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0万毕业生，学历贬值潮来袭，会否重蹈日本老路？

近几年，年轻人的升学就业选择，彻底颠覆了过去数十年形成的固有认知。

曾经，考研是本科生规避就业压力、提升求职竞争力的最优解，是普通学生突破就业瓶颈的核心路径。

如今这一赛道正在快速降温。考研报名人数从2023年474万的历史峰值持续下滑，2026年降至343万，连续多年走低。

这场降温的核心，不是年轻人放弃学习，而是学历投资的性价比彻底逆转。三年读研的时间、金钱与机会成本，已经无法匹配毕业后的就业回报。

大量研究生走出校园后，面临的是更拥挤的就业赛道、更严苛的入职门槛，薪资水平却没有对应的提升。读研不再是增值加码，反而成为一部分人延迟就业的被动选择。

与考研遇冷形成极致反差的，是公考赛道的持续火爆。

2026年国考超370万人通过资格审查，平均报录比接近98:1，热门岗位竞争白热化。

舆论常将年轻人扎堆考公归因为躺平、求稳、缺乏拼搏意识，这是片面的主观评判。

年轻人的择业转向，是对当下就业市场风险结构的理性适配。民营经济波动加剧，平台、房地产等曾经的高薪红利行业持续收缩。

大厂、外企的岗位稳定性大幅下降，裁员、降薪、灵活用工成为行业常态，市场化岗位的不确定性持续攀升。

对比之下，体制内岗位的稳定薪资、连续社保、可预期的生活轨迹，成为就业市场中稀缺的低风险资源。择业保守，是市场环境倒逼出的必然结果。

在学历全面贬值的当下，不少人将国内青年就业现状对标日本就业冰河期，担忧国内会陷入长期阶层固化、全民低欲望的社会困境。

中日青年就业困境存在表层相似，但核心成因与发展走向截然不同，无法简单对标复刻。

日本就业冰河期的根源，是经济泡沫破裂后的企业招聘断层。

泡沫破裂后，日本大企业全面收缩校招规模，职场长期维持年功序列制与终身雇佣制。

这种固化的职场体系形成了极强的路径锁定。

年轻人毕业一旦错失大企业入职机会，后续几乎没有补位可能，只能长期从事低薪、无保障的非正规工作。

这种就业困境会贯穿婚姻、消费、养老全生命周期，造就了日本持续数十年的阶层固化与低欲望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当下青年就业形势已经出现反转。

依托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日本应届大学生就业率趋近饱和，传统就业困境已成为历史遗留的世代问题。

国内不会出现日本式泡沫破裂后的就业停滞，但正在形成独有的结构性学历贬值难题。

核心矛盾不在于企业停止招聘，而在于高等教育扩张、人才供给增速，远超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扩容速度。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1270万应届毕业生，叠加往届求职人员，整体求职规模突破千万级别，优质岗位的供需缺口持续拉大。

中日两国的相似性，集中体现在资产周期下行后的社会连锁反应。

资产增值预期消退后，青年发展预期收缩，稳定岗位内卷加剧，婚育、消费意愿持续走低。

普通家庭不再盲目追逐多元发展赛道，而是集中资源扎堆教育、体制两条稳妥路径，进一步加剧了赛道内卷。

两国的差异更为关键。国内人口基数庞大、区域发展差距显著、产业结构处于快速转型阶段，高等教育普及速度远超同期的日本。

国内的学历贬值，是教育扩容、产业转型、楼市调整、社保体系待完善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构性问题，覆盖范围更广、影响群体更多元。

这场专属中国的学历贬值浪潮，不会造成全面就业停滞，却在持续压缩青年优质发展空间，催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

家庭教育投资正式进入高风险阶段。过去数十年，教育是普通家庭低风险、高回报的阶层跃升抓手，是突破圈层的唯一可靠路径。

如今，家庭倾尽财力、精力的教育投入，不再能兑换稳定的体面工作与可观收入。投入与回报的失衡，让无数家庭和年轻人陷入挫败。

年轻人的人生发展节点持续后移。就业收入的不确定性，直接推迟了买房、结婚、生育的人生计划。

这不是年轻人主动降低生活欲望，而是高风险的生存环境，倒逼所有人降低发展预期，规避未知的生活风险。

企业成为学历通胀的最大受益者。

智联招聘相关调研显示，近年企业招聘门槛持续抬高，大量常规岗位工作难度未变，学历、院校筛选标准却不断升级。

企业借助学历通胀筛选低成本高学历劳动力，压缩用人成本，让学历陷入“必须拥有、拥有无用”的尴尬悖论。

AI技术的普及，进一步冲击基础知识型岗位，替代效应持续凸显，让学历内卷的竞争烈度再度升级。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下的社会归因偏差。社会普遍将青年就业难、薪资低、择业保守等问题，归结为个人能力不足、选择失误。

但很少有人正视核心本质，优质岗位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产业结构与人才供给适配度低，才是问题的根源。

这场学历价值重构的代价，由年轻人、普通家庭、整个社会共同承担，唯独企业在这场内卷中持续获益。

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核心认知，学历贬值不等于读书无用。专业知识、学习能力、认知视野，依旧是个人立足社会、突破困境的核心底气。

真正需要摒弃的，是全社会根深蒂固的学历迷信。

社会不应单方面倒逼年轻人持续升学内卷，却不配套对应的岗位资源、薪资待遇与生活保障。

职业教育不能再作为升学失利者的退路，而要成为有收入、有尊严、有发展的正规就业赛道。社会也不能以学历高低划分人群层级、区别对待普通劳动者。

千万级规模的应届毕业生，从来不是社会发展的负担，而是耗费大量社会资源培育的优质人力资本。

学历贬值的本质，从来不是青年人才过剩，而是现有社会体系，无法为海量高学历年轻人提供匹配的劳动价值与发展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