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奉官”看工匠的晋升之路

明代中期后，工匠借“传奉官”晋身已成潮流，从永乐年间的瓦工杨青、木匠蒯祥，到嘉靖年间官至工部尚书的徐杲，均凭借精湛技艺获皇帝赏识，甚至位列九卿。尽管士大夫斥责此举滥用名器，但传奉官的盛行，折射出明代工匠地位的提升。

从“传奉官”看工匠的晋升之路

文：陈宝良

明代是一个科举社会。在官员选拔体制上，虽然号称进士、吏员、科贡三途并用，实则最为重视科举中的进士一途。至于技艺杂流，更是遭致科举功名之士的鄙夷。换言之，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天然具有一种超越其他社会阶层的优越感。

在帝制明代，尽管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一整套的“祖宗之法”，显然已经规定了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必须出自吏部，而不是来自皇帝的内诏。所以，一旦皇帝直接下诏任用官员，即会被视为违背祖制。至于这些因皇帝内诏而任命的官员，更是被鄙视为“传奉官”，从而受到士大夫的责难。简言之，所谓“传奉官”，即令由中出，不由吏部铨选。指的是官员的任用，不再通过资格考试与吏部任命，而是通过“传奉”圣旨而直接任用。

有意思的是，明代中期以后，技艺杂流之士因“传奉”而出任官员，已经蔚然成风。彭时在上奏中言：“近幸无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无功冒官职者众。”这无疑是当时的实录，且说明技艺杂流之士，借助于皇帝的宠信而得以晋身，社会地位随之提升。

匠艺之人因“传奉”而得以晋身，早在明初已有其例，但并不普遍。如永乐年间的杨青，金山卫人，是一名瓦工。杨青在幼年时，名为“阿孙”，善于心计，“凡制度崇广，材用大小，悉称”，可见技艺颇为精湛。为此，明成祖赐以工部左侍郎。死后，又赐祭葬。

宣德初年，石匠陆祥，南直隶无锡县人。陆祥亦凭借技艺而出任工部营缮所丞，后擢为工部主事，最终仕至工部左侍郎。陆祥受到了明宣宗的宠信。其母老病，明宣宗下令光禄寺每天给予酒馔，而且“赐钞为养”。

更为奇特的例子是木匠蒯祥。蒯祥，苏州府吴县人，更确切地说，属于吴县香山帮木工。永乐年间，蒯祥的父亲蒯福主持大的营缮活动，成为木工之首，后告老还乡，以儿子蒯祥替代自己。永乐十五年（1417），营建北京宫殿，蒯祥参与其事。正统年间，重建三大殿及文武各衙门的衙舍，效劳尤多。天顺末年，蒯祥奉旨营建裕陵，一概由他营度。蒯祥木工技艺精湛，且颇具职业精神。他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每次宫中有所修缮，太监请他入宫。蒯祥用尺子“准度”，看似漫不经心。一旦建成，将其置于原处，却不差毫厘。他在指使各色工匠时，相当严厉，无人敢违反他的教旨。蒯祥凭借自己的技艺，在仕途上一路晋升。先任工部营缮所丞，随后晋升为营缮所副，历任工部营缮司主事、员外郎，擢升太仆寺少卿，而后转任工部右侍郎、左侍郎，其禄累加至从一品俸。至成化年间，年已80余岁，仍然执技供奉，甚至被明宪宗称为“蒯鲁班”。

蒯祥的精湛技艺，一则来自家传，即传自他的父亲蒯福；二则来自师承，即传自他的师傅蒋思诚。

据史料记载，蒋思诚，是苏州府常熟县人。永乐初年，明成祖拟在北京建设宫殿，经少师姚广孝的推荐，蒋思诚被召至便殿。明成祖以宫殿制度相询。蒋思诚侃侃而谈，就汉、唐、宋、元殿宇的间架、高下、浅深，详细加以阐释。成祖听后大喜，于是将建造北京宫殿事务一概交付思诚，不再过问营建事宜。蒋思诚的技艺，确实不负众望。譬如在建造后殿时，后檐长出2尺。明成祖见此，不免道：“后檐斜出矣。”思诚坦然道出原因：“此地北风劲，不久自直。”不久，果然如思诚之言。

最有意思的是，蒋思诚提前制作了四个木座，历经数十年，并无一人知晓其用途。将易箦之时，思诚才将用途告知弟子蒯祥。此后，这四个木座真的用于一个便室的四柱之下，且“不差尺寸”。

传奉之官，以成化年间为盛。早在成化八年（1472）七月，因隆善寺修建完工，明宪宗下诏，升工匠张定住等30人为文思院副使，写碑官升为尚宝少卿。至成化末年，术士李孜省、太监梁芳辈的导引，更使“倖门”大开，“名器”轻滥。凡是生员、儒士、匠丁、乐工、勋戚厮养等，均可以入仕为官，或儒、吏、兵、民、工、贾、囚、奴，无不“脱白”，晋身为太常寺卿。

至于技艺杂流的任用程序，大致为原任中书、序班，照例升至太常寺、鸿胪寺、太仆寺少卿；原本无官职的“白身”，照例授予鸿胪寺主簿、序班等职。传奉之官，多至数千人。成化二十一年，南京兵部尚书王恕应诏上言，称“工艺之人”，“各寻蹊径，得美职而服章服者，充满朝市”，应该说是当时的实录。

弘治初年，一度对传奉官有所厘革，但随后重开传奉幸门。弘治八年（1495），修建隆善寺，竣工之后，授予工匠30人官职。弘治十年，凭借“烟火”之技而得以晋身者有程通等13人，因建毓秀亭而得以晋身者有康表等30余人。此外，经过太监李广传升的“匠官”66人，“冠带人匠”130人，几乎与成化年间相等。至弘治十四年，传奉的文职官员有890人，武职官员有280余人，其中太监的亲戚占据大半。

由此可见，尽管弘治初年对传奉官有所斥革，但至正德年间犹有遗存。当然，成化、正德两朝的传奉官稍有差别：成化年间尚文，所以当时一些书画技艺百工之徒，纷纷受到了皇帝的重用；而正德年间尚武，所以所用的传奉官多为骑射勇力角抵之徒。

嘉靖以后，工匠得以授官，仍然不乏其例。嘉靖三年（1524），因织造皇帝大祀所用衮冕、袍服、皮弁，太监刁永、潘杰替工匠陆宣、张鸿等52人乞恩升职。明世宗下诏，其中授予皮作局副使的有25人，其余则赏银2两、绢1匹。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工部匠作官郭文英，凭借积劳升至工部右侍郎，并荫其子为文思院副使。此外，木匠徐杲之属，被授太仆寺少卿、苑马寺卿以下职衔的多达100余人；又工匠赵奎等54人，因为太监的奏请，亦悉数被授予官职。

在嘉靖年间工匠所授官职中，以木匠徐杲最具典范性意义。徐杲技艺精湛，有“近代之公输”之誉，凭借自己的技艺最后被授予工部尚书一职，位至九卿之列，固不偶然。

徐杲的技艺，可以从以下三件事中得到印证：一是在修建永寿宫时，徐杲“以一人拮据经营，操斤指示。闻其相度时，第四顾筹算，俄顷即出。而斫材长短大小，不爽锱铢”。二是在为内殿替换栋梁时，“于外另作一栋，至日断旧易新，分毫不差，都不闻斧凿声也”。三是魏国公大第倾斜，需要重新加以纠正，稍加核算，需要花费数百两银子。徐杲“令人囊沙千余石置两旁，而自与主人对饮，酒阑而出，则第已正矣”。

凭借如此精湛的技艺，徐杲被授予工部尚书，并荫其子徐文燦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徐文焕为光禄寺典簿，又一子荫锦衣卫百户。据明世宗给徐阶的密谕来看，世宗原本想援引弘治年间明孝宗赐予崔志端太子太保之例，超格恩例，赐徐杲太子太保。后经徐阶劝谏，认为“至于太子太保，乃儒臣之极选，尤望不以与杲，庶足为之稍缓忌毁”。经徐阶一劝，方才作罢。

嘉靖年间，因一时工役，很多工匠被授予官职，其中被授予太仆寺、苑马寺少卿的有二人，被授予布政司参议、郎中、员外郎的有五人，被授予鸿胪寺、光禄寺官的更是“以百数”。

为此，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采纳太监李芳之言，下吏部议，革去工匠授官之规。即使如此，在明末，仍有工匠被授职官之例。如天启年间，有两位工匠因为参与修造三大殿之工而跻身大位，其中木工张凌云任工部尚书，作头杜若充任太常寺卿。

技艺杂流进入仕途，在明代几已成为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除上面所举之例外，其他尚有数例：成化朝，厨子蔚能曾出任光禄寺卿；万祺原本不过是一个相士，凭借禄命之说，官至尚书之职；栉工洪尚观，官至太常寺卿；皂隶蔡春、王兴宗，官至布政使；即使是裁缝，通过积累资金，最后亦可捐官出身。

技艺杂流之辈，尤其是工匠出任高官，在传统士大夫看来，无疑是“名器”太滥的反映。士大夫内心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爵禄是天下的“砥石”，帝王借此用来“砺世磨钝”。

相较而言，德懋懋官，功懋懋赏。可见，德与功、官与赏存在着区别，德贵于功，官重于赏。像徐杲、郭文英之类，不过是“执斧斤，攻造作”的匠役，至卑且贱，即使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但于国家之轻重毫不相干。他们在经营宫殿时劳苦功高，只须“优以厚赏”即可，不必“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锡之异服以华其躬，荫之世禄以裕其后”。

嘉靖朝时，王得春、张元冲两位官员，无不持这种观点。有意思的是，针对这种观点，明世宗深感不悦，道：“名器不可不重，工役亦须得人。文英一人，何至遽坏体例！再论者斥。”明世宗的看法，显然已为匠人入仕做了张本。透过这一现象，更可看到匠人地位的提升，进而跻身于官员士大夫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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