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17日傍晚,北京上空毫无预兆地堆起浓云,雨水倾泻而下,气温在十几个小时内从夏末直接跌入深秋。
到了9月20日中午,85岁的陈伯达在家中因心肌梗塞去世,前一天还在穿汗衫的人们,那天翻出了棉袄。一场速冻式降温夺走了一个老人的生命。
陈伯达的晚年住在北京东郊一栋新居民楼的六层,顶层,三居室。1981年8月因身体原因被批准保外就医后,他在这里度过了最后八年。
儿子陈晓农从石家庄调回北京照顾他,但陈晓农每月还要去石家庄照看母亲余文菲,真正守在陈伯达身边的是儿媳妇张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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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办理了停薪留职,专职照顾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公公。陈伯达每月有一百元生活补贴,一家人主要靠陈晓农的工资维持开支。
去世前一周,作家叶永烈照例来陈家访问。
那天北京还很热,叶永烈穿着衬衫爬上六楼,汗流浃背。访问结束时陈伯达请他帮一个忙,找一篇自己1934年写的文章《论谭嗣同》。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在1937年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文集《真理的追求》中,但陈伯达手里只有1934年的单行本,里面错误较多,他做过不少修改,想看看文集版本。叶永烈答应回上海后帮他找。两人道别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
陈伯达的刑期从1970年10月18日正式羁押算起,1981年1月特别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羁押一日抵刑期一日,剩余刑期约八年。
但因身体原因,1981年8月他获准保外就医,在监狱外服完剩余刑期。1988年10月17日刑满。去世时距离他正式恢复自由身还不到一年。
9月20日中午,陈伯达在家中吃饭时突然头一歪,撞在墙上昏迷。当天陈晓农正在去石家庄的火车上,家里只有张兰华和年幼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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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门的老公安萧姓邻居赶来帮忙,众人商议先把遗体送到医院,等陈晓农回来再料理后事。陈晓农赶回后,与文史馆领导徐主任、邻居老萧等人商议,决定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对外宣传,仅口头通知亲属、同事和学生。告别仪式使用陈伯达的本名“陈建相”,用车由文史馆提供。
9月28日上午十时二十分,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第一告别室举行,约四十多人参加,大多是亲属、同事、朋友、学生和老部下。
花圈上大多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来往的人不认识这个名字,因此仪式未引起注意。其中一个花圈署名“刘淑宴”,是陈伯达的第三任妻子,两人已分居多年,她本人未到现场,托人送来花圈。告别仪式上,与陈伯达感情深厚的张兰华放声痛哭,带动在场众人纷纷落泪。
次日,美英媒体率先报道陈伯达病逝消息,简要介绍生平。
9月30日,国内媒体刊发简短电讯:“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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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媒体将“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误解为高级官员治丧场所,称陈伯达享受高规格待遇。
事后陈晓农致信叶永烈澄清:八宝山有干部治丧处和普通殡仪馆两部分,之间以墙隔断,骨灰安放地不同。第一告别室虽是殡仪馆那边较大的一间,但同样大小的还有几间,并非高级官员治丧处所。
陈伯达火化后,骨灰暂存于老山骨灰堂。
1991年2月,陈晓农夫妇将骨灰带回福建惠安岭头村老屋,安置在他出生的那间屋子里。
85年前他在那里出生,85年后他又回到了那里。
从福建惠安到延安、北京,再到秦城,最后回到出生地,陈伯达的一生走了一个完整的圆。
陈家六代人积攒的书香气最终没能托住他,晚年那间十屉斋里锁着的抽屉,终究没人再打开。他的历史地位和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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