐给朱家骅，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一方面顾颉刚看出钱穆并非泛泛之辈，算是交了一个学术上的朋友；另一方面对“助之甚厚”的朱家骅也好有一个交代。那从钱穆这面来讲，到了晚年还记得顾颉刚给他说过的这句话，这自然是对自我认知的一种坚强确认。钱穆的确非池中之物，苏州中学笼罩不住他的史学才华。但钱穆的才华放在当时苏州中学的同事中，也并未显得极为特出。以他当时苏州中学的同事为例，国文科就有三位教授，分别是吴梅、陈去病、季崇元。吴梅历任东吴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教授；陈去病历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全国多所大学教授；季崇元是金陵大学教授（金德门主编：《苏州中学校史（1035-1949）》，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21页）。此后进入大学教书的并不乏人，且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如杨人楩、吕叔湘、沈同洽等。以校长汪懋祖为例，汪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就任苏州中学校长前就有在大学教学、行政经验。汪懋祖此次出掌苏州中学，是辞去大学教授及江苏省督学的身份而一力办学。也就是说，此时的苏州中学乃藏龙卧虎之地。

民国时期中学、大学老师之间的流动其实相对自由，不少文史学人都有中学、大学任教经验，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即是。只是今人读钱穆此一处叙述，会以为钱穆极为厉害，更会将当下中学与大学教师之间鲜见流动的情况，比附于钱穆这一例子身上，并产生移情式想象，发出顾颉刚雅量洪深、慧眼识人，钱穆才华横溢、著述不辍之感叹。这些看法未必无理，但可能有一点信马由缰的成分。

钱穆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说回钱穆晚年的叙述，他很可能是把与顾颉刚会面的多次印象剪裁和合为某次见面内容，并予以主观式聚焦放大。从写作手法看无可厚非，但从史实考订层面讲，钱穆是八十之后的回忆，误记、记忆力模糊等情况或许存在，顾颉刚的日记是实时记录，他的记载更为可信。如果要问他俩第一次见面的确切时间是哪一天，还得从顾颉刚日记中找线索。顾颉刚1929年4月18日记载，“沈，徐，钱三君来，观书画”。顾颉刚此时负有为中山大学买书任务。沈君很大可能是沈勤庐，徐暂时不确定，钱君很大可能是钱穆。与顾颉刚观书看画之人文化程度自然不低，这段时间顾颉刚与苏州中学的教员朋友们有一定往来，再看顾颉刚此时苏州小住期间的朋友圈有钱姓朋友的，似乎只有钱穆一人。再加上23日苏州城中饭店宴饮宾客有钱穆和沈勤庐，这样看下来，“钱君”就是钱穆。所以他们第一次会面时间是1929年4月18日，钱穆所记有所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