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怒批马斯克生活“贫瘠”，这位美国当代文学巨擘谈及了她88年来的生活观察与生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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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作家曾指责全球首富缺乏欢乐、文化与审美，引发热议，而她自己的生活，则是一场理解与阐释世界的尝试。她与我们谈论她的最新作品。

“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花很多时间思考过去。如果你仍住在与配偶共同生活过的房子里，配偶的气息无处不在。然而，活在过去并不健康——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家中一间四面是书的房间里与我通话——这间屋子让人终于明白“书房”这个词的含义。她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同时也在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教授高级创意写作课程。

这位作家本月刚满88岁，但她的样子与60年代成名时相比变化不大：轻盈如精灵，专注而严肃如图书管理员。她是一位多产作家，名下已有六十多部小说和众多短篇小说集，自文学生涯伊始便获得五次普利策奖提名及一项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荣誉。《金发女郎》（Blonde），一部关于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生活的虚构叙事， 迷人且令人难忘；《他们》（Them），属于“奇境四部曲”（Wonderland Quartet）；以及《僵尸》（Zombie），大致以连环杀手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为原型，常被列为她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但她作品的一贯水准令人惊叹。

当她想要写悬疑小说时，便以笔名罗莎蒙德·史密斯（Rosamond Smith）和劳伦·凯利（Lauren Kelly）发表。她的非虚构作品——主要是评论和回忆录，单独拿出来也足以构成一份完整的职业生涯。

欧茨凭小说拿下美国国家图书奖

她的所思与所言之间毫无间隔，然而我却花了大约一周时间才理解这场对话——具体而言，是它究竟有何不寻常之处。她的语句简洁清晰，有些甚至显而易见，但几乎像是一种伪装，用以嵌入那些极其独特的思维与存在方式。她不会被引向自己不感兴趣的领域，但有时她会沿着自己孤独的路径，抵达所有人都在谈论的话题，然后抛出一段观察——如此清晰、不加修饰却从容不迫——于是周遭的喧嚣便自动消退。

这正是去年十一月发生的事情。当时她卷入了一场《福布斯》杂志所称的与埃隆·马斯克的“激烈网络争端”。一家文学杂志称她“在他的平台X上狠狠嘲讽了他”，推文写道：“非常好奇：这样一个富有的人，却从未发布过任何表明他享受甚至意识到几乎所有正常人都欣赏之事物的内容,自然风景、宠物猫狗、对一部电影或一首音乐或一本书的赞美（但怀疑他是否读书）；为朋友或亲人的成就感到骄傲；对逝者的哀悼；享受体育运动、为喜爱的球队喝彩；对历史的引用。事实上，他似乎完全未受教育、毫无文化。推特上最贫穷的人，所能触及的生命之美与意义，恐怕都比这位‘全球最富有的人’要多。”

马斯克，一个对他人的意见无动于衷、几乎以遭人非议为乐的人，却无法应对如此无可辩驳的指控。（他的暴怒在此无关紧要，不过他确实因此暴怒。）也许他在意的是，竟然有人可能比他更富有，哪怕只是在精神层面。

欧茨的新短篇小说集《狂热》（The Frenzy）分为三个部分。她说，这部作品“始于彼此隔绝的人物——女孩们成长为年轻女性，在世间寻找自己的路。第二部分是成年人在困境中挣扎。最后以两位女性真正发现友谊的情感力量作结。两位寡妇。我有很多寡居的朋友，也有丧偶的男性朋友。这确实意义非凡，情感上极为丰沛，而那种丰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共同分享失去的经历。那大概就是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

事实上，书中关于丧亲的经历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关系来讲述的。一个故事中是刻骨的痛苦，另一个故事中是绚烂而幻觉般的悲伤。甚至一个为未曾活过的人生而悲悼的角色，也带有一种强烈的“被遗弃者”的味道，那正是寡妇（鳏夫）特有的滋味。

欧茨与雷蒙德·J·史密斯（Raymond J Smith）结婚48年，后者担任两人于1974年共同创办的文学期刊《安大略评论》（Ontario Review）的编辑。2008年，史密斯因肺炎突然去世，彻底击垮了她。2011年出版的回忆录《寡妇的故事》（A Widow's Story）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那场失去，她失去的不仅是丈夫，还有作为妻子、作为作家、作为一切的她自己。

欧茨与第一任丈夫

七个月后，她遇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查尔斯·格罗斯（Charles Gross）；两人于2009年结婚。十年后，他去世了。那次失去的具体细节构成了《回归》（The Return），《狂热》中的短篇小说之一。

欧茨与第二任丈夫

但先说那些“在世间寻找自己的路”的年轻女孩。引人注目的是，在每一个案例中，一个年轻人——有时甚至不到十岁——的内心声音都清晰可辨，仿佛童年对欧茨来说就在昨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说，“我对青春期女孩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或认同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青春期男孩也是如此。”艺术家与青少年的处境是相似的，她说，“他们善于看穿成人不假思索、毫无意识所做出的那些不准确、不诚实和妥协。”

她引用了尼采：“他谈到了群体人格。”然后谈到梵高：“你能看到他多么孤独，他的笔触多么充满激情。像那样的人是不可能融入人群的。”听起来她似乎在说，对艺术家而言，身份认同与疏离感密不可分，这至少意味着绝望作为一种元素的存在。“不，尼采充满了巨大的热情，对人类未来非常乐观，”而梵高的磨难大概是“生化层面的”，她承认道：“我想许多作家、艺术家、诗人是永久地沉浸在爱中的；他们渴望，他们热爱。但世界并不总是以同样方式回应。”

虽然欧茨用中性的、甚至甜腻的术语来描述这部集子的骨架——人类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友谊的力量、无需言语的交流——但大多数故事都伴随着男性控制与暴力的鼓点行进。她会讨厌这种主题描述，如此粗糙的概括、如此浅薄，事实上，她摇摇头否定了这个说法。她对女性的缺陷同样感兴趣，尤其是母性的缺陷。“如果你的母亲不保护你，你就暴露在危险中，”她说，“两位密友都是确实被母亲辜负过的女人，根本没有给予她们所需的保护和爱。我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我自己的母亲是那么、那么有爱。”

然而，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母亲应该保护你免受什么？这些女主人公年轻生命中的那么多转折点，都是由掠夺性的行为所决定的。这一点从欧茨1966年那篇令人震惊的短篇小说《你去向哪里，你来自何方？》（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Have You Been?）就已经开始了——该篇以连环杀手查尔斯·施密德（Charles Schmid）为原型，题献给鲍勃·迪伦，因为她说这个故事受到了他的歌曲《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忧郁宝贝》（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的影响。

欧茨在普林斯顿的家中

如果说强暴和谋杀是她作品所围绕的决定性生命事件，那就太过扁平化了——她自最初热爱文学的对象刘易斯·卡罗尔那里获得了灵感，从那个真实与想象的世界中汲取养分。她从中吸收了“那种哲学的、极具怀疑精神和游戏意味的意识”，这种意识播撒在1967年的《人间乐园》（A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中——那是“奇境四部曲”的第一部。这些著名小说中的暴力不仅是性层面的；它还是种族层面的、社会层面的、隐性的和字面意义上的。

“我的写作通常不是明确地描写暴力，”她在1981年一篇题为《为什么你的写作如此暴力？》的冷峻而愤怒的文章中写道，“而是在大多数时候处理暴力现象及其后果。”她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性别歧视的（而且无知且侮辱人），因为它暴露了一种幼稚的观念——认为幸福是女性被期望的默认状态；而当读者试图将其追溯到她家族中的暴力事件时，这种问题就更是双重性别歧视了。她的曾祖父曾试图杀死妻子然后自尽，而她的祖母布兰奇就在附近；欧茨的外祖父则被谋杀。但这个问题本身已然提供了答案：暴力及其后果无处不在。问一问那些从不触及暴力的作者为何觉得有必要为我们提供庇护，反而更有趣。

然而，在这部新集子中有某种更具体的东西，浓缩在一种关系中：丈夫总是试图避免与妻子发生冲突，实际上也避免一切男女之间的争执——正如欧茨所写，“因为本质上，是女性看到了男性的真实面目，而男性则希望说服她：她看错了。”或者，如果我可以说得更直白一点：所有的男人都糟糕透顶——暴力者说服自己他们并不暴力；掠夺者说服社会他们是慷慨的；而那些不暴力的男人则是专制的、冷漠的或缺席的。其中一个场景——除了徒步旅行之外没有发生任何更具体的事情——描绘得如此精细、如此令人压抑，以至于给读者、也确确实实给男性主人公留下了一种深刻的石化感，一种对父权控制的厌恶。

再说得更直白一些，我说，欧茨一定觉得她国家的强人政治令人厌恶。嗯，她回应道，她成长于美国因越南战争而严重分裂的年代。“这几乎完全是一回事，”她说。两代人彻底对立；在特朗普出现之前，尼克松就是那个“不诚实、诡计多端、接近犯罪”的总统化身。特朗普更糟糕，她承认，因为他似乎不怕法律，并且从自己的职位中赚了多得多的钱。

她对现代状况怎么看？谈到人工智能，她说：“整整一代年轻人——他们找不到工作，发出多达1000封求职信，收到人工智能的拒绝信，有时甚至由人工智能进行面试。这正在扼杀这些年轻人。”谈到生活在一个“被极端财富主导”的国家，她说：“‘富有’这个词都不足以传达这些人拥有多少钱。”她对他们投入数百万美元到政治中以推进自身利益感到担忧。但她将这些全部与自己的创作分开——在创作中，她说，她和大多数作家一样——“对人感兴趣，对人与人之间的戏剧性情境感兴趣。”

1956年她进入雪城大学时，“那是在美国妇女运动之前。还没有任何成形的女权主义组织。所以，当我希望成为作家时，我身处一个主流全是男性的竞技场。文学全是男性的。我在雪城大学学哲学，一位教授告诉我，主修这个专业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它实际上全是男人。”

然而，当妇女运动真的兴起时，她并不在其中心：“我和活动人士关系友好，但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像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那样，你要走出去、组织、找资金。我一直是个作家，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对那种宣传式写作并不真正感兴趣。我很乐意展现女性的不完美。我并不是要批评男性；我完全有能力以男性为主人公。”

一如既往，欧茨的立场既极其简单又极其复杂：作家置身于潮流之外，从一个相当远的距离观察公民生活及其动荡，这种观念已融入她的自我认知之中。然而，她拒绝一概而论，每一次后果、每一个受害者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一个受害者依然是一个完整的人，这几乎将政治带回了其核心目的。因为如果这一切的意义不在于每一种视角的独特性与珍贵性，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它只是一群暴徒在告诉你该做什么。

后来，欧茨仍然不愿一概而论，她说很多作家和艺术家是政治性的，举出了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鲍勃·迪伦。“但我不是那样的，”她说，“我不是一个真正骄傲的人。”我没有听清“骄傲”这个词，不得不请她重复；她重复了两次，声音依然很轻，像一个神话中的回声，提醒你骄傲并不是什么好的概念。

《自行车事故》（The Bicycle Accident），《狂热》中的第三个故事，曾发表在《纽约客》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它回忆了欧茨12岁时的一次事故。“我没有摔得像（那个角色）那么重，”她说，仿佛她和自己创造的人物有类似的遭遇纯粹是巧合。“但我确实记得那种身体创伤，以及我一瘸一拐走回家的情形。我在流血，衣服撕破了，皮肤也破了。当我写这个故事时，一切都回来了——那种无助的切身感受。我想：怎样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如果那个女孩是在逃跑时发生事故的，那就是一个故事了。逃离某种来自成年人的失望。”

一群令人失望的成年人，这可以成为我们的集合名词。尽量远离它，以便更好地描绘它，也成为了她毕生的志业。

作者：Zoe Williams

编译：蛮蛮

审核：Jen

来源：卫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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