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新华社安曼6月24日电 中东战地手记｜约旦产科医生来信：废墟下的新生
阿西勒·杰拉德
我叫阿西勒·杰拉德，是一名约旦妇产科医生，原籍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图勒凯尔姆，我的祖辈1948年作为难民来到约旦。2024年3月，在新一轮加沙战争爆发不到半年后，我作为志愿者，来到加沙地带南部一家国际医疗队野战医院工作。如今，已回到安曼的我写下这封信，纪念那段时光，并期待重返加沙。
“加沙成千上万的妇女正在遭受苦难，她们需要我。”当约旦医学协会认为妇产科医生在战区并非优先需求时，我这样告诉他们。
几周后，“绿灯”为我亮起。
在此之前，我从未离开过我的孩子。2024年3月16日清晨，当要出发前往加沙时，我站在两个未满十岁的孩子面前，心像风中的烛光一样摇曳不定。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谁、从何而来。我明白，对故土的爱不只是嘴上说说，而是刻在骨子里的。
数据显示，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万人死亡、17.3万人受伤。
抵达加沙，就像踏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工作的地方是位于加沙地带南部马瓦西地区的一家国际医疗队野战医院。医院由帐篷和拖车搭建而成，坐落在一个大型难民营中。帐篷里，我们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帐篷外，爆炸声不时响起，死亡的危险如影随形。
尽管资源匮乏，这所野战医院仅妇产科每天就要接待100到120名患者。在加沙工作那段时间里，我参与接生了500名新生儿，每天10到15名。
然而，产妇们都是在极不正常的环境下分娩的——基础医疗物资极度匮乏，自然分娩止痛药物完全断供，剖腹产急救设备更是奢望。
还记得，一位孕妇来找我问诊时，脸色煞白，血红蛋白水平只有4g/dL。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这样指标的孕妇都会被送进重症监护室。但在加沙，她仍要为孩子们取水和找食物。
难民营条件极其恶劣。每个帐篷里通常住着一家十几口人，帐篷只有一层薄薄的布料遮风挡雨。所谓厕所，不过是用汽车轮胎围起来的土坑，供三四十顶帐篷里的人共用，难言隐私、卫生和尊严。
战争几乎剥夺了准妈妈们的一切：常规检查、充足营养、必要药物，以及在平静环境中孕育生命的机会。
有些妇女已经出血三个月。在加沙，没有血液检查，没有实验室分析来确定病因。即使能够确诊，也往往无法得到治疗。血红蛋白水平极低的孕妇甚至难以保证一天一顿饭。食物、干净的水和营养补充剂的匮乏，使母亲和新生儿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我们甚至不知道有些母亲是否还能进行母乳喂养。
尽管环境恶劣，加沙妇女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她们熬着，撑着，不肯倒下。
“你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怀孕？”我曾问过一位孕妇。她瘦骨嶙峋，疲惫不堪。
她答道，战争夺去了太多孩子的生命，“这也算一种弥补吧”。
这个答案一直铭记在我心头。我认识到，希望就像一条河流，即使在最坚硬的石头上也能开辟出新的道路。
在加沙，她们称我为英雄。但在战乱中，她们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些贫血却腹中怀有新生命的妇女；那些在尼龙帐篷中的简易床上分娩的妇女……
作为战争初期进入加沙的阿拉伯女性产科医生，我感到有压力，这份重担意义非凡。同为女人，我懂得她们。同女医生交流也给了她们一份安全感。这个世界常常忘了，女性身体也有自己的需求——月经、荷尔蒙、怀孕、分娩，即使在战火纷飞之时也从未停止。
很多男医生都能胜任这项工作，但她们告诉我，“必须要有女医生”。
如今，世界似乎将目光投向别处：新的新闻头条，新的战争，新的危机，如同海浪冲刷沙滩般把人们的记忆抹去。但加沙的战争并未结束。
我期待着返回加沙。对我而言，重返那片土地，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份责任。（翻译整理：何奕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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