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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访古系列记事之四
丰县状元碑园李蟠《报母书》《七公墓表》石刻考证
张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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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状元碑园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植于徐州丰县梁寨镇李氏祖地,是徐州明清科举文化的核心遗存。园内珍藏的清代状元李蟠《报母书》与《七公墓表》两通书法石刻,分属其人生巅峰与晚年归隐两个关键阶段。一方是金榜题名、壮志凌云的青春抒怀,一方是仕途折戟、遁迹山林的暮年追思。双碑笔墨映照人生起落,文字承载忠孝家国,既是李氏家族的文脉瑰宝,更是研究徐州科举发展史、还原状元李蟠生平思想与书法艺术的珍稀实物文献,具备极高的历史、文学与艺术考证价值。
探秘徐州古建团队丙午夏日探访状元碑园,特结合历史相关文献和考察笔记,对状元李蟠所书的两块碑刻考证如下:
一、时序分野与人生境遇的双重映照
李蟠(1655—1728),字仙李,号根庵,丰县梁寨人,徐州明清两代唯一文状元,其一生跌宕起伏,大器晚成却仕途多舛,两通石刻精准定格其人生两大心境,时序境遇泾渭分明。
《报母书》为李蟠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金榜题名后所作。时年四十三岁的李蟠历经数十年青灯苦读,终夺殿试第一、高中状元。半生寒窗蛰伏一朝得偿夙愿,此时的他年少意气、襟怀磊落,满心皆是建功立业、报效君国的赤诚,更有金榜荣归、慰藉慈母的拳拳初心。全文以家书体裁写就,字字饱含登科得志的昂扬意气,行文轻快真挚、情感热烈饱满,是李蟠仕途顺遂、志得意满时期的真情流露,尽显古代士子修身成才、荣亲报国的人生理想。石刻为当代刻制,嵌于碑园东壁。
《七公墓表》刻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彼时李蟠早已历经仕途风雨、境遇全然反转。康熙三十八年,李蟠受顺天乡试案牵连蒙冤罢官,自此仕途折戟、壮志难酬。历经官场沉浮、看透宦海浮沉后,他褪去朝堂浮躁,归隐乡林、潜心治学,深耕家族文脉、慎终追远。此碑由李蟠撰文并亲书丹书,为纪念彭城李氏始祖七公(李正居)而立,碑体为优质青石材质,通高2.62米、宽0.72米、厚0.22米,配蟠龙碑帽与桌台式碑座,四周雕琢龙凤花草纹样,规制典雅、工艺精良,全文四百二十六字,详细记载元末李氏始祖自河北真定迁居丰县程子院、世代繁衍的家族源流,字句沉稳厚重、沧桑内敛,藏尽暮年通透与家国深思。两碑时序相隔十八载,一盛一寂、一扬一沉,完整勾勒出状元李蟠从科举巅峰到归隐终老的人生轨迹,为考证其生平履历、心境蜕变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二、两碑迥异的书法艺术特色
李蟠兼具士子文心与笔墨功底,书法宗法晋唐、兼融帖意,落笔端庄遒劲、气韵贯通,《报母书》与《七公墓表》因创作心境不同,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书法风骨,尽显其深厚的书学造诣与笔墨修为。
《报母书》以行楷书写,笔势灵动舒展、锋芒俊朗,笔画圆润饱满、转折利落,结体端庄舒展、疏密有致。通篇笔墨酣畅淋漓、气韵昂扬奔放,起笔收笔利落洒脱,无暮年滞涩之态,字字透着金榜题名的意气风发。字形大小错落自然、章法流畅贯通,既有楷书的规整端庄,又兼具行书的灵动飘逸,笔墨间尽显青年状元的凌云壮志、蓬勃朝气,是其早年意气风华的真实笔墨写照。
《七公墓表》为晚年楷书力作,褪去年少锋芒,归于沉穆古拙。通篇笔法沉稳凝练、浑厚端庄,笔画粗细均匀、苍劲有力,提按顿挫沉稳有度,无浮躁张扬之笔。结体严谨方正、规整肃穆,章法整齐有序、疏密均衡,字字端正厚重、气韵沉静悠远。历经三百年风雨侵蚀,碑文字迹依旧清晰可辨,刀工精准复刻笔墨神韵,兼具晋楷的温润典雅与唐楷的端庄大气。晚年归隐后的人生沉淀,使其笔墨褪去浮华、沉淀沧桑,尽显慎终追远的敬畏之心与饱经世事的通透格局,是李蟠晚年书法成熟风格的典范之作。纵观两碑书法,早年灵动昂扬、晚年沉穆厚重,笔墨随心境蜕变、书风随人生沉淀,形成鲜明的艺术反差,完整展现了李蟠一生的书法演进脉络,也是清代中期文人书法“文以载道、字如其人”的生动典范。
三、融母子情、家族根脉、家国情于一体
两通石刻文字质朴真挚、意蕴深远,跳出单纯的记事抒情,层层递进、层层升华,将母子深情、家族情愫、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字字皆心、句句有魂,承载着传统士人的精神内核。
(一)《报母书》:寸草春晖,荣亲报国的赤子初心
作为登科后的家书,《报母书》石刻核心承载至纯至真的母子深情。李蟠半生苦读、屡试不第,半生坚守皆离不开慈母的养育教诲、默默支撑。金榜题名之际,他未先矜夸功名,而是执笔家书、倾诉心声,字里行间满是对母亲的感恩、牵挂与慰藉。文中细数寒窗苦读的艰辛、一朝登科的欣喜,更直言成才立业、光耀门庭、奉养慈母的初心,语言质朴无华、情感真挚滚烫,将“学而优则荣亲”的传统孝道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这份母子深情更升华为士子报国的初心。文中既有感恩母恩的小我温情,更有不负寒窗、不负圣恩、建功立业、济世安民的远大抱负。登科非为一己荣华,而为尽孝尽忠、回馈家国,完美诠释了古代文人“忠孝一体”的价值追求,方寸笔墨间,藏尽青年状元的赤诚与担当。
(二)《七公墓表》:追远敬宗,家国同源的士人格局
相较于《报母书》的小我温情,《七公墓表》格局宏大、意蕴厚重,集中彰显李蟠晚年的家族情愫与家国情怀。碑文溯源李氏源流,详述始祖七公元末迁丰、开基立业、耕读传家的百年族史,追忆先祖开拓之艰、传家之德。李蟠历经仕途坎坷、看透世事浮沉,晚年深耕宗族文脉,通过撰文立碑、慎终追远,缅怀先祖功德、梳理家族脉络、传承耕读家风,字里行间满是敬祖睦族、赓续文脉的赤诚担当,尽显名门望族的家风传承与文化自觉。更深层来看,此文超越了单一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家族与家国的深度融合。李氏家族自北南迁、扎根淮海,世代耕读传家、崇文重教,是苏北地域宗族发展、文脉传承的缩影。李蟠在梳理家族兴衰的同时,暗含对一方水土文脉存续、地域家风传承的深切关怀。仕途失意却初心不改,不恋朝堂功名,深耕乡梓文脉,以笔墨传家风、以文脉润乡土,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以守护宗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尽显传统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家国胸襟。
四、徐州科举史与李蟠研究的核心实证
作为徐州现存为数不多的状元亲书石刻真迹,《报母书》与《七公墓表》双碑互补、互为印证,具备不可替代的文史研究价值,是徐州科举文化、状元文化、宗族文化的核心实物遗存。
首先,完善徐州科举史研究体系。李蟠作为徐州清代唯一文状元,是苏北科举文化的标杆性人物。两通石刻分属其人生巅峰与暮年归隐阶段,真实记录了清代康乾时期科举士子的人生轨迹、价值追求与精神风貌,印证了徐州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地域文化传统,填补了徐州清代科举人物实物文献的空白,是研究淮海地区科举发展史、文教演进史的重要物证。
其次,还原真实立体的状元形象。传世文献多聚焦李蟠的状元功名,而双碑文字打破单一的功名叙事。《报母书》展现其青年励志、至孝赤诚、胸怀家国的鲜活底色,《七公墓表》彰显其暮年通透、敬祖睦族、深耕文脉的家国担当,摆脱了史书简略记载的局限,全方位、立体化还原了李蟠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担当有风骨的完整人生。
第三,承载地域文脉与家风传承价值。石刻文字既是李氏家族的珍贵族谱文献,详实可考家族迁徙、繁衍、传承脉络,更是徐州地域宗族文化、家风文化的鲜活载体。其忠孝传家、崇文重教、心怀家国的精神内核,延续数百年,成为淮海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填补清代文人书法研究空白。两碑留存李蟠早、晚期完整书法风貌,清晰展现其书风从灵动昂扬到沉穆古拙的蜕变过程,是研究清代中期文人书法风格、笔墨技法、审美流变的重要实物素材,具备极高的书法艺术研究与传承价值。
丰县状元碑园《报母书》《七公墓表》两通状元石刻,三百年风雨不磨、笔墨长存。一方载青春壮志、寸草春晖,尽展士子荣亲报国的赤诚初心;一方记先祖功德、岁月沧桑,彰显文人慎终追远的家国胸襟。双碑以笔墨载文脉、以文字传精神,集科举史料、家族文献、书法珍品、文化载体于一体,是徐州科举史上独一无二的状元实物遗存,更是考证李蟠生平思想、文风书法、精神品格的核心文献。历经岁月沉淀,两通石碑不仅镌刻着李氏家族的百年文脉,更承载着徐州千年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见证了传统士人忠孝两全、家国一体的精神追求,为淮海地域文史研究、科举文化传承、传统家风弘扬提供了永不褪色的实物支撑,具有永续传承、深度研究的重大文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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