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琳：王安石失败了吗？

明朝有一部畅销的世情小说 ——《警世通言》，其中第四卷名为《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就是一个关于王安石的“社死”故事。

话说王安石经历了变法失败、老年丧子的打击，隐姓埋名，独自赴江宁养老。然而一路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听到形形色色的人骂他和新法。他所到之处，街市、店铺、庙宇、驿站，甚至茅厕里，都见缝插针地写着挖苦、诅咒他的诗文。

一日傍晚，为了寻个清净，他特意挑了一所偏僻的乡间茅屋借宿。第二天清晨，王安石早起，恰好看到房东老太太在喂牲畜。老太太拿着木勺在食盆中边搅边唤 “罗罗罗，拗相公来”，两头猪闻声而至；老太太又唤“喌喌喌喌，王安石来”，只见一群鸡小跑着过来。原来这地方的人们深受新法之害，“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作畜生。今生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警世通言》流行的年代，距离王安石变法已经快 600年了，人们还没有停止对王安石的群嘲。然而，就算王安石被人们的唾沫星子淹死，他真的失败了吗？不见得。

其实王安石变法，贯彻的是北宋的国家意志。

前文已讲到，北宋的国家机器空前费钱。北宋建国后，很快就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地方财富以 “上供”的形式集中到中央，由度支、盐铁、户部三司统筹支配。皇帝直接掌控“三司”，密切关注财计的盈亏虚实，亲自过问政策制定。而且北宋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依赖商品专卖，盐、茶、酒、醋、铁器、矿产、香药、煤炭，全是百姓无权涉足、官府垄断经营的领域。

在财政的问题上，北宋从来就不是一个 “慈眉善目”的国家，它的“手”从一开始就伸得很长。

然而在北宋的前 100年，国家还是给经济留了一些空间，比如“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宋史·食货志》中有这样一段话：

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 ……而又田制不立，圳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

所谓 “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就来自于此。然而“不立田制”不是说宋朝没有土地制度，而是没有对土地实行大规模的强制再分配；“不抑兼并”也不是说国家鼓励地主恶霸兼并土地，而是取消占田限额，允许土地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北宋前 100年奉行这样的国策，不见得是出于国家的宽容与善意，但是客观上的确造就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允许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至少在某一些领域、某一些地区是如此。所以北宋的前100年，民间经济的成长也是肉眼可见的。

第一，人口的飙升。

人口从开国时的 1270多万飙升到了1亿多。这1亿多人口，让整个经济的蛋糕有了做大的可能。

第二，占城稻的引进。

北宋的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以种稻为主。然而在 1021年以前，这一区域普遍种植的是一季晚生粳稻。这种水稻单产量高，但是生长期长，对土壤、水分的要求高。1011年，两浙地区春季大旱缺水，原有的粳稻无法播种，所以宋真宗遣使节从福建带回了一个原产越南的新品种，早熟、耐旱、耐瘠。早熟使它能避免江、淮、浙夏秋季的干旱；耐旱使它可以在灌溉条件差的梯田中种植，甚至可以种在旱地；耐瘠使它不挑土质，随处都能生长。这就是“占城稻”。据说占城稻自引入以后，几十年的时间就在北宋的稻作区推广开来。稻农的种植作业变得更加灵活，而且有可能降低生产成本。

第三，以漕运为中心的市场体系。

北宋初年，建成了以首都开封为中心，以汴河、五丈河、蔡河、金水河为主干的运河网络，连通了淮河、黄河、长江三大水系，将全国主要的财富产地与国家的核心地带贯通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物流体系 ——漕运。依托着漕运，原来孤立的区域市场被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补充、更有效率的市场体系。

第四，制造业的迅猛发展。

姜锡东先生认为，宋代生产力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制造业。在宋代生产力的至少 45项新发展中，农业只占约15项，制造业则占了至少30项。在采煤业、金属冶炼技术、制瓷业、纺织业、造纸印刷技术、兵器制造技术、造船业、航海技术、茶叶加工技术、复合型机械制造技术、刻书业等方面，宋代都有亮眼的表现。

总之，在 100年相对宽松、务实的经济生态中，北宋的民间积累起数量不菲的财富。到了神宗时期，国家财政吃紧，朝廷自然想到民间还有财源可挖。而王安石变法，就是将民间财富汲取到国家囊中的一次大规模尝试。

所以上文讲到的法令，大都涉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交易。有时是民众向国家交钱，有时是民众向国家贷款，有时是民众帮国家干活，有时是民众向国家购买商品。总之，要让民间的财富（尤其是货币形态的财富）以涓涓细流的形式，向朝廷、国库汇聚。

虽然王安石声称改革的宗旨是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财富就那么多，国家得到了，民众自然就会失去，没有两全的办法。而且在国家主导交易、决定价格的情况下，很难严格地约束自己不侵犯百姓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变法的几乎所有法令，都令民众有强烈的被侵害感、丧失感。

更进一步地说，在王安石变法中，北宋变成了一个更加财政集权、高汲取型的国家。而这个结果从北宋建立高消耗的国家机制、高度集权的财政制度时，就已经注定了。就算没有王安石，也会有别的人，用别的方式开启这个转变。

其实王安石错就错在，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了。在主持变法之前，他为这项 “使命召唤”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尤其是以科举考试顶级精英的身份，一头扎到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实在是够真诚，够务实。但即便这样，也还是不行，因为他面对的是1亿多的民众。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传统国家治理过如此巨量的民众。

不管各项法令经过怎样的用心设计，一旦平摊到 1亿多人的头上，落到无数的基层社区，就一定会走样。因为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的理解都不一样，每一个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民众不仅仅是被法令指挥、约束的“工具人”，他们还会钻法令的空子，去反抗制度，甚至去“玩”制度。于是，那些“逃逸”在政策制定者视线之外的情况，就成了滋生问题的温床。

比如让百姓帮官府养马，变法团队周密地考虑了方方面面，但只要漏掉了马要吃多少草料、农户有多少田地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这个法令就必然失败；又比如清查土地和户口，如果不对普查工作每一个环节的难度有充分的考虑，最后这项工作必然摁下葫芦起来瓢，或者干脆烂尾。

人类学家詹姆斯 · C. 斯科特（ James C. Scott ）发现，人类历史上许多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最后只得到悲剧式的结果，原因就在于：

那些项目背后的预言家和设计者犯了自大的毛病，忘记了自己也是凡人，行动的时候似乎觉得自己是上帝。

所以，做 1亿人构成的巨型复杂系统的“话事人”，真是地狱难度。因为基于人有限的理性，决策必然有漏洞。而决策一旦有漏洞，就一定会出乱子。集权程度再高的体制也只能做到“一声令下”，却无法确保“整齐划一”。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并非不严谨、不真诚，却屡屡翻车，事与愿违，原因大致在此。

但更要说明的是，王安石的改革并没有随着法令的废除、王安石本人的隐退而湮灭。相反，它就像一次社会实验，虽然不成功，却留下了大量的经验和数据。后来的王朝统治者可以在这些数据、经验的基础上妥协修正、加加减减。所以元明清时期，许多旨在汲取财富、治理庞大人口的政策，都有 “王安石变法”的影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输了人心、舆论，却赢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