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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一句话,说没有中国人能笑着走出大英博物馆,这背后是无数流失海外的中国国宝。
然而,除了英国,还有一个国家也藏有大量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它们来自遥远的西夏黑水城。
这些国宝是如何流落异乡的?这要从一个名叫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的沙俄 “探险家” 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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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沙俄为实现领土扩张野心,派遣多名现役军官以探险为名潜入中国西北。 他们的真实目的并非考古,而是刺探军情、测绘地图,为武装侵略铺路。科兹洛夫就是其中一员。
一九零七至一九零九年,科兹洛夫以考察蒙古、四川为名,深入内蒙古额济纳地区刺探情报。一次偶然机会,他发现了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南的荒漠中,是西夏与元朝时期的西北重镇,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堪称 “东方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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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兹洛夫先后两次对黑水城进行疯狂盗掘,将西夏文献、汉文典籍、佛像、唐卡等珍贵文物全部运回俄国。由于他是职业军人而非考古学家,盗掘和运输过程毫无专业保护措施,导致大量文物在途中损毁。
他掠夺的文物中,三千多件藏于冬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八千多件存于俄罗斯科学院,其价值不可估量,其中包括了西夏文与汉文双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等国宝级文献。
由于俄国人缺乏对东方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能力,这批文物长期被束之高阁,直到一九九二年后中俄才开始合作整理。 在此之前,中国学者想研究一手史料,只能远赴俄罗斯抄录,连拍照复印都难以实现。西夏,这个十一至十三世纪活跃于中国西北的重要王朝,其历史研究竟如此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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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兹洛夫的 “成果” 包括约两百八十幅佛教绘画(唐卡)、壁画残片、数百尊雕塑以及两千余册文献手稿,材质涉及丝绸、木材、纸张、金属,文字囊括西夏文、汉文、藏文、蒙古文、突厥文甚至叙利亚文,时间跨度集中在十二至十四世纪。
这批文物自一九三四年起,分别收藏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冬宫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尽管俄罗斯因此成为西夏文献收藏的重镇,但问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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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藏品没有完整目录,部分来源和年代信息缺失,研究难度极大。更糟糕的是保管状况:发掘时缺乏保护,运输时没有专业包装,加上列宁格勒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遭遇两次洪水,博物馆长期低温潮湿、供暖不足,导致文献颜料剥落、纸张霉变、雕塑开裂,部分藏品已严重损毁。
科兹洛夫因其在华 “功绩”,于一九一六年被沙皇授予陆军少将军衔。一九二四年,他还在外蒙古的诺彦乌拉山发现了匈奴贵族墓葬,盗走大量中国汉朝与匈奴的文物。讽刺的是,他自己连考古报告都不会写,最终由一位日本考古学家和苏联学者代笔完成。
科兹洛夫于一九二六年结束最后一次探险,一九三零年代初隐居,晚年深受心脏病困扰,最终于一九三五年在列宁格勒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有人说,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掠夺者未必有恶报,而文明的伤痕却需要后人长久地弥补与铭记。这些流落异国的瑰宝,何时才能踏上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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