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一章 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拉扎克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第一章 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主张"道德"是人类选择和意志的某种"自治领域"，独立地出现在历史过程之中。这样一种关于道德的观点从来就不够唯物主义，它通常将强大的惯性——有时是强大的革命性力量——简化为一个充满希望的理想主义的虚构。这就是说，与之相反，每一种矛盾都既是价值的冲突，也是利益的冲突；每一种"需求"在它成为"应然"的过程中，都含有情感和"要求"（反之亦然）；每一种阶级斗争同时也是关于价值观的斗争。

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

拉扎克

这是一个种植水稻的小村庄，作为村庄通道的那条狭窄的小路在那个早晨显得比平时繁忙。成群的妇女正赶着去插秧，男人们则骑自行车载着他们的孩子去邻近的凯帕拉·巴斯塔镇上的学校上早课。我的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围在窗边观望，而每一个路过的人也同样注视着我们，从我住的房子进入他们的视野直到从其视野中消失。这一情景在几个星期内成为每日的仪式。塞达卡的村民正在满足对生活在他们当中的陌生家庭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我的孩子们也在满足一种更为不怀好意的好奇心。他们开始温和地抱怨自己如同缸里的金鱼一样的处境，而且确信迟早有人会因探头观望而不留神走进或骑进路旁的沟渠。这种喜剧般的可能性引起了他们的想象，当它不可避免地发生时，他们希望亲眼目睹。

但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头。一小群人静静地站在隔壁的房子前面，一些过路的人停下来和他们交谈。哈姆扎、他的哥哥拉扎克和嫂子阿齐扎，还有村里的产婆托·沙赫·比丹都来了。他们说话的语调压抑而低沉，时断时续。往常这个时候，阿齐扎已经和其他贫穷人家的妇女与她的插秧组一起出发去工作了。在我准备离开前，和我同住这栋房屋的富有地主哈吉·卡迪尔走进来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拉扎克两个季前出生的小孩死了"，"这是她的命，她运气不好"。

情况简单明了：两天前，小孩发烧病倒了。在吉打州，发烧在旱季的末期是常见的，但是这一次看起来要比通常的发烧严重，有人认为也许是麻疹。昨天她被送到勒拜·萨卜拉尼那里，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布道者和传统的治病术士，住在邻近的双溪通港村。他为孩子诵读《古兰经》中的诗篇，并在她的额头上敷了膏药。拉扎克后来告诉我，我才知道自己也牵涉其中。如果我不去访问另一个村庄，他就会请我开车把孩子送到州府亚罗士打的诊所或医院。因为我不在，他才去求沙姆苏尔，沙姆苏尔是村里除我之外唯一有车的人，沙姆苏尔告诉他需要15马元的油钱。拉扎克身无分文，我猜想，他对医院也没有足够的信任。而他的女儿在第二天的黎明前就夭折了。

我本能地走向拉扎克的住处，它位于哈姆扎家房屋的后面，尸体通常要在那停放。拉扎克叫住了我："她不在这儿，我们把她放在哈姆扎家，那里比这好。"他的尴尬可以从他避开我的目光中显现出来。

拉扎克是村里的"贫困户"，他的房子不仅仅对他而言是一种尴尬，对大多数塞达卡人来说也是一种集体的耻辱。我到达村庄的时候，拉扎克和他的家人可以说是住在房子下面，而不是房子里面。两面竹木墙已经倾斜，大部分的屋顶也已经坍塌。村里人嘲笑说："他们像小鸡住在鸡窝里一样，房子是单坡屋顶，和马来人的不一样。"不久以后，执政党的当地领导人巴塞尔了解到拉扎克加入了他所在的党派，而且对他来说，村里任何马来人像畜牲一样露宿是非常尴尬的，于是他让村长从他可支配的资金中拿出适当的钱购买木材来修复这房子。一小群全部来自执政党的志愿工作者修好了房子的三面墙，留下最后一面墙和屋顶让拉扎克来完成。毕竟，拉扎克和阿齐扎得在那屋顶下生活。然而，屋顶依然如故，而且用来修最后一面墙的木板也不见了，拉扎克把它们卖了两次——一次是卖给罗吉娅，另一次卖给了卡米勒，但只有卡米勒得到了木材；罗吉娅把拉扎克称做"老骗子"，还说他连自己的孩子也会卖掉。她发誓说她再也不会从他那买任何东西，除非她先拿到货。

当我爬上梯子进入哈姆扎家时，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他家人生活起居的房间。此前我从未进过拉扎克的家或村里其他最贫穷的6户人家。他们总是在屋外接待我，我们要么蹲着，要么坐在简陋的长凳上。我们之所以留在外面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房屋的状况感到尴尬，而且实际上进屋意味着有一定的款待（如咖啡和小点心），那将使他们原本匮乏的生活更为紧张。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尽量在公共场合去见他们，比如，在稻田里、路上、村里两个小店中的某一个或者每周两次在市场旁边相见。在这些地方，我可以合理地扮演主人的角色。对村里的富人来说，这从来不是问题；他们从来不进穷人的家。拜访总是沿着地位阶梯向上进行的，只有地位相等的除外，尤其是在穆斯林斋月结束后的仪式性访问中。事实上，访问模式服务于确定村庄的地位等级。这种模式只有在穷人家发生严重疾病和死亡的情况时才会破例，这时，待客的通常规则暂时停止，以表达对更普遍的人生礼仪的尊重。

这就是玛兹娜（拉扎克的女儿）的夭折使得哈姆扎的家门得以向我和其他人开放的原因。女孩躺在小床垫上，被从房椽上垂下的蚊帐包围着。她的身体裹在一块新白布里，她的小脸由于被那种妇女祈祷时所戴的花边头巾覆盖，几乎看不见了。在蚊帐旁边燃着一炷香，放着一个锡盘。每一个新来的访问者在掀开蚊帐看一眼女孩后，都会在盘子里放点钱，少则5角，多则2马元。这笔捐款将用做葬礼的开支，称为"救急款"或"紧急捐助"，由于拉扎克和其他许多非常贫穷的村民都未参加能够支付丧葬费用的死亡抚恤金会，这些捐助就尤为必要。一天下来，盘子里的钱至少可以支付最小的礼仪费用。

大约25个村民，大部分是女人，坐在这间破屋的地板上轻声地相互交谈着。几个男人自己聚在一起交谈，但大多数迅速离开加入到屋外的其他男人中。坐在地板上的拉扎克被忽视了，但是他被孤立并非表达对他个人悲痛的一种集体尊重。在筵席上，在其他葬礼上，在村庄的店铺中，甚至在市场的货摊上，其他男人总是与拉扎克保持一定距离。他无法使自己加入其中，即使他女儿的死亡也不例外；那些起身离开的男人们从他身边不慌不忙地走过，好像他只是一件家具。当他被提起的时候，人们的语调是明白无误的。有时，一群男人坐在村子的一家店铺中边喝冷饮边抽烟，看见他来了，人们会以"敦·拉扎克来了"作为招呼，随之而来的是周围心照不宣的笑声。敦·拉扎克是马来西亚第二总理的贵族头衔，这一称谓用在这个贫贱的、虚弱的、谄媚的最下等村民身上是要说明他的地位。那天如果谁做东谁就会付他的饮料钱，而拉扎克则吸着自己用烟草和切碎的聂柏桐叶做成的农民式香烟。他被给予了最低程度的礼遇，但在其他方面被忽略了，就像今天村民在埋葬他的女儿，而他本人最好还是被视而不见。

直接穿过村中的小路，在集中了村庄会所、伊斯兰学校和祈祷场所的建筑外面，几个年轻人开始丈量他们收集来的不多的木板，准备做一具棺材。雅各布觉得木板太长了，于是村长的儿子达乌德被派回哈姆扎家拿绳子去丈量。这时，巴塞尔带来了热茶和用来垫在棺材下面的特制帆布。如同经常发生在咖啡店里的一样，话题变成了有关拉扎克的许多可笑的故事的交流，这当中大部分构成了村里流言蜚语的来源。阿明讲了最近的与政府资助的房屋改造和建设永久性室外厕所有关的分期付款的事情。拉扎克连同其他执政党的成员（只有他们）是一种瓷制抽水马桶的受益者。尽管已经被明确告知这一物资不许买卖，拉扎克还是拿它和阿明的塑料马桶进行了交换，并换回一些现金，而后又将塑料马桶以15马元的价钱卖给了诺尔。雅各布开玩笑地问道，拉扎克甚至连房子都没有，为什么要建一个厕所呢？

雅各布接着问有没有其他人看见拉扎克两天前在罗吉娅女儿的婚宴上大口猛吃咖哩饭，而这场筵席并没有邀请他。沙赫依补充道，就在昨天，当拉扎克来到集市的咖啡店时，他请拉扎克喝咖啡，这意味着由沙赫依买单。接下来他注意到拉扎克不但喝了咖啡，还带走了三块蛋糕和两支香烟。部分由于我的提醒，其他一些人回忆起拉扎克是如何从卡米勒那里拿到买屋顶木材的钱而不交货，以及卡米勒是如何把买特种稻种的现金付给他，因为拉扎克说他可以从邻村的一个朋友那儿拿到这些种子。可一个星期以后，他说他朋友和种子都不在家里。又过了一个星期，他说他朋友已经把种子卖了。而这笔钱却从未退还。在不同的场合，人们还说到拉扎克经常以播种的名义讨要稻种，以养家糊口为由要饭，而每一次村民的施舍都被他换成了现金，既没有耕种也没有吃掉。加扎利指责他未经允许私自使用他房屋后面的聂柏树做房顶，而且甚至在收割季之前，他就开始讨要伊斯兰教每年一次的稻谷施舍（扎卡特）。在许多人不停地摇头时，他补充道，"我发脾气了"。

当富人们不断地抱怨他们所雇用的田间劳力变得越来越懒惰和独立的时候，拉扎克总是现成的例子。尽管他们也有其他的例证，但拉扎克到目前为止是最适用的。他们说有许多次，拉扎克提前拿了工资（现金或稻米的形式）却不出来工作。对于他的贫穷他们心存怀疑，毕竟他有半里郎（0.35英亩）地，但他却像地主一样租了出去，而不是自己耕种。对拉扎克的普遍看法是他简直不成器。当村长阿布杜尔·马吉德向我谈及穷人不再愿意工作并要求不切实际的工钱时，他援引了拉扎克的例子，"他使自己陷入困境，那是他自作自受"。

现在简易棺材差不多做成了，村里最好的木匠阿明开始做一些小装饰添加上去。阿里芬提出，"没有必要添加装饰"，于是阿明停了下来。当他们把棺材运到停放玛兹娜的哈姆扎家中时，有人察看了棺木的做工后说，"太破了"。

在回住所的路上，我碰到一群帕克·哈吉·卡迪尔妻子的朋友在议论孩子的亡故。她们似乎都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拉扎克和阿齐扎的过错。毕竟，前天他们把生病的女儿带到了罗吉娅的筵席上，喂她不该吃的东西，而且让她一直待到深夜。"他们吃得很差，"托·卡西姆的妻子说，"他们只能吃些其他人筵席的剩饭。"在我的追问下，她们向我透露了这个家庭饮食匮乏的细节。比如早餐，如果家里有点钱，就是咖啡和木薯或者是前一天剩下的一点冷饭。如果没有钱，就只有水。有人补充说拉扎克家里的饮用水和洗浴用水来自同一个沟渠。早餐很少有粥，从没有牛奶，而且几乎没有糖，除非从阿齐扎在杜兰村的亲戚那儿拿来一点。同他们相比，村长哈吉·加法尔则经常在镇上的咖啡店吃早餐，在那里他喝粥或者吃加糖或咖哩的油炸面包片，还有各种蛋糕、用糯米做的甜点和加甜浓缩牛奶的咖啡。中餐在村里是正餐，拉扎克一家人经常吃的是米饭和从村里免费采集到的蔬菜，如果经济状况允许，会有一些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干鱼或最便宜的小鱼。没有人见过拉扎克买过蔬菜。当他们吃新鲜鱼的时候，通常是直接放在明火上烧烤，因为他们几乎买不起最少卖3角钱的最便宜的烹调油。而在另一方面，哈吉·加法尔的中餐则表现出他的富有和更是奢侈的偏好：用市场里买来的蔬菜和最贵的鱼做成的美味的咖哩饭，每周至少吃两次肉，这是拉扎克从未有过的奢侈。

拉扎克的家庭用品和他家的食物一样，所拥有的比所缺乏的少得多。这对夫妇没有蚊帐，他们的孩子手臂和腿上经常带着蚊虫叮咬的痕迹。他们大概一年才买一条最便宜的肥皂。他们吃饭的时候只能共用三个锡盘和两个杯子。他们甚至缺少睡觉用的传统的席子，只能用一块拉扎克从市场上捡来的被丢弃的旧塑料布替代。至于他们的衣服，阿齐扎结婚后就没有买过一件纱笼，穿的是巴塞尔的妻子给她的破旧衣服。拉扎克的一套衬衣和裤子是三年前买的，当时是典当行把没有被赎回的二手衣服拿出来销售。就像吉·普泰赫所指出的，拉扎克一家的悲惨状况完全应由他自己负责，"他有田却不去耕种"，"他总是想不劳而获"，"他拿了工钱却不出来打谷"，"现在这些穷人变得聪明了，现在欺骗也越来越多了"。

隔壁的摩托车发动声提醒我们尸体安葬已准备就绪，送葬的队伍要出发了。通常在成人的葬礼中，棺木会送到两英里外的清真寺，后面跟随着步行、骑自行车或摩托车的送葬行列。由于玛兹娜又小又轻，她叔叔哈姆扎便把她裹在一块新的蜡染布里，像背子弹带一样背在他的肩膀上，坐在巴塞尔的本田70摩托车的后座。加尼·勒拜·玛把简易的棺材横放在阿明的摩托车上。加上拉扎克和我，只有11个男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完全由摩托车组成的送葬队伍。村民和凯帕拉·巴斯塔镇的华裔店主们停下来看着我们经过。

在清真寺附近的墓地里，托·西亚卡（清真寺的看守人）和他的助手仍在挖墓坑。玛兹娜在棉制裹尸布的覆盖下被轻轻地从蜡染布中取出，并侧放在棺木里，这样可以使她朝向麦加。墓坑中的一大块黏土垫在她的背后以防止发生移动。托·西亚卡正用一个旧陶罐从墓坑往外排水。埋葬地点是在开垦的稻田里，而雨季已经开始了。在勒拜·萨卜拉尼的带领下，祈祷者做了不到十分钟的祷告就结束了。此时，大部分男人进到清真寺里为玛兹娜的灵魂祈祷。当他们进来时，巴塞尔按照当地风俗递给他们（每人）一个装着一元钱的信封。有六个参加祈祷的男人返还了信封。村民相信这些祈祷有助于减轻（死者）罪孽的负担，使灵魂尽快升入天堂。他们祈祷得越多，死者的灵魂就上升得越快。在回村的路上，我问阿明为什么参加葬礼的人这么少。他回答说，既然玛兹娜这么小，她的罪孽就少，因而是有很多人为她祈祷并不那么重要。但这是个敏感的问题，我们两人都记得一个月前在托克·沙赫小孙女的葬礼上，有两到三倍的人去了墓地。

当天晚上，也是在哈姆扎的家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葬礼筵席，来了不到15个人，还有哈吉·卡迪尔带领的"临时的"祈祷者和唱圣歌的人。购买咖啡、加糖的不发酵面包和制作农民式卷烟的费用总计不超过12马元，其中部分是用那天的小额捐款来支付的。拉扎克像往常一样，被忽略了，不见了。后来，我和雅各布沿着村庄的小路回家，他问我是不是注意到烟草短少了，因为拉扎克藏起来一部分打算以后抽。"真差劲。"他总结说。

三四天后的一个早晨，拉扎克出现在我的台阶前等着我叫他上来。他每次来看我时都很早，因而没有其他人过来。如果碰巧有人经过，他就会陷入沉默，然后找个机会马上离开。尽管村里关于他的传言一直都引起我的好奇心，我还是发现自己在避免与他在公开场合过多地交谈，因为我感到这只会使村里的议论更加不休。我当时在想，他是想利用我吗？他会告诉我什么样的流言和诽谤呢？我实际上认可这个"一无是处"的人么？

拉扎克是来感谢我为葬礼开支捐助的一大笔钱。他女儿死的那天我谨慎地把捐款直接交给拉扎克。我知道如果我把20马元直接放到尸体旁的锡盘中，我会遭到许多指责。

不久以后，我和村民近期的交谈转移到如下话题：8年前引进的双耕给塞达卡带来的巨大的变迁。对拉扎克而言，显然现在的状况比灌溉之前变得更糟。"以前很容易找到工作，现在村里无工可做，种植园（主要种植橡胶和油椰子）也不再要人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他补充说。困难主要是联合收割机造成的，它一次操做就可以完成收割和脱粒。以前，他妻子收割水稻一个季可以挣到超过200马元，而他打谷也可以挣到150马元，但是这个季节，他们两人一起只拿到了150马元。"联合收割机到来时，人们很不高兴"，"你甚至连稻穗也拾不到了"。机器使他感到痛苦的原因在于它使村里的钱落入了外来者手中。那些原本付给稻谷收割者和脱粒者的钱，进而部分地用于塞达卡内部的当地办席的钱，现在却直接付给了这些昂贵机器的所有者。正如拉扎克所说："他们拿走了钱办他们自己的席去了。"

现在，不仅薪资工作越来越难以获得，而且几乎找不到土地来租种了。拉扎克说，过去地主想让你租种，而且很少在租金上纠缠。现在，所有地都由他们自己耕种了，或者通过长期租约把大片土地租给富有的、拥有机器的华裔承包者经营。"他们不愿意把地租给自己人"，"他们甚至不会拿出5分钱给穷人"。

拉扎克开始热衷于表达他最经常的抱怨，这也是他和村里的许多穷人共同持有的想法：富人变得越来越傲慢和吝啬。这可以从他所看到的富人们对慈善的态度中反映出来。拉扎克理所当然应该是慈善救济的对象——他只有很小一块地，四个（现在是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个虚弱的身体（很多人说他是不愿意工作）。按照官方的贫困标准，像拉扎克这种规模的家庭的收入是2400马元，但他们的实际收入（慈善救济不计算在内）上一年度只有800马元，是目前为止村里最低的。他们已经不能勉强度日，玛兹娜的夭折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小额的慈善救济，如果在食物匮乏时不带着孩子逃往杜兰村阿齐扎父母的村庄，或许如果没有拉扎克招致村民反感的"小偷小摸"，很难想象他家庭中的其他人能够生存下来。

如果其他人指责拉扎克的处境是由于他自身的道德过失造成的，他会愤慨地予以反驳。"许多马来人都不够诚实"，"现在，甚至那些拿着三四百块工资的马来人都变得傲慢起来"，"他们不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在村里，他们甚至连一杯咖啡也不给你"。这种指责严格说来并不正确。根据我对一年的大致计算，拉扎克一家获得了大约够他们吃三个月的稻谷和大米的馈赠。在斋月结束时，每个穆斯林都有义务准备一份稻米作为宗教礼物，称为施舍。除了按照惯例把稻米捐赠给清真寺、阿訇和村庄的祈祷场所外，通常还要施舍给贫穷的亲戚和邻居，特别是那些在收割季为他们工作的人们，每次大约一加仑。拉扎克大约获得了十加仑的稻米施舍，尽管其中不乏不太好的残米。拉扎克不是有礼貌地等待别人招呼他去按照惯例收集他的礼物，而是挨家挨户地去讨要施舍。只有少数人拒绝他；毕竟，每个家庭在主要的伊斯兰教节日中应该能够吃上米饭，而且，这种施舍也一向被视为净化自我心灵的一种方式。一个月以后，在第二个主要的伊斯兰节日里，拉扎克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少量的施舍。获得宗教施舍的第三次机会是在收获季，届时所有的穆斯林都被征收他们收获的十分之一的什一税（扎卡特）。尽管事实上征收的数量是由纳税人自己确定的，但是拉扎克——实际上还有村里的许多穷人都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交纳了最少数量的什一税，并且只要有机会就去向富裕的邻居索取私人的扎卡特捐献。这种积极讨要是有回报的，拉扎克获得了比村里其他穷人多得多的食物——比曼苏尔、杜拉、"瘦骨嶙峋的"玛、帕克·亚赫和塔伊布都多。而他声誉上的额外成本却是最小的，他的地位实际上已经确定在最低点了。另一方面，他的表现不如他弟弟哈姆扎那么好，哈姆扎经常被当做是值得赞扬的穷人的典范。他是公认的辛勤劳动者，他的妻子也是。他担任了伊斯兰学校的管理员，还经常出现在筵席上协助烹饪，帮助别人搬家，或者帮忙修建村路。在上一季的收获之后，部分是由于对哈姆扎生病一个月不能像往常一样工作的同情，他获得了村民和亲戚捐给他的八麻袋稻谷，巴塞尔称他为"扎卡特冠军"，这与拉扎克采用进攻性方式却只得到较少的回报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不想接济拉扎克，他是个骗子——我们只给像哈姆扎那样诚实的穷人救济。"另一个有影响的村民法齐勒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很多穷人说谎、骗人、懒惰"，"他们想找棵树乘凉"，"他们想向富人贪婪地索取"。然而在沉思片刻后，他注意到了潜在的"恶性循环"的存在。"如果我们因为他们偷窃而不给他们救济，他们也许会一直偷窃下去。"这是我听到的最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对穷人进行社会控制而对其进行慈善施舍的重要性的言论。

在政治态度上，拉扎克做了一个谨慎的穷人为保护自己及家庭的利益可能做的一切。四五年前，他交纳了一马元的费用加入了执政党的村庄支部，它支配着村庄政治和所有进入村庄的重要物质利益。"如果你和多数人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很多。而与少数人为伍是很困难的。我经过考虑，要站在多数人一边。"拉扎克的逻辑也为一些穷人所共有并为他们带来预期的收益，但这并不意味村里所有的穷人都赞同这一逻辑。一年前的一场干旱使得季节性的水稻灌溉不得不取消，政府为此开展了一项以工代赈计划。由于在挑选工人的过程中，政治的分量很重，拉扎克成为一个胜出者。当地的农民协会办公室雇他照看家禽，每天4.5马元，工作40天。同时，他还获得了一份帮助清理一段灌渠中杂草的工作，工资为50马元。而那些在政治上站错队的贫穷村民是无法获得这些机会的。使拉扎克的房屋得到部分修复的木材也是通过巴塞尔的政治影响获得的，被拉扎克卖掉的多余的免费木材和马桶也是救助计划的一部分，至少在塞达卡村，这些安排只有执政党的追随者才能利用。如果这种语言表述不那么适合马来人的口味，那么也可以说，拉扎克知道哪一边可以使他的面包涂上黄油。

作为地方性保护和有些勉强的慈善施舍的受益者，人们可能期待拉扎克对村里的"社会性长者"抱有好感，但他并非如此。他也意识到人们在背后的议论，"我不去富人的家里，他们不叫我进去。他们认为穷人是低贱（粗俗）的。他们认为我们去就是为了要钱。他们说我们懒惰，说我们不想工作，这是他们的诽谤"。让拉扎克感到最为愤怒的莫过于同样是这些富人在其需要帮助时就去召唤穷人，但是在需要互惠时什么都不付出，"他们叫我们抓住逃跑的水牛或帮他们搬家，却不叫我们参加他们的筵席"。

同样没逃过他的注意的是，他和许多与他类似的人是被视而不见的人。"富人很傲慢，我们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却不搭理。他们不和我们说话，甚至不看我们一眼！如果富人听到我们谈论这些，他们就会发火。"拉扎克在一些方面是独特的，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他所说的话与安达卢西亚农业工人的诗歌可做比较：

我由富变穷
看尽世态炎凉；
可叹现在已经无人
再看看穷人的脸庞。

葬礼后的一周，我从市场回到住所，看见哈姆扎房前的路上停着一辆越野汽车，车门上的标志是"卫生部"。不久，从哈姆扎屋后拉扎克住的地方走出两个护士，她们说受到指派来对小孩的死亡进行调查，并给这个家庭提供营养方面的建议。她们留下了一些奶粉，但是所见所闻似乎让她们非常泄气。当她们登上越野车准备返回首都时，自问道："对这样的人你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