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散文】青春年华——王军武

作者简介：王军武，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乡村人才库认证作家（终身会员），被评为“2021年度青年文学家作家理事会优秀作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会员，山西霍州市人，发表诗歌作品1600余首。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纪实散文】青春年华

——五十三载回望：1973年，我以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经历参加考试，并在劳动工地接到了大学入学录取通知书！

王军武

2026年6月7日 追忆1973年（定稿）

当年我也是在城里县招待所住了两天。考试后，冯村公社带队的公社联合校长薛林虎与我们一块儿填了报志愿表，然后又参加了大学老师的面试。

山西农学院的周老师问了我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现在在做什么？”我回答：“在冯村公社农业学大寨水利工地当领导。”她又问：“上农学院读书是你的志愿吗？”我说：“是我的第一志愿。”她接着说：“你填的是农学专业，我就是农学系的老师。”

我当时心里乱得很，干脆就跟周老师交了底：“我们公社听说，当地青年只有一个上大学名额，光我们公社就推荐上来十五个人参加考试。我还听说，公社其实舍不得让我走，已经把我作为‘农转非干部’，报到县里去了。”

前两天，公社领导在工地还专门找我谈话，说县里的材料已经报到地区了，最近就该批下来。因为只有一个名额，公社也就只报了我的材料。公社领导劝我：‘你得考虑一下，留下来可能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也可能是副书记，不管啥职务都挺好。’村里群众也说，修这条引水渠很需要我。听了这话，我回了一趟村，可生产队和大队的贫下中农都极力推荐我上大学，老支书也非要让我去。这个情况公社领导其实都知道。所以我能不能离开工地，公社还没定下来。今天，我想把这情况跟周老师汇报一下。”

周老师听了我的陈述，笑了笑，没说什么。

接着是四川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老师。

四川大学核物理系当年在咱们山西霍县有一个招生名额。南开大学的老师问我：“你在文学写作上有些什么爱好？”还问了些语法方面的问题。他看着志愿表，很疑惑地问我：“你的志愿填得跨度很大啊，有四川大学核物理，有南开大学中文，山西农学院农学又是第一志愿，你是怎么个考虑？”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是呆呆地，脸上直出汗，根本无法回答。

四川大学的老师只问了我物理上的几个问题，没多说什么。

那时候，全国所有的大学本科，在填志愿的表上都归在“普通班科”这一栏里。我们当时都习惯叫它“大学普通班本科”。山西农学院填写志愿的表上，写的也是这几个字——“大学普通班科”。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央领导的履历表上也是这么填的。如：“北大，普通班科”。

关于这次推荐考试，我有个好习惯。

高中毕业后，初高中课本我都带在身上。无论在村里，还是来到这个“农业学大寨水利工地”当领导、做管理工作，这些课本我都带着呢！晚上一有空，或者下雨雪天出不了工，我就随时翻一翻，主要是复习。特别是数学，害怕把公式和一些概念给忘了。对语文语法，我也经常看一看。

周围的人常常好奇地问我：“‘读书无用’现在正盛行，也没学校上，大学也不招生，你经常看这些干什么？”

我不知怎的，那时还是很能抓住时间学习的，学习也是很刻苦的。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早读习惯。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这种早读，我就更自觉了。那时，我们的班主任叫郭兴国，他的语文教得非常好，知识面很广，还写得一笔好字，很会写文章。他经常把他写的小说念给我们听。他在语文教学上的成就很被认可，一九八零年改革开放后，他就被调到霍县高中任语文教师。那时霍县只有那一所高中。

就是这样一位在当地教语文好的老师，当时教我们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兼班主任呢！他对能坚持“早读”的学生很是欣赏，教导我：“要想写好文章，就坚持早读。”所以，从小学五六年级，以至于初中、高中，我都非常自觉地一直坚持着那种“早读”的习惯。同时，我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学习刻苦在学校也是出了名的。

这次霍县大学推荐统一考试，我是在考试的前一天下午五点才从山里劳动工地来到县城的。晚饭也顾不上吃，就在县招待所看起书来。先翻了一遍数学，又认真看了化学和物理，一直看到凌晨，后来眯了一会儿，第二天一早便匆匆走进了考场。

走到考场门口，我的腿肚子有点转筋。

说实话，这次大学推荐考试，考前什么也不知道。考什么都保密，到底考不考化学和物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心里没底，只能把课本都翻出来看看，做足了准备，万一考了呢？

进了教室，心还在“怦怦”跳。我摸了摸兜里那支平时经常用的钢笔，看看它今天听不听自己使唤。心里对自己说：“沉住气，就像在工地上干活一样举起铁锤似的，使足劲一锤一锤地去砸，总能砸开它。”

谁知，一进考场，我的腿肚子还是不停地在转。倒不是怕题难，是觉得自己这两年干活对书本还是看的不够，生怕对不起几年来在劳动住地随身经常带的那些课本，也对不起老师们的教诲。同时，也想通过霍县这次推荐考试对得起自己小学、初中、高中时期的刻苦学习。

不管怎么样，我总觉得这次在县里参加的统一考试，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这是改变命运的转折点，也是我怀揣抱负、走向远大前程的起点。

此时，我感到踏实的一点是，高中毕业后那些数理化课本我一直没舍得扔，放在手边经常翻看。今天，这些日子的功夫到底有没有用，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铃声响了，卷子发下来。我深吸了一口气，看着上面的字，真就像看着那堆刚破开的石块。我拿起笔，写下了第一个字。那一刻，工地上“嘿呦嘿呦”的号子声好像还在耳边响着，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的几锤了，得使出全身的力气。

关于考试内容，题目确实有点难。数学考试的时间是1小时30分钟，语文是两个小时。数学里有两道中学“解析几何题”，一道代数“二项式题”，两道“三角函数题”，卷尾还有一道“解析几何题”，有点难度。是我在高中学过的。我顺利完成了全部试题并确保了正确率。我都做对了，而且全对。毕竟这类题很吃中学老本，基础要是没打牢，一时半会儿还真搞不定。这恰恰说明，若缺乏扎实的中学数学功底，面对此类题目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突破口。

语文考了语法常识、修辞知识、改病句、填写成语、写读后感，还有默写古文等内容。作文题是《向雷锋学习》。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1973年7月1日，我还作为“霍县模范党员”，在中共霍县冯村人民公社党委庆祝“七一”的全体党员大会上受了表彰。奖品就是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其中有一本书，恰恰就是《向雷锋学习》。我在作文里写的那些话，都是我心里想的，也是那本书教我的。

我写的是自己在工地当领导，和社员住在一起，一起排队买饭，带头背石头、运石料，干活冲在前。两年里，我成了县和临汾地区表彰的先进青年，还出席了临汾地区青年团代表大会。我在作文最后写道：无论这次走还是留，我都很高兴。我决心好好在工地带头干，一定要带领社员把这条渠修成，把水引出山。

说起这个工地，全公社各村来的三百多号社员，都是吃住在工地上的。

为了改善大家伙食，我们在山上养了牛和羊。工地自己办食堂，就是要保证这三百多个干重活的壮劳力，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有力气干活。县水利局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渠道的设计、勘察，还有每天施工水泥的质量检查。作为工地领导，我每天要做的事太多了。

当时，我们这个“农业学大寨水利工地”特别引起霍县和临汾地区领导的关注。临汾地区“革委会”领导和霍县“革委会”领导多次来工地。但是，他们每次来，不是在“工地指挥部”里见到我，而是在劳动场地——不是见我抡铁锤，便是见我背石块。

有一次，地区和县领导来工地后，去当地“后干节村”和施工当地的“前干节村”走访。听到村里群众反映：“当初工地动工时，我们所担心的是渠修成了，山上的核桃树没了，生产队的核桃收入没了。可是今天看到不是这样。现在山上核桃树一棵没少，核桃成熟了，树上没干活的人去摘核桃吃，就是掉在树下，过来人也没人去捡得吃。核桃照常是他们村里的一大收入。”

原来是这样的，我们施工的这个“太岳山油瓮峪山谷”，正是太岳山野生核桃树的盛产地。这里的山上山下，道道沟，面面坡，都长满了野生核桃树。它是“前干节村”和“后干节村”两个生产小队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数树是生产小队集体的，少部分树是两个村社员家里个体的。当地村里人可以说是凭这些核桃树过日子呢。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

当时来的领导听了当地村里人这一反映，特别高兴。而且这些领导来，首先要问要看的是山上哪片树林破坏了，破坏的程度有多大。冯村公社书记张根希听了当地老百姓的这一情况反映，也特别高兴。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每次在县里汇报这个水利工程，领导总是问森林破坏情况。”他说：“他最不放心的是工地上的管理。”他说：“我们集中几百号人在这儿一起干活，好多管理问题要解决。不能有事，不能出事故。三大纪律要讲，但我们是民兵组织呀！有些事还得从实际出发。”

他说：“我这次来工地，见干活的人，我和他们聊天，问他们家里的‘自留地’种上了没有？他们说，‘前两天回去了一趟，种了。’”我说：“我给大家讲过，要回去种‘自留地’，随时回去。”他接着又说：“以后在领导方法上也要注意，不要讲你决定。你要讲‘指挥部’定的，或这样说，‘根据公社党委意见和安排。’这是什么意思呢？要以组织的名义来讲，不要以个人名义去讲。”他说我在工地很能吃苦，但领导艺术还要提高。

还有一次，“临汾报社”记者和“霍县报社”记者在工地上问我：“看到工地上天天井井有条，大家都在有序的干活，渠上技术人员在铺渠道，妇女在拌灰浆，你们年轻人在运石料，这管理还是很好的，谈谈管理吧？”

我说：“这没什么管理。但我告诉大家，我抡铁锤，你们也抡铁锤；我歇，你们也歇；我背石块，你们也背石块。我不干活，你们也不干活。”

这一采访，同背石块的一群小伙子也坐下来一块听。记者问他们：“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几个小伙子回答：“这是真的。他的力气可大呢，我们四个人抬一块大石头搁地上，他咯噔也不打，肩膀扛上就走了，还说什么？ 我们也扛上石头跟着吧。”说着大家都笑了，记者也笑了。

后来记者和我说：“你还真能吃苦！不过我们关心的，主要还是工程进度的数字。”

霍县团县委书记张志中也几次来工地。我们工地的“青年团突击队”旗帜，一直在迎风招展。他看了特别高兴。有一次他来的时候，晚饭后在村里放电影《南征北战》。就在放映前，他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会上说：“几次来你们工地，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山里民俗民风淳朴。在这儿讲的话，不一定敢在别地讲；这儿能做成的事，别的地方不一定能做成。群众的支持，实在是太重要了。”

不知为什么，他讲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至今都没忘。

所以说，当年我们这个“农业学大寨的水利工地”，起码在霍县当时还是影响很大的。

一考完试，填好志愿，面试结束，我便从霍县城出来，步行八九个小时，直接回到了工地。心里踏实了，便天天从早到晚在工地上带头干起活来。像往日一样，砸石头，背石块，和大家一道往工地铺渠的场地上送石料。

然而一天下午，我正在工地上砸石头。天已经有些凉意了。我手里攥着个大锤，正一锤一锤地往钢钎上砸，震得虎口发麻。工地上全是“嘿呦嘿呦”的号子声，谁也没心思管别的事。

忽然，指挥部里的广播响了，喊我去一趟。我心里咯噔一下，就把手中的锤子往旁边一放，摸了摸那一堆刚破开的石块，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缓了缓劲儿——因为太累了，便向指挥部走去。

原来公社革委会主任李耀光来了，他把上大学的“入学报到录取通知书”交给我，说：“收拾东西吧，让你去上大学。”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看着那通知书，上面的字认识我，我却不大认识它们了。我只记得，那上面印着的正是“山西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大学普通班科”——“入学录取通知书”。这天是8月28号。

第二天一早，8月29号——天刚麻麻亮——工地上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全公社的干部、书记张根希、主任李耀光都来了，各生产大队的书记、主任也都来了，附近的社员群众围了一大圈，大家都争着跟我握手，嘴里不停地说着：“恭喜啊，前程远大！”

霍县团县委书记张志中也来了，他也在场给鼓掌，还有公社联合校长薛林虎也来送行了。

我们后掌村生产小队所属的史家庄大队来了人——支部书记赵成、主任韩四儿，还有大队会计梁挺亮。支书赵成还在会上大声宣读了全村贫下中农给我的推荐信：

“霍县冯村公社办公室大学推荐领导组：

王军武是我们大队的好青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这孩子从小就懂事，为人厚道，爱学习，干活不惜力，特别能吃苦。在村里这么多年，我们从没见他和谁红过脸、吵过架，是个很有出息的好娃。我们全村贫下中农全体一致同意，推荐他今年上大学去学习。

山西霍县冯村公社史家庄大队后掌村生产小队全体贫下中农

签字：

史家庄大队贫协会主任 赵国英

史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赵成

史家庄大队革委会主任 韩四儿

史家庄大队革委会（盖章）

一九七三年七月六日

跟我们村相邻的柏树窊村，原先和咱们史家庄大队曾同属一个生产大队多年，直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才分开，各立一个大队。
这个柏树窊大队的支书牛国正也来了。老支书资格很老，是抗日战争时期咱们这儿作为老解放区时的老党员。看着今天这热烈的场面，他满脸堆笑，那笑容里全是欣慰和高兴。

其实，从第一次考试面试完回到水利工地，我就跟平常一样，每天从早到晚踏踏实实地忙在工地上。我带头背石料、干重活，干得可起劲呢！上大学的事，早就抛到脑后，压根儿没再去想。那时候工地上人多得很，每天都有全公社各个生产队来的三百多号人一起干活。

记得第一次考试是在县城，那天是七月十六号。等到八月八号，公社又通知我到县城参加第二次面试。

那天下午两点多，我才赶到县招待所。从工地直接走出来，将近十个钟头的山路，我是凌晨四点多就从山里出发的，浑身尘土，满脸汗水，累得只想找个地方躺会儿。我刚推开县招待所院子一排平房的门，恰巧遇上了团县委书记张志中。他急匆匆地向我走来，说：“你怎么才来！”说着，一把拉我去他房间，让我洗了脸。他见我穿着沾满汗渍的上衣，笑了，就把他干净的衣服换给我穿。他一边带路一边埋怨我不把这事儿当回事，说他从早上一直等到现在。

我只顾傻笑，跟着走进了面试的房间。屋里坐着的，还是那位“山农”的周老师。她一见到我，就很热情，印象里还给我倒了杯水。这次她没怎么考我，只是跟我讲“山农”是个什么样的学院，都在研究些什么。她说她是专门研究红薯的老师。

周老师兴致很高，给我讲了山西农学院（后来改名为山西农业大学）的发展历史。她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会儿，这所学校就已经是一所老牌本科大学了，办学历史很久，底子很厚实。说起自己，周老师笑着说她是四川人，1958年就是从这儿山西农学院本科毕业的。毕了业也没舍得走，就留校教书、搞科研，一直干到现在。临了，她还跟我念叨，说自己手里这几个红薯新品种，心里可有底气了，估摸着很快就能推广到大田里去种。

最后她说：“回去等通知吧！通知一发，我就回学校了，咱们今后在学校见。”

那时我一个农村孩子，连“谢谢”也不会当面说，只是“嗯”一声，傻傻地离开了屋子。出门一看，团县委书记张志中还在招待所门口等我，大概下午四点多了。他问我怎么回去，我说还是走回去。他问几点能到，我说今晚十一点左右能到，还不算太晚。他塞给我一个面包，送我出了门。

回工地的几个小时路上，我心里想：这回可能真要走，要上大学了。

可过了几天，通知还是没下来。后来又听说：“就我上大学这事，公社党委会上意见不统一，主张留我下来的占多数。”

我只能服从组织安排。

后来，大概是公社书记张根希最后下了决心：“还是让他先去上大学吧！”

我就这样上了大学。

离开工地的这天，是个清晨。

在欢送人群的赞美和欢笑声中，我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工地，离开了这些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走过山坡，我站在山头，久久地望着山下工地上忙碌的人群，热泪瞬间一串串滚落，流过脸颊。

回头望，山峰挺拔巍峨，林木葱茏，万木葳蕤，芳菲旺盛。东方一轮红日磅礴欲出，万丈霞光铺洒在郁郁葱葱的山峦上，景象是那样的壮观。

这是个绿色美丽的地方。条条沟谷溪水涓涓，山泉一泓泓喷涌汩汩。两年来，我在这儿热血澎湃，挥洒汗水，日子过得是那么快乐。我要记住这块宝地，记住这份乡情，记住这片培育我成长的沃土。

这方水土，镌刻着深深的红色印记。
烽火岁月里，陈谢兵团在此与日寇殊死搏斗，先烈们的热血铸就了不朽丰碑。那时，这儿是中共霍县县委的摇篮，薄一波、徐向前元帅在太行山转战途中，也曾于此短暂栖居。

山脚下的喧嚣隐约传来，热气腾腾，直抵云端。那号子声震耳欲聋，那是干劲冲天的回响；

我就立在这山巅，清清的晨风拂过脸颊，眼底是这片沸腾得如同熔岩般的土地。

看着那一张张被晨光镀上金边的脸庞，看着那一双双挥汗如雨的大手……

那一刻，心头忽地一酸，温热的液体便无声地漫过了眼眶。

这就是我的根啊，这就是故园啊！

这片生我养我的厚土，那些穿梭其中的身影，是我的父老，是我的乡亲。

他们像这山间的青松，挺拔、坚韧，祖祖辈辈就这样快乐、坚韧、勤劳、朴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我要把这画面刻进骨血里——

记住这儿，记住这片沉默而博大的土地，也记住这些在这片土地上，勤劳厚道、可敬又可爱的人们。

所以，请允许我记下这儿——

记住这片土地！

记住这份深情！

永远记住这些可敬、可爱、且值得我们献上一切的人们！

记住这儿吧——山西太岳山里“油瓮峪峡谷”，山西霍县冯村人民公社“前后干节村”。

我要记住这片热土，记住这里的父老乡亲。正是他们怀着爱护的热心，举双手推荐我上了大学；是他们给了我奋斗的力量，给了我这美好而远大的前程。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此时此刻，我心中燃起的不仅是感恩，更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责任感。我带着报效国家、让国家强大、为我国农业发展贡献毕生力量的信念，离开了这片曾让我挥洒热血、激情与汗水的土地，踏上了人生新的征程。

——别了，太岳山里油瓮峪峡谷这片美丽的山川！我深深眷恋的热土！！

我牢牢记住了离开工地的那一天：

——公元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

【后记】

这是一篇基于我个人亲历的纪实性回忆散文，属非虚构文学。文笔朴实，自然流利。

这也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散文。出版社的编辑审稿后很感动，从文中了解了我们那一辈青年所处的那个年代的社会面貌。他们说：“别的作家写的是故事，而王军武这篇散文写的是日子。”可见此文多么质朴，又多么真实。故事可以编得很生动，而日子却是无法编出来的。

这篇文章实实在在地写出了我年轻时那个年代的样子——不光是社会面貌、人的精神，还有人与人之间那种纯朴的感情。质朴而真实地记录那个年代火热的奋斗时光，就是我写这篇回忆录的初衷。

文中所涉“大学普通班”招生制度、“农业学大寨”水利施工管理，以及冯村公社、霍县各级领导名录，均为1973年前后的真实历史信息，未作虚构与夸张。

五十三载光阴流转，当年同赴工地、同场应试、相送于山道的故人，大多已白发苍苍。特以此文存真，以飨后人，亦以此祭奠我们那一代人“抡大锤、背石块、靠读书改变命运”的青春岁月。

它既有回忆散文的温度——如晨读、老师教诲、腿肚子转筋的痛楚；又有纪实文学的硬度——如日期、人名、地名及历史名词。

这种“硬度”，不仅是文字的，更是现实的。记得临汾地区与霍县的革委会领导曾来工地视察。他们没有在指挥部里找我谈话，也没有听汇报，而是在漫天尘土中，亲眼看到了我抡大锤、背石头的样子。那一刻，啥也不用问了。在那个年代，一个干部能不能服众，不是靠嘴说，而是看你在工地上能不能“仆下身子”带头干。这场景，这作风，成了当时劳动工地和附近村里的一段美谈。

这份真实，同样体现在那封推荐信上。信中的内容，并非大队干部编的，而是在后掌村贫下中农会议上，几位老贫农掏心窝子说的话，由大队会计梁挺亮一字一句记下的。梁挺亮也是贫农出身，又是1953年“山西财贸”学校毕业的高才生，算是村里在太原读过书的一个秀才。1975年我刚到北京工作，他和支书赵成出差路过北京，下火车后特意赶到农林部农业电影制片厂找我，只可惜我当时在河南出差，错过了那次相见。后来有一年春节回家，他们笑着说起这事，我说：“北京太大，部里单位又多，业务还忙，你们能找过去，可真不容易！要是当时见着了，我肯定带你们上天安门城楼看看！”大家听完，都乐了。

这不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它是1973年那个特殊年份里，无数中国底层青年命运的缩影。我把它写出来，就是给历史留下了一块实实在在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