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斯人已逝，范式长存——复盘格林斯潘的金融时代与百年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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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范式长存：复盘格林斯潘的金融时代与百年反思

夏春

智汇集团创始人

香港城市大学客座金融教授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

全球价值投资协会首席顾问

艾伦·格林斯潘，这个沉寂许久的名字，近期再度频繁出现在我的文章与视频内容中。究其原因，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的公开表态与施政导向。沃什将格林斯潘奉为职业偶像，公开批评过去二十年美联储三任主席的施政理念，意图将美联储货币政策与监管逻辑，重新拉回格林斯潘时代的框架。5月23日，沃什在就职演讲中明确提出，将“以格林斯潘主席的方式履行这一职责”。但在我看来，沃什想要复刻甚至超越格林斯潘的成就，是难以实现的。

6月15日，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发的《AI狂热背后的三条“断层线”》一文中，曾提及一段影响全球金融监管走向的往事。2005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当时大会正值致敬即将退休的格林斯潘。会上，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发表了一段振聋发聩的主旨演讲。他直言，金融业的过度扩张，正在持续加剧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让世界经济变得愈发脆弱危险。

这一颠覆性论断，让现场深耕自由金融理念的格林斯潘，以及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陷入尴尬。长期以来，二人始终是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的坚定倡导者，萨默斯更是当场公开反驳拉詹的观点，坚守市场自我调节的核心逻辑。当时，自由放任的金融思想仍是全球主流，拉詹的风险预警，并未得到学界与政策层的足够重视。

6月22日晚，我如常开展视频号财经直播时，一条网友留言：百岁高龄的格林斯潘与世长辞。看到消息的那一刻，我静默良久。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的1987年至2006年，恰好覆盖了我从高中、本科、硕士到博士的核心求学阶段。相较于伯南克、耶伦、鲍威尔三位继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理念、经济思想贡献，以及他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深远影响，在我的学术认知与市场认知体系中，留下了更为深刻的烙印。也正因如此，我撰写此文，复盘他的传奇生涯，纪念这位定义了一个金融时代的巨人。

缔造“大稳健”时代的金融掌舵人

格林斯潘以百岁人生落幕，为一个传奇的金融时代画上了句号。在普通大众眼中，他是纵横全球市场的传奇金融巨人；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亲历其时代、逐步搭建金融认知框架的学者而言，他不仅是执掌美联储近十八年的核心掌舵人，更是塑造了当代宏观金融学术体系、市场监管逻辑、行业信仰范式，也留下诸多时代思考与学术困惑的核心思想坐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联储第十二任主席保罗·沃尔克，以强硬的高利率政策和短期经济衰退为代价，成功压制困扰美国多年的恶性通胀，让全球经济彻底走出滞胀阴霾，开启了资本市场股债双牛的全新格局。这一轮全球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不仅由里根、撒切尔等政坛领袖主导推动，更标志着弗里德曼、哈耶克倡导的自由放任、市场至上的经济思想，正式从学术理论走向国家政策舞台，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流纲领。

1987年8月11日，格林斯潘正式接任美联储主席，接过了时代赋予的重任。他的核心施政逻辑清晰且坚定：以市场化思维为核心，最大限度减少行政监管干预，通过灵活的预期管理，搭建自由、高效、包容创新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他笃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认可金融机构的自律理性，始终坚持“金融创新无需前置过度管制”的核心主张。

这套施政理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成为全球学界、政策界的绝对主流共识，也是我们当年研读教科书、梳理学术文献、参与顶层政策研讨的核心理论范式。而格林斯潘的传奇，从上任之初的绝境突围便已注定。

格林斯潘就职时，美股正处于高位区间，上任仅两个月，全球金融市场便遭遇重创。1987年10月19日，美股迎来“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单日暴跌22.6%，引发全球股市崩盘，市场持续下行至11月才触底，期间最大回撤幅度达34%。纵观美联储百年历史，从未有一任主席，开局便遭遇如此极端的市场危机。但这场绝境危机，也成为他力挽狂澜、奠定历史地位的关键契机。

10月20日，格林斯潘迅速发布简短有力的官方声明，明确美联储将履行央行核心职责，无条件为经济与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撑。为快速平复市场恐慌，美联储摒弃冗余解读，以果断的实操动作稳定市场：单日向市场注入170亿美元流动性，规模超过当时银行储备余额的25%，同时公开干预节奏，向市场传递流动性充足的明确信号。不仅如此，美联储私下约谈大型银行，督促机构在风险环境下维持正常信贷投放，保障券商、经纪商的资金流转。

汲取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教训，美联储快速下调联邦基金利率，短短两周内有效利率降幅达200个基点。一系列精准高效的操作，成功稳住美股颓势，1989年7月，美股便重回“黑色星期一”之前的高位。对比来看，1929年大萧条后，美股耗时25年才收复前期点位，足以凸显格林斯潘危机处置的划时代价值。

此次危机过后，格林斯潘确立了“流动性托底+预期维稳”的现代央行危机干预范式。在其近18年的任期内，美国经济仅经历两次短暂温和衰退，顺利穿越互联网股市泡沫，迎来美国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正式迈入低通胀、高增长、低波动的“大稳健时代”（Great Moderation）。

凭借卓越的宏观调控能力，格林斯潘先后获得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三任美国总统提名续任，成为美联储史上任职时间第二长的主席。其执政周期，恰逢全球化高速推进、金融脱媒持续深化、金融衍生品蓬勃发展的黄金阶段，资本市场彻底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核心枢纽。当时学界与市场形成统一共识：格林斯潘柔性的货币政策、宽松包容的监管理念，找到了现代金融治理的最优解。

职业生涯巅峰时期的格林斯潘，被全球市场彻底神化。他的每一次发言、每一次政策表态，都能直接扰动全球股指、汇率与债市，被业界称作“一句话决定全球流动性”的人。他独创的周期判断逻辑、市场预期引导方式、模糊化沟通艺术，成为全球各国央行争相学习的标杆。我们这一代学者研究宏观调控、解读全球经济周期、撰写学术论文，始终绕不开格林斯潘搭建的分析框架。可以说，当代宏观金融、货币政策预期管理、金融周期理论的底层逻辑，都深深镌刻着他的思想印记。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格林斯潘最标志性的名言，至今仍是金融领域的经典启示：“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讲话的含义，那么，你们肯定是对我的讲话产生了误解。”在市场分析师眼中，这套模糊沟通艺术，源于他对自身市场影响力的清醒认知——为避免明确表态引发市场剧烈波动，他选择预留解读空间，让市场自主消化、理性定价。而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这种看似模糊的表达，恰好契合了“空谈博弈”（cheap talk game）的最优决策解，是极具智慧的政策沟通范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南克执掌美联储后，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推出利率“前瞻指引”，彻底放弃了格林斯潘的模糊沟通模式。危机期间，明确的前瞻指引有效缓解了市场的模糊恐慌（ambiguity-aversion），稳定了金融体系。但进入经济常态化阶段后，这套机制的弊端逐渐凸显，违背了空谈博弈的最优逻辑。一方面，透明的政策路径让华尔街资本精准套利、收益颇丰，而危机的负面成本却由全社会承担，制造风险的金融从业者几乎无人受罚，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与阶层矛盾；另一方面，固定化的前瞻指引，让美联储陷入与华尔街的被动博弈，左右派的批评声持续高涨。而这正是新任主席沃什想要改革的核心：逐步弱化前瞻指引，重启灵活的政策沟通模式，回归格林斯潘时代的治理思维。

人是理性的吗？市场结果是最优的吗？

我青年时代搭建金融学术体系的全过程，恰好与格林斯潘的执政时代完全重合。本科阶段，他是全球金融体系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威；硕士阶段，他是新古典自由金融的精神教父；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校内主流教授几乎全部信奉弗里德曼、哈耶克，以及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等诺奖得主倡导的“无为而治”经济思想。当时国内归国的顶尖经济学学者，也大多隶属于这一主流学术门派。

这一主流学派的核心逻辑极为统一：市场参与者具备充分的学习能力与理性判断能力，能够自主做出最优经济决策，政府监管属于多余干预，市场可以自行解决绝大多数经济金融问题，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套思想不仅主导了学术界，更深度渗透到美国政策制定的各个层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主导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核心“三人组”——格林斯潘、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及其继任者萨默斯，共同推动放松金融监管、市场化改革、金融自由化，将这套理念推向全球。当时市场普遍笃定，依托信息技术升级与衍生品定价模型的精密性，金融市场已经形成完善的自我纠错机制，能够彻底规避系统性风险。也正因如此，2005年拉詹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风险预警，不仅挑战了格林斯潘与萨默斯的核心信仰，更颠覆了在场绝大多数央行行长与金融学者的固有认知。

在主流自由金融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我的学术认知迎来了重要转折。博士求学第二年，行为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丹尼尔·卡尼曼凭借《思考：快与慢》的核心理论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彻底重塑了我的经济认知体系。

行为经济学的核心突破，在于揭穿了“市场完全理性”的假象。人类的进化特质，让大脑天生存在思维惰性与认知缺陷，并非时刻保持理性思考。金融市场中散户的追涨杀跌、盲目投机等非理性行为，正是人性弱点的直观体现。基于这一逻辑，完全放松监管、放任市场自由发展，固然能催生短期金融繁荣，却会持续累积风险，最终引发系统性危机。

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自由学派与行为经济学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而2007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终结了这场学术辩论，成为最残酷的现实裁判。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灾难，彻底击碎了“市场万能”的信仰，也暴露了格林斯潘金融治理体系的深层结构性漏洞。

长期低利率政策催生海量资产泡沫，宽松无度的金融环境放大市场杠杆，而针对影子银行、场外衍生品、金融混业创新的宽松监管，让各类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隐秘堆积、持续发酵，最终集中爆发，引发全球性危机。危机过后，行为经济学派近乎完胜。反观主流学派，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等学术泰斗，将危机爆发归为“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将大规模失业解读为“民众自愿闲暇”，这套脱离现实的理论，遭到了市场与媒体的普遍质疑与嘲讽。

而这场危机中，最煎熬的人莫过于格林斯潘。他亲眼见证自己亲手搭建的监管体系、毕生信奉的经济理论轰然崩塌。当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令我记忆犹新：自由市场学派最幸运的学者是弗里德曼，他2006年离世，未曾见证金融危机的爆发，毕生理论得以保全荣光；而格林斯潘却完整亲历了自己理念的狂欢与破灭。

一夜之间，这位曾经万众敬仰的“金融圣人”，被贴上“泡沫之父”的标签，从神坛骤然跌落。学界与市场开启集体深度反思：金融自由的边界究竟在哪里？金融创新与系统性风险如何平衡？“市场完全理性”的核心假设，是否本身就是最大的认知误区？

格林斯潘的勇气

纵观百年金融史，格林斯潘最值得敬重的特质，并非巅峰时期的辉煌成就，而是危机过后绝不推诿、直面错误的格局。他跳出固守数十年的学术立场，公开承认自身政策模型存在致命缺陷，坦言自己过度高估了市场的自律能力，严重低估了人性贪婪引发的风险共振与系统性危机。

在《动荡年代：冒险新世界》自传及各类公开演讲中，格林斯潘持续复盘政策失误、深刻自我剖析，坦然接受市场与时代的评判。在顶级金融权力圈层中，能够彻底推翻毕生信仰、主动修正核心治理范式的掌舵人，寥寥无几，格林斯潘的自省与担当，远超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与官员。

金融危机后，学术界两大流派依旧并行发展、各自壮大，却始终难以深度融合。但学术研究仍实现了关键突破：学界逐渐认清，即便所有市场主体都具备个体理性，在复杂的制度约束与市场博弈中，依然会催生集体非理性结果。层层叠加、持续迭代的金融制度，无法彻底规避“囚徒困境”，个体追求利益最优的选择，最终可能引发整个市场的最差结局。

回望过去十余年，我们这一代金融学者也见证了本土金融市场的遗憾。部分固守“市场至上”理念的学者，在金融危机后仍持续宣扬“监管越少越好”，片面推崇金融自由化。最终导致国内金融市场陷入虚假繁荣，监管长期缺位，复刻了美国房地产、股市、债市、衍生品市场的所有弯路，甚至造成了更惨烈的后果，无数普通投资者的财富大幅缩水、付诸东流。

格林斯潘的百年人生，兼具幸运与遗憾。他完整见证了金融自由主义从鼎盛狂欢到风险崩塌的全过程，并用毕生职业生涯，走完了现代金融理念从建立、扩张到纠错、迭代的完整辩证周期。他的人生轨迹印证了永恒的金融规律：无监管的自由终将沦为放纵，无创新的监管必然陷入僵化；市场能够高效配置资源，却无法自主根除系统性风险；金融可以助推经济繁荣，也能瞬间吞噬全社会的财富秩序。

时至今日，我们对格林斯潘的评价，早已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他所代表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全球金融最开放、最包容、最具创新活力的黄金时代；他所留下的，是繁荣与风险共生、自由与约束并行的永恒金融法则。

当代全球推行的宏观审慎监管、金融逆周期调节、系统重要性机构管控、影子银行专项治理等制度，本质上都是对格林斯潘时代监管漏洞的查漏补缺，都是从其政策失误与时代教训中，生长出的现代金融安全体系。

结语

作为完整亲历格林斯潘时代的金融学者，我始终秉持一个核心观点：不必简单否定前人的探索，更应读懂每一项金融范式的时代局限。

格林斯潘的宽松监管与金融自由化理念，契合了全球化扩张、金融突破发展的时代大势；他的政策失误与认知偏差，并非个人局限，而是整个时代对复杂金融系统认知不足的集体结果。金融理论与监管体系，永远在“相信市场—修正市场—约束市场”的循环中迭代进化，每一代学术大师的遗憾，都是下一代制度完善、理论突破的基石。

格林斯潘的离世，终结了金融自由主义狂飙突进的旧时代，却为全球金融行业留下了永恒的核心命题：金融的终极使命，从来不是极致的自由，也不是严苛的管制，而是在创新与安全、效率与稳定、市场自愈与行政监管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顶级艺术。

斯人已逝，范式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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