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专科到斯坦福，再到名校博士后，太励志了！

编者按：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放榜，志愿填报在即。对那些分数不算拔尖、却想学医的考生来说，这条路到底值不值得走？

不妨先看看何世豪的故事。当年高考400多分、只够上一所医学专科的他，如今已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把一手旁人眼里的“烂牌”，打成了被称作“专升天”的逆袭。

撰文 | 汪航 燕小六

何世豪有两个“外号”：一个叫“专升天”，另一个是“何五点”。

2013年从医学专科院校毕业后，他通过专升本考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一路读到硕士、博士，之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又到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从事博士后研究。

“医学界”了解到，如今，他已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员，深耕烟雾病。

风光背后，是他玩命般的拼搏。无论是读专科时借着厕所的灯光学到凌晨五点，还是备战考研时的艰难曲折，他都没有因为学历起点低而放弃对医学的追求，立志成为下一代顶尖神经外科专家。

“拼了10年，终于把不敢想的梦想，变成了我奋斗一生的事业。”何世豪希望，自己未来能在烟雾病的科研领域贡献更多力量。

今年高考陆续放榜，我们重新讲起他的故事。以下为何世豪的自述——

专科出身，考上北京天坛医院研究生

我在高中是典型的差生，坐在班级最后一排，老师对我的期望是不要影响其他人上课。当时我喜欢玩游戏和看课外书，成绩一直是倒数第一，要是考了倒数第二，可能是有一个人没来考试。

最后我的高考成绩是400分出头，因为不想复读，就报了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专业。

学医更多是受家庭影响，父亲是山东菏泽一家传染病医院的医生，母亲是一名乡村医生，从小我就是在医院旁边长大，所以耳濡目染对医学更亲近。

刚上专科的时候，我开始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临床案例课和实践课会很认真地听。但实话说，专科的整体学习氛围不是太好，刚开始我也会为了更合群一些，偶尔和同学们一起去网吧玩游戏之类的。

我们宿舍当时一共8个人。有一天，一个室友在玩游戏，旁边很多人围观，而我当时正在预习病理课，很多同学就说我“你挺能装啊”，因为他们觉得考试及格就行了。

还有一次，室友凌晨三四点还在看恐怖片，我睡不着就开个小台灯学习，他们觉得氛围被破坏了，把我的台灯砸了、笔记本撕了。

这些嘲讽和排挤行为让我感到痛苦和压抑，但他们这样做反而激发了我的好胜心，我更想去证明自己了，而逃离的唯一方式就是专升本，我开始买本科的医学教材提前学习。

那段时间，宿舍晚上10点之后断电，我就带着小凳子到男厕所看1000多页的内科学教材，没桌子的话我就把脸盆扣过来当桌子用，一直学习到凌晨五点。两三年就那样过去了。当时同学们都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何五点”的外号也由此得来。

三年专科生涯为我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医学基础，专升本报考了泰山医学院（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虽然在几千人中只录取全省前100名，不过我特别有信心，最后也通过了考试。

到了本科临床学习阶段，我接触到了神经外科，发现很多脑疾病的发病机制都不太清楚，这种挑战性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很早就计划考研了，而且瞄准了报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这家医院在国内神经外科领域排名第一。

考研难度可想而知。当时，我们一个专业100人中也就有两三个能够考研成功，考上的基本也都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医学院，往届生中的考研天花板是南开大学，天坛医院完全超出了大家的认知范围。

当时有很多同学都不理解我的选择，认为我是痴心妄想。

刚开始我也没多少信心，中国大部分的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名校，招生简章都明确写了不接收第一学历为专科的临床医学学生报名。

我当时还用两个不同手机给招生老师反复确认自己有报名资格后才敢报考，并把画有天坛神经外科医生的一张海报贴到了宿舍床上激励自己。

为了考研，我在专科时的作息一直延续到了本科，几乎每天都是凌晨三四点睡，早晨七点继续起来学，甚至一天最多睡3个小时。

长期熬夜身体也出了问题，肝功能非常差，转氨酶最高超过了190，正常也就是10到40，去食堂闻见味道就恶心，就得找个垃圾箱去吐。

这么学下来，我对初试很有把握，但复试非常紧张，因为身边的竞争对手都是本科来自北大、兰大等985名校，我担心专科出身肯定是考不上了。为了放手一搏，在面试环节中的自我介绍、大外科提问和阅片等环节，我都是用英文来解答，现在看来是很大的加分项。

我还记得，录取结果念到第11个人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自己的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旁边另一位同学还给我递了纸巾，考上的人里面好像就我哭了，因为我从来没敢想过，自己能从山东的一个专科学校一步步去天坛医院学习。

在天坛神外，决心研究烟雾病

考上北京天坛医院之后，我没有高兴太久，很快就又陷入焦虑中。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北京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嵘教授，在国内烟雾病诊疗领域首屈一指。在他的带领下，我开始踏足这一全新领域。

其实没去学校之前，我很担心导师对我的出身有顾虑，也害怕自己无法胜任开学后的学习与工作，所以我连本科毕业典礼都没参加，提前把宿舍的被子、衣服打包完，一个人坐上了从泰安到北京的火车，去天坛医院提前实习。

何世豪与王嵘主任出门诊

那时，同学们都在放暑假，我提前入组实习，一位师兄看到了我求学的积极性，就让我去重庆学习脑网络相关技术。

越是学习，越觉得自己懂得太少，我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提前对烟雾病领域进行了解并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当时还积累了100多个病例数据。

烟雾病（MMD）是一种罕见的、慢性的进展性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病因不明，是我国儿童和中青年人群脑血管意外的重要原因之一。儿童缺血性脑卒中的年发病率高达7.9/10万，其中，因烟雾病导致的脑卒中比例约有22%。

当时，全国能做烟雾病手术的诊疗中心不超过五家，从事烟雾病诊疗研究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在缺乏有效识别方式的背景下，烟雾病也非常容易出现漏诊、误诊的情况。

确定研究方向后，我用了半年时间，把烟雾病相关的3000多篇文献全部下载下来，一点点研究。那段时间，我白天参加规培，跟着老师查房、换药、上手术等，只有晚上才能看文献和做课题研究，熬夜也是常有的事。

看完这么多文献之后，我没有任何不自信的感觉了，虽然周围同学都是北大、协和、首都医科大学8年制的学生，但我觉得自己要比他们懂得多。后来，我还作为课题组的主导，去探究烟雾病的发病机制。

除了诊疗存在空白外，和导师的出诊经历也影响了我的科研走向。有一次，一位青年拿着档案袋来到了导师的门诊，他的右侧肢体像是有些脑梗残留的后遗症，在上一位患者就诊完毕后，他进门就说自己是来感谢王主任的。

原来，他小学时经常会在过度换气或劳累后出现右侧的肌力下降，有时还头晕伴有眼睛黑蒙，一直没有就诊，直到出现一侧偏瘫、偏身感觉障碍以后，家人才重视起来。

当时他休学后四处求医，是王嵘主任结合影像学检查为他确诊了烟雾病，并通过血运重建手术和康复治疗后逐渐缓解。而他这一次来，是考上北京工业大学后，专程来感谢我老师的。

也是那时，我觉得自己的研究不能太过局限。也有专家说过，天坛医院培养的是医学科学家。我记得，硕士一二年级时，我的研究方向主要围绕烟雾病认知损伤和手术风险评估等，慢慢开始转而探索烟雾病的发病机制以及寻找更好的诊疗方案。

拒绝哈佛、梅奥诊所

去斯坦福继续深造

在我第一年完成住院总的培训后，管理病人和参加手术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进一步去研究烟雾病的想法。

加上我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四篇SCI论文，影响因子约有十二三分，顺利攻取了博士学位，导师是神经外科脑血管领域顶尖专家赵元立教授。

随着显微神经外科的发展，血运重建手术能增加脑灌注，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卒中等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然而，烟雾病患者发病年龄较动脉粥样硬化普遍年轻，其认知障碍状态持续发展时间要远长于动脉硬化患者，若不能及时评估及修复，势必给患者、家庭及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

目前，因为不了解发病机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阻止病程，选择开颅血运重建手术也仅仅是减少脑卒中发生的几率，也无法治愈烟雾病。从硕士三年级开始，我就想进一步研究烟雾病的发病机制。

何世豪与他的硕士导师王嵘教授（左一）、博士生导师赵元立（右一）

在和赵元立教授讨论研究方向前，我提前做好了关于烟雾病前期研究和研究思路的PPT，汇总了129篇关于烟雾病基因与生物学标记物的文献，并把我“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想法向赵老师汇报，得到了他的支持。

随着研究深入，我觉得自己的烟雾病科研已经到了瓶颈期，急需寻找一个突破口，于是在2021年决定申请出国访学，申请了哈佛、约翰斯·霍普金斯、梅奥诊所和斯坦福。得益于7篇SCI等学术背景，前三所学校很快就给我发了访学邀请。

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的专业方向是AI对疾病的预测模型，约翰斯·霍普金斯和梅奥诊所分别为干细胞修复和临床手术风险，而我的兴趣还是在烟雾病发病机制方面，所以一直在等斯坦福的面试通知。

等待期间，我作为首医博士生代表加入了延安义诊活动，由于在外义诊还错过了斯坦福的面试邀约，好在斯坦福教授十分认可我去山区义诊这件事，又给我了一次机会。

2022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以DNA甲基化从表观遗传学的切入点进行研究，提出烟雾病“遗传易感，环境诱导”的理论。我们研究了烟雾病患者的全基因组DNA甲基化谱，并确定了与该病发病相关的基因。

在面试的过程中，教授们发现我的研究思路和他们很接近，并且他们也在做和我上述研究一样的工作。而我比他们的结果早出了一个月，并已经把文章发表了，所以面试过程十分顺利，于是我放弃了其他学校的offer。

为了这一天，我拼了10年，也终于把不敢想的梦想变成了我奋斗一生的事业。

今年高考，作为“过来人”最想说什么？

在斯坦福医学院神经外科Gary K. Steinberg实验室，我每天两点一线往返于实验室和宿舍。

我最大的感受是，那里的医学教育更加鼓励创新，我和同学们可以随意打断医学教授的讲课并质疑，他们也很鼓励学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至于工作强度，通宵也是常有的事情。

我自己也在学习的过程中快速成长。如果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就必须去探索发现疾病的发病机制、找到药物治疗的靶点以及在临床上怎么更好地恢复人类大脑的功能等问题。

这些年在美国求学、工作，我明显感受到，中国的医学院校越来越强了。

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我们在顶级期刊上发文的频次和数量不断增加。不久前，《自然》杂志官网发布2026年最新一期“自然指数”，浙江大学压倒美国哈佛大学，首次登顶世界高校第一。

这说明，我们对医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重视，进步非常明显。所以，如果你担心“在国内学医没前途”，大可不必。

也有人担心，AI时代来了，学医还有没有前途？

在今年的美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年会上，我听了马斯克关于脑机接口的演讲，也看到各种各样的手术机器人。

但我觉得，AI对医学的冲击没那么大。技术永远是对医生、对病人有益的事，就像显微镜被发明出来，是一次巨大的技术飞跃，却从未替代医生。AI能增加诊断准确率、提升学习效率，但还谈不上对医学构成实质性冲击。

最后想说一点，出国之后我才发现，在国外学医，压力更大，难度更高。

比如在美国，本科四年要保持很高的GPA（平均学分绩点），要积累几百小时的临床志愿者经历，还要发文章、拿到推荐信；医学院每年录取率不到10%，学费换算成人民币每年要七八十万。

相比之下，中国高考只要达到录取线就能读临床医学，学费也很友好。所以，如果你真心热爱医学，这其实是一条门槛友好、值得全力以赴的路。

来源：医学界

校对：蔡 菜

运营：赵 静

责编：汪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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