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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投资于人”,到“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展理念已经发生深刻转变。今年以来,中央财政安排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1.25万亿元;继续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推动技术工人薪酬和技能“双提升”……一系列安排释放出鲜明信号,政策重心正持续向“投资于人”、保障民生倾斜,稳步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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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投资于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更有效路径》
作者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实
图片 |网络
共同富裕有两个维度的衡量标准:一是富裕维度,即2035年、2050年分阶段实现既定的富裕水平目标;二是共享维度,即全体人民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缩小各类差距,但不是平均主义。在富裕维度,影响人民福祉与人的发展能力的变量主要有三个:收入水平、财产积累、公共服务水平;在共享维度,则是富裕维度三变量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实现高度共享,即缩小收入差距、缩小财产积累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意味着一方面要做大“蛋糕”,另一方面要分好“蛋糕”。在此基础上,对共同富裕的研究还需进一步讨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地区内部差距、人群差距等相关问题。基于上述认知,我国推进共同富裕主要面临“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大挑战。我国推进共同富裕,既面临经济增长放缓、消费需求不足、投资动能下降、就业承压等“做大蛋糕”的挑战,也面临收入差距维持高位、工资与财产差距持续扩大等“分好蛋糕”的难题。
如何解决上述难题?中央提出的“投资于人”战略将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更有效路径,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个层面都将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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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人”是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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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蛋糕”需要依托高质量发展,中央多次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现在我国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劳动力总量逐步减少。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达成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有质量,也要有速度,千万不要忘了速度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合理的增长速度,既定共同富裕目标将难以实现。
在此背景下,高质量发展需要借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形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核心思想都在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人的创新思维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表明,若仅聚焦物质资本投资,将陷入边际收益率持续递减的困境。这也是多数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增速放缓的核心原因。“投资于人”能够突破这一约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因为人力资本是知识生产、技术创新与思想创造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从现实成效来看,拥有更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人群确实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中国的调查数据显示,1988年不同学历人群相对工资差距较小,大学毕业生工资较初中毕业生仅高出约30%。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崛起,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持续提升,高学历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不同学历群体的相对工资差距持续扩大。即便经历20余年大学扩招,高学历人才供给大幅增加,我国教育收益率仍未出现明显下降。这充分印证了“投资于人”对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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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做大蛋糕”需要激发人的内在发展动力,而“投资于人”能够充分激发人的活力与创造力。当个体掌握更多的知识与技术,就能释放更强的创造力,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全体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投资于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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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人”是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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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人”能够从根源上缩小发展机会差距,是“分好蛋糕”的重要举措。将人力资本投资更多地投向相对贫弱的家庭与个人,缩小人力资本投资的群体差异,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整体收益,因为对低收入群体开展人力资本投资,更能实现较高的边际收益。对此一定要高度重视,具有经济效益与人文关怀的双重效果。
“投资于人”不仅是一项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家庭资源的配置安排,其资金来源既包括公共投资,也包括家庭私人投资。低收入群体虽有意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却受限于收入水平而难以实现,因此,“提低”可以起到最直接的作用。推进共同富裕的难点与主攻方向,应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唯有做好这一工作,共同富裕进程才能顺利推进。同时,需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人力资本投资的优惠条件,降低其投资成本。当前,高校针对困难家庭学生的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政策,均属于此类举措。对低收入群体开展人力资本投资,既能产生更高收益,又有利于缩小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差距。受极低收入水平制约,此类群体基本不具备开展人力资本投资、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因此,如何让他们具备人力资本投资的条件与能力,是推进共同富裕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收入与工资差距持续扩大,背后存在多重原因,但受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的差异是核心影响因素之一。人力资本投资更充分的群体,拥有更多发展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中能获得更高劳动报酬,而人力资本投资机会的不均等,最终转化为收入差距,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如果能平衡好政府与家庭在“投资于人”中的作用,就能产生更大的共享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有两个来源:公共投资和私人资源。随着经济发展,家庭收入增长会带动教育、健康等领域人力资本私人投资超比例增加,这是普遍规律。收入与财富差距的存在,会导致家庭间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持续扩大。因此,单纯依靠私人配置,难以缩小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分配主体,应遵循公平原则来分配公共资源,同时要考虑私人资源配置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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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教育机会供给中不能仅实现均等化,还需适度向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能力的家庭倾斜,通过再分配手段缩小人与人之间在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上的差距。所以,平衡政府与家庭的投资分工,让公共投资更多惠及低收入群体,能够最大化“投资于人”的共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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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投资于人”战略需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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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人”意味着经济社会资源将转向人力资本投资和人的发展,且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数量扩张,而是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投资质量。因此,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和政策创新,要全面深化改革。实施“投资于人”战略涉及教育、健康、人口流动等诸多领域,以及相对应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公共政策。要对制约这些领域投资效率潜力释放的制度与政策进行深化改革,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保障分配公平,推动优质公共资源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改革涵盖多个方面,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是增强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这就需要推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具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合理提升经济增速;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占比虽有回升,但仍低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水平及国际可比国家。值得关注的是,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高于再分配占比,这表明,经过十余年的再分配调节,政府与企业的收入占比都得到了提升,居民收入占比却不升反降,优化分配格局已迫在眉睫;要持续提高公共财政中民生支出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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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重要改革是户籍制度改革。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之一是对人口流动的投资,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提高民生福祉水平。因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取消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和政策,使“投资于人”落在实处。户籍制度改革已推进多年,现已进入“最后一公里”攻坚阶段,即超大、特大城市如何放开户籍的问题。另外,要实现城镇非户籍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项改革是教育发展模式改革。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环节,主要包含四方面具体改革措施:取消教育机会歧视性制度,实现择学自由。当前一大问题是城镇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无法在务工地参加高考,而户籍所在地与务工地的考试内容、难度存在差异,这些子女被迫返乡就学。因此,呼吁推进异地高考政策落地。推动教育资源向更需要的群体倾斜,包括学前教育、困难家庭子女教育保障,以及0-3岁婴幼儿养育服务;深化办学模式改革,改变高校行政化办学模式,凸显教师主体地位,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与内生发展动力;推进教学范式改革,摆脱应试教育路径依赖,培育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7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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