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三章 背景：马来西亚和水稻主产区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三章 反抗的景观

背景：马来西亚和水稻主产区

如果一个人注定要成为东南亚某地区的农民的话，那么，无疑马来西亚从任何角度讲都是最佳选择。马来西亚的优势在于：它拥有一个开放的、很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拥有相对合理的人地比率，拥有一个虽不是完全民主、但至少能容忍政治反对派的政治体系。另外，同其邻国相比，马来西亚是一个缺少攻击性的国家。在医疗服务、教育、水电供给、交通、洪灾控制和农田灌溉等方面，马来西亚政府确实为其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而且，在这些方面，它比任何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做得都要出色。过去20年来，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令它的邻国羡慕，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借贷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等）的青睐。从1960年到1976年，马来西亚的人均GNP增长率达到3.9%，这个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一些发达的工业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虽然人口增长较快（每年达3%），但到1978年，马来西亚的人均GNP超过了1100美元，这个数据是任何其他东南亚主要国家的2倍，因而使它们都相形见绌。

如果说哪个国家曾经是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国家，那么非马来西亚莫属。1980年，马来西亚是世界上热带木材、锡、橡胶和棕榈油最大的出口国，而且1975年以后，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石油出口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收入（1966一1976年增长了4倍），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政策选择和开发经费。至少依据东南亚地区的平均水平，马西亚西亚的国库的确是很丰盈。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经济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因为它出口的主要是初级商品。同过去相比（那时，马来西亚的出口主要是依赖锡和橡胶等原材料），这种依赖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它依旧是明显的依赖。虽然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减轻马来西亚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依赖；这种工业化严重依赖资本货物和半成品的进口（1974年几乎占到全部进口额的3/4）。外资对经济的控制方式虽然比较温和，但一直持续存在。外企首先在种植业站稳了脚跟，随后在自由贸易区内，它在进口替代商品（如布匹、钢铁、机动车辆等）和出口的工业品（如电器、晶体管等）方面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到1974年，马来西亚60%以上的股份公司都由外资控股。

在这种情况下，小农农业的需要，尤其是水稻生产的需要，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后殖民时代，从来都没有被优先考虑过。作为外汇和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种植园总是优先获得基础设施、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目前，随着城市劳动力的日益增加，人们试图通过降低国内稻米（主要的食物来源）的价格来尽量降低劳动成本，这已经变得愈加迫切。

如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发展、出口导向型增长、鼓励外国投资进入的模式也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尽管总体增长率十分明显，尽管政府出台了治理贫困的方案，这种现象还是发生了。首先，它表现在，从1960年到1970年，传统农业部门平均收入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平均收入差距日益拉大。1960年，这种差距为1:2.5，1970年超过了1:3。其次，它也表现在，低于和高于官方贫困线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增大。比如，从1960年到1970年，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以每年0.4个百分点的速度逐年下降，而其他人口的收入每年以2.4个百分点逐年上升。在其后1970—1978年的8年时间里，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收入以每年2.4个百分点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率还不到其他人口收入增长率的一半（5.2个百分点）。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不仅不同群体的人们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而且到1978年，农村穷人中的两个主要群体——耕种稻田的小农和橡胶农——的实际收入还不及他们1960年的实际收入水平。事实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导致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农村穷人从这种发展模式中获益最少。马来西亚的贫困程度和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畸形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相当比例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4%）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而在其他国家中，只有人均收入极低时，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水稻种植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关注，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国家要确保大米供给的稳定。如果进口的大米价格便宜而且货源充足，而橡胶和锡的价格大幅上涨，这时，国家就可以利用出口橡胶和锡所赚的外汇，从国外进口大米满足市场的需求。然而，政策所基于的假设时常出现问题。比如，在1931年，出口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使得政府根本就没钱从国外市场进口国民生活必需的粮食。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政府第一次开始重视大米生产的自给自足问题；为了限制土地流入非马来人之手，也为了限制土地用于非种植的其他用途，政府通过了《马来西亚土地保护法》，并且，政府还在1939年建立了水稻最低价的保护机制。虽然政府出台了这些激励措施，但是，马来西亚仍需不断从国外进口大米，而且进口稻米的数量要占消耗总量的一半。即使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割胶也比种水稻更有利可图。二战之后出现了一次大米供给危机，1954年，水稻价格下跌，大大地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激起了亚罗士达地区农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之后，人们又开始重新重视水稻自给的重要性。政府不仅通过了一个小额的借贷项目，资助负债的农民赎回他们已经做了抵押的土地，而且，政府还通过了《水稻种植者法》，试图控制土地租金价格，并确保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后者直到今天依旧是形同虚设。这些补救措施收效甚微是必然的，因为政府并不愿意大幅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他们担心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会增加种植园和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大米的自足不得不等待着20年之后的新投入和双耕技术。

第二，马来西亚独立之后，政治竞争迫使政府重视水稻生产的需要，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因素。宽泛地说，独立后的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是一个完全由马来西亚人组成的政党，而且其地位的维持主要依靠马来西亚人的选票支持。其中，许多选票来自水稻种植者，而他们又多是马来人。当然，选举体制本身受一系列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整个国家并不存在地方自治，从而确保了大部分唐人街不会落入华裔反对党手中。国内安全法案允许政府以防范性拘留的方式来限制宗教和左翼反对派的活动。最后，根据不同的人口规模确定议会选区的方式，也使马来人的选票要远比其他居民的选票有影响力。1957年以后，马来西亚的选举体制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赋予了马来西亚政治精英和国民阵线统治地位的合法性。

由于调整后的选举体制同开放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类型的经济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并存，马来西亚的水稻种植者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请考虑如下事实：首先，1970年，马来人的平均收入仅是华裔平均收入的1/2，华裔是马来西亚社会的另一支重要的族群。仅以贫困的家庭为例，几乎3/4是马来人，而且4/5以上生活在农村。同时，水稻种植者内部贫困的发生率远高于从事其他职业的群体，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马来人（84%）。贫困人口分布的地区差别也值得注意，主要集中在北部诸州，如吉打州、玻璃市州、吉兰丹州和丁加努州等，这些地区是主要的水稻产区，而且农民多是马来人。难怪，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众多的、贫穷的、马来乡村人口因素相结合，已经为马来西亚主要反对党伊斯兰教党的攻击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在1969年大选之后，巫统完全有理由担忧它在马来人中的政治霸权；伊斯兰教党实际上赢得了和巫统一样多的马来人的选票，而且，据估计，在两党激烈争夺的43个席位中，伊斯兰教党获得了比巫统还要多的马来人选票。伊斯兰教党也曾经控制过吉兰丹州和丁加努州的政府，并且1969年以极大的优势在吉打州执政。

第三，执政党之所以被迫去关注贫困问题、关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不仅已经威胁到执政党的选举霸权，而且也威胁到公民社会本身脆弱的和平状态。1969年大选之后，发生在吉隆坡市以及在其他城市社区的骚乱，是自国家独立之后最严重的冲突，而且这些事件也让政府开始意识到，上面提到的增长模式不一定能换来社会和平。1974年，吉打州和其他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小橡胶农的游行示威，这进一步增加了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这种担忧——虽说不上是恐慌——的一个主要结果是促使政府出台了现在所称的“新经济政策”。这项政策致力于在本世纪末彻底消灭贫困，重新调整经济结构，以消除种族所具有的经济功能。

对执政党政治霸权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贫穷的、由马来人构成的、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北部各州，在这些地区，种族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巫统为确保它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地位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这主要体现在那些旨在使马来大米生产者受益的政策上。事实上，所有这些政策都可称为“软方案”（soft options）。之所以说它是“软方案”，是因为巫统既没有试图重新调整基本的财产关系模式，也没有试图去调整与其相连的权利。实际上，对稻田和橡胶园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从来就没有纳入他们的考虑，虽然这两个部门的不平等都源于无法平等地获得肥沃的土地。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是最基本的步骤，它虽然被提了出来，但是，现存的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不仅有效地受到了地主反抗的阻挠，也受到了那些不愿意实施租赁协议登记和最高租金政策的官员的阻挠。这种强硬方案之所以搁浅，是因为它们既不容易实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没有必要。说它们不容易实现（或者说它们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巫统在马来乡村的主要支持者是大农场主和大地主，而这个阶级在重新分配土地和改革土地所有制中必然要遭受重大的利益损失。说它们不必要，是因为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收益和商品出口的收入已经为消除非均衡发展的症状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以至于潜在的问题至少此时此刻被安全地忽视了。

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政府在推行软方案时投入了大量的财政和行政资源。从1957年国家独立到1975年，政府用于支持农村发展的财政支出实际上增长了六倍多。这部分开支大多投资在同每一个村庄都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集体财产上——如公路、学校、诊所、灌溉水渠、电力、清真寺、祈祷室和社区礼堂等。当然，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选举政治相联系，而且巫统的候选人会经常让他的选民想起政党在过去给予他们以及将来准备给予他们的好处。尽管这些措施并不是为了重新分配资源，但它们实际上无疑提高了包括穷人在内的马来农民的生活水平。

政府大力追求的一个更深层次的软方案，就是由政府资助的、以橡胶和油棕种植园的形式而出现的重新安置计划。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安置项目的花费已经接近农村发展支出总数的一半，而且到1975年已经安置了7万户家庭。在这些计划中，尤其是在油棕计划中，移居者的收入远远高于水稻种植者的平均收入，而且在塞达卡村，每一个年轻的村民都梦想入选移民计划。事实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被纳入计划，而且被纳入计划的那些人无论如何都不是最贫穷的人，因为对移民的选择是高度政治化的。然而，毫无疑问，该计划已经对减缓贫困产生了影响，它不仅减缓了那些被安置者的贫困，也减缓了那些未被安置者的贫困，因为它的实施至少减少了土地和就业的竞争压力。这种作用同城市地区的工业和建筑业繁荣的作用相类似，它减少了（暂时地或是永久地）农村地区沉重的就业压力。然而，土地计划终究是软方案；因为只有在能为每个移民家庭提供4万马元且拥有大量未开拓耕地的国家中，这种计划才有可能实现。

除了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一些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之外，国家的水稻政策也试图直接提高水稻种植者的生产率和收入。这种策略的核心就是穆达和凯姆布两个地区的农田水利灌溉项目（分别在吉打州和吉兰丹州实施），从而使大约8万个家庭的27万英亩的土地能种植双季稻。双季稻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两个项目中实施，迄今为止，其总体结果很显著。二次收成、施化肥、引入新种子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水稻的产量比过去提高了2.5倍。平均收入实际上也增加了一半以上。尽管马来西亚最穷的两个地区实现了产量提高和收入增加，但软方案这一说法仍然适宜。正如我们观察到的，这场“绿色革命"带来的好处主要流向了拥有稀缺资源——土地和资本——的大农户。最贫穷的农民家庭只是略有收益，而且目前收入的分配状况比以前更加不平等。政府通过农民协会向农民提供化肥、生产贷款等方面的资助，资助的分配主要根据耕地的英亩数，因此，拥有大面积耕地的土地经营者获得了最大的优惠。人们根本不可能期望巫统违背它在农村地区最主要的支持者——富裕农场主——的利益，毕竟，他们才是市面上大部分水稻的来源。

国家干预水稻生产给阶级关系带来的影响不只限于收入分配上。按照政策自身的逻辑，政府不仅取代了私人部门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也取代了气候（自然条件）的作用，而两者曾经是影响农民收入的关键因素。1939年以后，政府一直制定水稻收购的最低保护价，但是独立之后，水稻价格却变成了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并促发了1954年及其后1980年爆发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生产贷款和化肥曾经是几乎由华裔店主专营，然而，从1970年开始，它们变成了农民协会向其成员提供的一种服务。大米加工曾经由私人专营，其后也日益受到大的政府加工厂和烘干厂的支配。对于那些外出找工作的农民来说，这些就业机会以前几乎只能由私人企业提供，而现在政府也是一个可选择的雇主，政府可以通过移民计划或像1978年干旱时那样为农民们提供短期的就业安排实现这一点。最后，水稻种植过去依赖于季风雨的出现，而现在则受制于当局预先规定的灌溉时间表。在与自然条件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上，政府先前主要是一个旁观者或调停者。而现在，几乎在水稻种植的各个环节上，政府都已经成为直接的参与者、决策者、分配者和敌对者。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大多数缓冲机制消失了，从而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政治的作用，也大大增加了执政党与农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至今仍被普通老百姓认可的国家政策——公共基础设施、安置计划、农田水利灌溉项目和双耕的引入——在缓解贫困的过程中一直都扮演着某种角色，虽然这种作用并不大，也可能只是边缘性的。同时，所有这些政策在收入和财产不平等方面充其量也只是扮演了中性的角色，或者说，在实施安置计划和引入双耕种植技术的案例中，甚至还扩大了贫富差距。因此，这些政策被认为是软方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平等或许并不是无意的，因为目前政府仍在继续推行这些方案，而且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消除可能出现的消极影响。事实上，最近执政党开始着手推出一系列政策，目标在于培养一个富有的、马来人的、“温室”内的中产阶级。这些政策的推行是在促进马来人参与现代经济部门的名义下进行的。在马来西亚第三个五年规划（1976—1980）期间，用于商业和工业发展的1.5亿财政支出基本上都用于资助和扶持马来企业家或者是政府直接投资于由马来人控制的公司。这项政策的其他方面还包括：以优惠的价格出售私人股份给马来人；为马来人预留一些政府建筑工程项目和必需品供给项目合同；把某种商品交易的特许权以优惠的条件给予马来人，因此，无论从理论上对这些政策如何解释，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政策明显偏祖处境优越的马来人，而且在短期内产生了更多的股份丑闻。这些政策也促使一个新的马来商人阶层迅速出现，他们利用有保障的国库券，在受保护的市场中，操纵着某些政府特许商品的生产活动，而且通常以固定的价格把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卖给政府，从而保证了他们的利益。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相当多富有的农场主利用了各种机会去获得贷款，用于购买出租车、开办小型水稻加工厂、购买卡车、修建鱼塘等。他们由此变成了一个新的、“受保护的"中产阶级群体。因为这种最近出现的受国家保护的资本家通常与政党结盟，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本来就是已经很富裕的群体，所以，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阶级分化的性质具有了新的维度这种维度充满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冲突的可能性。

巫统是一个组织严密而且拥有雄厚财力的政治机构，它为个人或集体提供的诱惑渗透到了每个马来村庄。1978年巫统以巨大的优势赢得大选之后，它独自或者同国民阵线中非马来裔人联盟共同控制了整个半岛的每一个州政府，并占据了联邦议会席位的4/5。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巫统代表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富裕的农场主及其亲属朋友，而且，许多富裕的农场主都涉足了其他生意，同时，他们也得到了当地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支持。

在马来西亚，巫统最主要的反对党伊斯兰教党也尽力争取马来人的大力支持，即便它没有巫统作为执政党的优势，也无法给它的支持者提供大量的物质鼓励。尽管我的研究目标不是探讨政党政治，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党作为政治反对派的长期存在表明，大众关于阶级、种族、宗教抗议等问题的看法是混合在一起的。当然，在农村，伊斯兰教党和巫统更像是同一政党的不同派别。许多伊斯兰教党的领导人是富裕的地主和农场主，这一点与巫统相似，但伊斯兰教党的领导人很少有机会获得政府的资助和庇护，他们也不可能去经营那些要求与政府有政治联系的副业。恰如克里夫·凯斯勒的精彩分析，就普通的伊斯兰教党成员而言，这个政党喜欢把阶级问题（涉及到从事种植业、渔业和割胶的马来农民的收入和经济安全）、种族和宗教问题（涉及到土著居民的权利和宗教信仰）与对执政党以及对政府的批评相联系，而且，在伊斯兰教党看来，政府和执政党在两方面辜负了绝大多数马来人民的愿望。与巫统不同，伊斯兰教党的组织形式是非正式的，它主要依赖遍及马来西亚农村、受大众欢迎的教长及其核心人物，并且，它有别于通常与巫统结盟的官方的宗教机构。一位伊斯兰教党发言人在1980年吉打州的递补选举大会——在这次选举中，巫统以微弱的多数优势获胜——期间的呼吁表明，阶级问题和宗教问题通常是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农民只能从每袋稻谷或每张橡胶中获得微不足道的利润，继而他反问巫统为什么会耗费巨资修建佛教寺院。“如果橡胶的价格是每片2马元”，他继续说：“政府从中拿30分，而中间商能获利70分"“政府的政策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基于财产”。最后，他在演讲中不仅提到了政府官员的奔驰车和豪宅，还提到了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滥用《古兰经》，“他们将是最先下地狱的人”，他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对伊斯兰教的理解自然就延伸到收入分配、就业问题以及其他阶级问题，而且还延伸到了虔诚和宗教法则问题，所有这些都为政治抗议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近30年顽强的反抗表明，政治反抗是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副产品，它阻止了更沉重的压迫，将继续找到某种形式的制度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