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阿富汗背后的残酷真相：勃列日涅夫本意反对，却遭下属架空

苏联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长期以来被视为勃列日涅夫生涯最大的败笔之一，是他好大喜功的本性与晚年决策水平趋于平庸的表现。然而笔者最近从中G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权威史料中却读到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事实上，出兵阿富汗是某些利益集团绕过最高领导人所做的决定，彼时勃列日涅夫病得厉害，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若非如此，这场战争很可能打不起来，历史也将改写。

事情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从多方面入手。

首先，为什么哪怕历史重演一万次，苏联也一定要打阿富汗？

简而言之，当时阿富汗爆发政变，民族主义者阿明取代亲苏政权。该国紧贴苏联南部的中亚五国，可谓是苏联的“南大门”。一旦阿富汗落入伊斯兰武装手中，整个中亚地区失去掌控，到时极端宗教与反苏思潮会向苏联境内渗透，后者本土安全将受到威胁。

其次，上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国内问题开始凸显，这时候来一场对外战争不但可以转移矛盾，若以酣畅淋漓的胜利收尾，民众将会重拾国家自豪感和和政府的信心。

另外，相对鲜为人知的是，军方强硬派的野心可不只是小小的阿富汗。

值得注意的是，彼时苏联内部存在一种看法：阿富汗根本不具备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土壤，强扭的瓜不甜，强行扶持亲苏政权根本就是得不偿失。

“我们只能用刺刀来挽救革命，但这对我们而言是完全不允许的。”安德罗波夫一语道破。

然而一些眼光超前的苏军战略家们从这场战争背后看到了巨大的隐藏价值，他们将其写在了初版方案中。

亲手拟定整套作战方案的第一副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大将提出不但要拿下阿富汗，还应主动肃清其周边的反苏势力，确保阿富汗的亲苏政权稳固；此外，苏联应进一步分裂巴基斯坦，向南扩张，直到在印度洋沿岸建立一个亲苏国家，相当于打通了本土到印度洋出海口的通道，如此一来将满盘皆活。

据总参谋部估计，这套计划需要一次性投入20万精锐部队，后续投入更是天价，但换来的回报也无可估量。

当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元帅将方案呈给勃列日涅夫时，后者惊讶得长久说不出话来。他本以为一切就如当初撺掇他下令出兵的那些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场小规模的“斩首行动”，最多一个月，用个三五万人便能确保胜利。如果真要掏空家底打这么一场大战，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个问题背后，很大一个原因是勃列日涅夫有关自己“人设”的盘算。

在这儿我们不得不简单说一下他的外交态度。

别看勃列日涅夫对自家兄弟下手狠，乃至形成了颇具非议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可在国际社会上，他可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早在二战结束后，斯大林那一代领导人就做过与西方阵营和平发展的尝试。赫鲁晓夫上台后更是主动“化冰”，频繁与美西方接触，试图找到解决一切争端的办法。

在这个方向上，勃列日涅夫则是更进一步，引用资料中的原话：“他想创造条件，让美苏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思议。”于是在与西方阵营的交锋中，他总是摆出一副“有事好商量”的姿态，甚至为达成外交目的，甘愿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妥协。

不过不要误会，勃列日涅夫并不是什么“和平大使”，他起初只是想为抹平与对手的差距争取时间。可当西方报刊将他塑造成“和平创造者”，甚至称之为“一位大政治活动家”时，勃列日涅夫内心极度欣喜，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自诩为“负有保卫和平之责的唯一苏联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的不希望任何一场战争破坏他努力孕育的“心爱的外交产儿”，但这也使他在生涯后期与一部分势力间的裂隙越来越大，早已貌合神离。

1975年，勃列日涅夫发生大面积心肌梗死，心肺功能暴跌，半边身子乏力，口齿不清；次年又出现临床濒死状态，此后工作时长大幅缩短，安眠药成瘾。苏联高层讨论出兵阿富汗问题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完全没有掌控局面的能力。

当时国家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三个人手中，他们分别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因为三人常常在克里姆林宫内勃列日涅夫办公室旁的一间胡桃木房间秘密商讨，他们也因此被称作“胡桃三驾马车”。

最初三人并不都是鹰派，包括在对待出兵阿富汗的问题上也有分歧。

毫无疑问，作为军方代表的乌斯季诺夫是力主出兵的；出于国内外局势考虑，安德罗波夫也赞成动武。葛罗米柯则希望在国际社会上承担更大的戏份，因此主张以外交武器为主，相对而言属于“缓和派”。

然而随着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态每况日下，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葛罗米柯深知“一位强硬的领袖”是苏联政坛一直以来的诉求，“和平条件下在高层中很难赢得尊重”，因而立马转变立场，三人终于在阿富汗问题上达成一致。

根据文献：“出兵的决定是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范围内通过的。”也就是说，它是一小撮人绕过正规程序擅自做出的决策。不过在由契尔年科手书的备忘录中，他们把勃列日涅夫也列为了自己的“同伙”。

“1979年12月26日（在别墅，出席的有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等同志）由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等同志报告贯彻执行No Ⅱ176/125号决议……勃列日涅夫同志表达一系列愿望，同时同意同志们所制定的近期行动计划……”

当时有很多人完全蒙在鼓里，战争发生后大感意外，连忙质问自己的领导：为什么要出兵？是想和美国大吵大闹吗？

有意思的是，当苏军“速战速决”的目的未能实现，眼瞅着这场行动被拖成持久战时，美国比苏联还要着急——他们害怕苏联人打急眼，狗急跳墙将战争扩大，引起难以收场的结果。

美国方面曾不止一次尝试与莫斯科接触，希望能够劝对方停止这场战争。例如里根总统曾在1981年4月给勃列日涅夫写了封信，那叫一个情真意切，回顾了他们的初次见面，彼此握着对方的手表达了对和平世界的憧憬。

“难道我们不应当尽力排除妨碍我们两国人民实现这些简单目标的种种障碍吗？”

里根或许会纳闷，过去那个好说话的“老好人”哪儿去了？他并不知道，当时勃列日涅夫根本没有精力过问政事，他已是风烛残年，白天一大半的时间都陷入昏睡，每天要吃一大堆安眠药才能在晚上勉强睡个好觉。

同时期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说明当时苏联政坛的真正面目。

1981年，苏联列装了PCⅡ-10“先锋”型车载二级中程弹道导弹，该型武器直接打破了欧洲力量的平衡，引起了西欧国家普遍的愤怒和恐慌。

有人写道：“这在莫斯科爆发了一场狂欢——瞧我们多么强大，刺痛了美国和北约！”

美国方面则与苏联展开谈判。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指示，“部署新导弹之事已经冻结”，西方阵营为此感到欢欣鼓舞。里根则趁机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苏联撤除刚刚部署的“先锋”导弹，美国则不会再部署更多的“潘兴”和“战斧”导弹。

没有任何迟疑，苏军代表愤怒地拒绝了该提议，此时已经成为总参谋长的阿赫罗梅耶夫给外交官克维钦斯基打了个招呼：不但“先锋”导弹的数量依旧会增加，我们还打算装备数百枚射程较近的战役战术导弹。

克维钦斯基大吃一惊：最高领导人不是说该问题已经冻结了吗？

阿赫罗梅耶夫则不屑地说：“今天您可以说是，明天也可以说不……”他拿出一张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了900多处目标。元帅说，保险起见，我们应当每个目标都用几枚核弹头瞄准。

结果，这次谈判没能达成任何结果，美苏又开始了新一轮战备竞赛。

由此可见，生涯晚期的勃列日涅夫恶病缠身，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的掌控能力。他本人成了任由实权人物操控的“傀儡”，而这个国家的政治、外交政策等方方面面，实际已完全服务于国防部和军工联合体的部门利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