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淼淼|《嵌瓷：我把神仙镶上天》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晴空下，当人们驻足于高迪的奎尔公园，无不为其狂野如“上帝打翻调色盘”的马赛克拼贴色彩所震撼。

然而，对于一位在中央戏剧学院接受过严格戏剧训练的潮汕导演、作家而言，那一刻在内心升腾的除了惊叹，还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艺术感召——她突然想到了自己远在中国南方的老家，那些在潮汕祠堂屋顶上伫立了数百年的“嵌瓷”。

这些历经狂风暴雨却从未褪色的碎瓷艺术，原本是潮汕人日常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风景。初一、十五，提着装满贡品的篮子去拜“老爷”，那些神仙就站在屋顶上，俯瞰着一代代人的生老病死。它们是城市的名片，更是嵌在屋顶上的非遗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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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瓷跟女人实在太像了。”

6月18日晚，潮汕导演、作家蔡淼淼在她的小说《嵌瓷：我把神仙镶上天》发布会上，语气平静却充满力量地说道：“中国女性，往往被偏见砸碎，被家庭碾碎，被社会规训磨碎。然后，我们一片一片再从地上捡起来，把自己重新镶嵌回来。这是一个从破碎到重生、散发万丈光芒的过程。”

这构成了她的新书与正在筹备的电影的核心母题。

从最初探讨女性重返职场的剧本雏形《潮妈归来》，到如今带有魔幻浪漫现实主义色彩的《嵌瓷：我把神仙镶上天》，她试图在盛产传统叙事的土壤里，凿出属于当代女性的视觉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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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我当男生看

《我把神仙镶上天》获得北影节新荷单元评委会特别推荐长片荣誉

艺术作品往往是创作者自身投影的变体。

小说的女主角名叫徐天任。在传统的语境里，这个名字背后的期望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带着浓重的宗族托付感。但在书中，这个名字被女孩自己解构成了四个字：天生任性。

这种带有反叛色彩的辛辣幽默，几乎是蔡淼淼那一代潮汕女性的集体缩影。

作为土生土长的汕头人，这位创作者成长于计划生育政策刚刚收紧的20世纪80年代。

在那个崇尚多子多福、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传统地域，如果一个家庭——尤其是公务员家庭——没有生下儿子，就意味着某种无言的压力。大环境的妥协方案只有一个：把生出来的女儿当成男孩来养。

“天将降大任，这就是‘天任’这个名字的由来。”蔡淼淼自嘲地笑了笑，“我背负着父亲强加的、他自己未竟的梦想，那种军事化管理，反倒成了后来蓄积反弹力量的‘弹簧’。”

于是，面对父亲强加的宏大期许，戏里的徐天任没有顺从，而是把“天降大任”的“天任”，活生生拆解成了“天生任性”。这种骨子里的“疯劲”与叛逆，不是无病呻吟的青春期延宕，而是被逼到墙角之后长出来的铠甲。

然而，现实中蔡淼淼的反叛并非孤军奋战。从3岁开始学小提琴、到一路考入中戏，尽管父亲反对，母亲却始终坚定地站在她身后，“我当年有一些梦想没有实现，我一直在懊悔，在你身上，不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这种来自现实母体的深层支持，最终化为了她的作品中徐天任这一人物的底色：一个融合了潮汕最传统根深蒂固的思想，又带着大学雕塑系毕业、骨子里绝不认输精神的完整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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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屋顶的隐形界线

在潮汕的传统文化中，仪式感贯穿了一个人的终生。

15岁那年，每个孩子都要经历一场隆重的成人礼：出花园。那一天，孩子要躲在家里，完成仪式后便意味着走出了备受庇护的花园，从此要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担当。

然而，并非所有的空间都对完成成人礼的女性开放。作为潮汕三大非遗之一的嵌瓷，由于其传统的作业空间大多位于祠堂和庙宇的顶部，历史上的宗族观念曾对女性登屋脊施工抱有重重陈规与避讳。

但是在今天，这种基于性别的隐形限制正被现代文明与行业接力所消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许少雄老师坦言，现代的文化传承早已打破了性别的桎梏。他已将这门绝活传给了女儿。在实际创作中，许多鸟翎和羽毛部分的瓷片被要求剪得“比纸还薄”，女生的心思和手法普遍比男生更加细腻，反而在这个领域展现独特的艺术优势。

在小说的早期版本中，蔡淼淼对这种现实进行了妥协性的文学处理：既然传统不让我上祠堂屋顶，那我就自己建一个族谱，自己去做属于我自己的天空。

4月19日，该项目在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新荷NEWHER电影单元长片扶持计划中，从全国230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评委会特别推荐长片荣誉。

在即将呈现的电影视听语言中，能不能上屋顶成为了贯穿始终的绝对主线。徐天任不仅上去了，她还在屋顶上翩翩起舞，最终把自己的名字，生生刻在了祠堂的屋顶之上。

这不再是一个传统叙事里“媳妇熬成婆”的隐忍故事，而是一场关于身份地位、署名权及传统观念的优雅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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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妈妈的“公司化”婚姻

如果说《嵌瓷：我把神仙镶上天》的视觉外壳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嵌瓷艺术，那么它的现实内核，则是成千上万中国女性正在经历的职场与家庭的隐形拉扯。

作为一个曾经有七八年时间在学校当义工、带学生去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和爱丁堡艺穗节进行展演的“全能母亲”，蔡淼淼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女性特有的不易，她们需要在围裙与时装之间完成无缝切换，兼顾家庭与工作。

在她的婚姻哲学里，夫妻关系被定义为一家“经营状况持久且良好的合营公司”。这种看似冷静的商业思维，深层里涌动的其实是中国人最传统的相濡以沫：同舟共济，攻守配合。

在这家公司里，没有绝对的性别分工，只有基于信任的动态平衡：谁有空谁就多做一点，不斤斤计较，不怨天尤人。这种颇具韧性的现代思维，恰恰又带着最地道的潮汕务实——“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必须要扛住。哪怕有一天我老公累了不想干了，我凭自己的活儿，也能撑起一整个家庭的经济。”

电影中，徐天任与丈夫尹一帆的隔阂，正是这种“配合”在时代变迁中失衡的结果。创作者没有选择落入常见的低俗套路，选择去书写两个从大学时代一路相濡以沫走来的知己，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撕裂中，重新寻找沟通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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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众小说到国际视听语言

在100分钟的视听容器里，创作者将她在中央戏剧学院四年“长在排练场”积淀下来的扎实文学功底发挥到了极致。她坚信戏剧大师的教诲——“台上没有小演员，也没有小道具，所有东西都不是废的。”每一章的核，都必须承载哲思。

为了不让哲思流于沉闷，她特意引入了轻喜剧的元素和带有自嘲色彩的幽默台词。电影中还将加入几分钟由AI呈现的魔幻联动，让屋顶的神仙在数字时代“活”过来。在当前的电影市场上，以《阿嬷的情书》为代表的潮汕题材电影正在高歌猛进，票房直奔18亿元大关。

面对同类题材的火爆，作为新晋导演的蔡淼淼认为，“蓝导在前边开路是好事，但我们是完全不同的风格。我们是一部带有深刻哲思的小成本制作，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把一个充满当代话题的、全新的潮汕故事，展示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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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在破碎的世界里

把自己镶嵌进去

这场气势磅礴的创作，起点极其微小，源于一次纯粹的母性善意。

2022年疫情期间，蔡淼淼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本慈善小说，讲述一个自闭症女孩通过帮妈妈离婚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

为了帮上海青葱泉儿童智能培训机构募集资金改善破旧的校舍，她带着孩子们的画作，在半个月出差、半个月回家的疲惫中，与疫情赛跑，艰难地跑遍了全国14个城市举办读书会，将全部稿酬倾囊捐出。

有一天，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她那刚满六岁半的小儿子在百字作文里写到，自己最崇拜的英雄是妈妈。蔡淼淼问他为什么，儿子奶声奶气地说：“因为妈妈写小说，不仅能当作家，还能帮到那些自闭症的小朋友。我长大了，也要当这样的人。”

那一刻，蔡淼淼备受鼓舞，她突然明白，女性的自我成就不应该被世俗的眼光定义，更不应该在多重身份的压抑下退缩。

中国非遗的传承，不该被性别混淆了视听；现代女性的飞翔，也不该被任何一座祠堂的屋脊阻挡了视线。

她和她的徐天任一样，无意于砸碎古老的建筑，也无意于和传统决裂。她们只是在这个容易被撞碎的世界里，优雅地捡起属于自己的每一片“碎瓷”，理清属于自己的悲喜，然后清脆、响亮地，把自己稳稳地镶嵌到生活的最高处。

当光来临之前，她们已经在屋顶上，与神仙一同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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