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沂蒙二姐”到“外卖诗人”，新大众诗歌凭啥吸引读者

原标题：新大众诗歌的文化意义（坚持“两创”·关注新大众文艺）

新大众诗歌的火热证明诗歌并没有失去读者，只是诗歌文化共同体以更日常更网络化的方式存在；诗人与读者的广泛互动，也说明诗歌不仅需要而且应该回到生活、回到民间，进行富有诗意的心灵对话与交流

在蓬勃发展的新大众文艺热潮中，诗歌作为一种突出类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外卖诗人”王计兵到“矿工诗人”陈年喜，从余秀华、邬霞到“烧烤诗人”温雄珍、“沂蒙二姐”吕玉霞，一个又一个来自生产劳动一线的新大众诗人，以他们朴素真诚的诗歌写作打破专业性的诗歌藩篱，陆续走进大众视野。“人人可诗，诗为人人”“诗歌走向烟火人间”等观念也得到普遍响应。新大众诗歌的创作与实践，正日益彰显出丰富、独特的文化意义。

为什么阅读新大众诗歌？其最鲜明的吸引力，就在于真切书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人说，文学与宗教、哲学不同的是，它能使人浏览其他方式的人生，正是在文学中、在熟悉更多人生的过程中，我们得以扩展自己。而今，在每一位新大众诗人的作品中，几乎都能读到他们的人生经历。作为普通劳动者，劳动是人生的主要内容，他们的作品不仅书写了诸如外卖、播种、收割、焊接等劳动生活与场景，还表达了劳动者的心灵。“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我们感佩于他们的艰辛奋斗、坚韧不拔，从他们对生活的信念与热爱中汲取力量。新大众诗歌独特的人生主题、心灵世界和劳动者想象力，实际上已经形塑出独特的劳动者诗学。

新大众诗歌的文化贡献，还在于其对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充分激活。长期以来，我们的诗歌界和文学界以专业的诗人、作家为主，他们很容易自限于专业性的藩篱，过分追求成绩与评价，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存在着距离，文学视野和格局渐趋狭小。随着越来越多普通劳动者拿起笔来，以诗的方式书写和表达他们的精神与生存，专业诗人也在反思、突破。事实上，新大众诗歌的创作和传播拓宽了我们以往的诗学观念和对文学性的偏狭理解，更新了当代诗歌文化。

诗评人陈朝华偶然读到一位外卖骑手写的诗，随手转发到微博，不到两个小时，那条微博转赞评过万，阅读量更是飙至千万，这就是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在陈朝华看来，正是外卖员的身份与诗歌撼动人心的穿透力所形成的反差与冲突，激发出“弱传播”效应，击中了算法的靶心。但事实上，诗歌所击中的也是大众的靶心、社会的靶心。新大众诗人的个体人生，最终是要与世道人心深度融合，才能赢得出圈传播。也是通过新大众诗歌的火热，我们再次看到，并非没有人读诗，诗歌也没有失去读者，只是诗歌文化共同体以更日常更网络化的方式存在。

与以往的专业诗人主要依赖纸质刊物和正式出版物不同，新大众诗人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互联网。他们能非常充分和娴熟地运用微博、公众号、抖音、视频号和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不仅突破了传统纸质传播的时空限制，让诗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抵达读者，而且还很善于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打造自己的网络互动空间，建构一种特殊的“线上共同体”。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粉丝数和点赞量，凸显了我们这个民族极为深厚的诗歌文化传统。诗人与读者的广泛互动，说明诗歌不仅需要而且应该回到生活、回到民间，进行富有诗意的心灵对话与交流。

由于独特的文体特点，诗歌很容易和书法、绘画、摄影、朗诵、歌曲、戏剧、电影和短视频等其他艺术门类结合，这些方面，新大众诗歌都有丰富实践，如诗歌朗诵、诗剧表演、诗电影、诗摄影等，衍生出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诗歌+”作品。在此意义上，新大众诗人已经创生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媒介文化和共同体文化，他们的成功实践，甚至启发和带动了一些专业诗人、诗歌刊物和出版机构积极跟进，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传播实践，激活了文化创造与创新的活力，这正是新大众诗歌文化意义的有力彰显。

当然，无须讳言，新大众诗歌创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为了蹭热点、蹭流量，揠苗助长地刻意拔高和打造新大众诗人典型，使得新大众诗歌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出现了一些对日常感受与经验作简单分行、浅白书写的所谓诗歌。诗人“标签化”也带来创作的同质化，遮蔽掉更多样化的创作。新大众诗人不为标签所困，勇敢“脱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一过程中，也要发挥文学批评的力量，进行充分有力的阐释、研讨与推介，摆脱“赶潮心态”，共同推举出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力作。

新大众诗歌上承古典时代的“乐府”与“国风”，续脉现代中国的文艺大众化实践，与专业写作充分对话、取长补短，不断提升艺术品质和精神高度，一定会给文学艺术生态带来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生机勃勃的文化力量。

（人民日报 何言宏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