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副防长费思再出面：抨击伊朗协议，伊拉克旧账被翻

• 费思罕见发文抨击伊朗协议，却被指会削弱反对者可信度
• 他曾任布什政府国防部第三号官员，长期追随新保守主义者珀尔
• 费思参与1996年《彻底决裂》，主张叙利亚政权更迭和推翻萨达姆
• 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他被指塑造并搜寻情报为入侵背书
• 其设立的“去复兴党化”等占领方案，助推伊拉克叛乱和教派内战

如果姑且假设，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刚刚在凡尔赛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美国、尤其是对以色列来说是一场灾难，那么，谁最适合站到最前台，去说服美国公众舆论，要求放弃这份协议，甚至彻底扼杀它？

可选的人很多，但绝不该选那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灾难负有重大责任的人。

因此，今天看到，道格拉斯·费思——这两场灾难从一开始的重要设计者之一——从几乎销声匿迹的状态中现身，在强硬派新保守主义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文章，在《华盛顿邮报》上抨击副总统J.D. 万斯对伊朗问题抱有危险的天真态度，并间接指向特朗普时，着实令人吃惊。

这里不想展开讨论他的论点。费思的核心说法是，民主国家永远不能信任像伊朗这样的“坏行为体”会遵守承诺。考虑到伊朗曾履行2015年伊核协议、而华盛顿后来单方面退出这一历史，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讽刺意味。读者可以自行去看原文。

不过，为了说明为什么会对由费思出面、在一场注定会成为扼杀这份协议的重要公关战中扮演公开角色感到如此意外——尤其是他自2016年以来就再未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发表过评论文章——这里还是要做一件RS一向不太鼓励的事：引用人工智能的回答。

向微软的“Copilot”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在反对特朗普对伊朗协议的人当中，道格拉斯·费思是最不该出面撰写评论文章、批评这份协议所谓弱点的人？”

它的回答是：

“因为费思广泛被视为与伊拉克战争中的情报失误、战略误判以及灾难性后果联系在一起，他对任何伊朗政策的批评，都有可能通过把反对协议的立场与制造伊拉克灾难的同一种新保守主义思维联系起来，反而削弱反对者的说服力。他的介入不会让反对者显得更可信，只会让他们更缺乏可信度。”

这一判断已经相当清楚：费思的介入不会增强反对者的可信度，反而会削弱其说服力。虽然“Copilot”还表示可以进一步详细展开，但这里还是想用一份简要清单，说明为什么费思是一个如此糟糕的传话人。

费思曾在乔治·W·布什第一任期内担任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这是五角大楼排名第三的职位。他长期追随理查德·珀尔。后者被称为“黑暗王子”，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就是华盛顿强硬派新保守主义者中的代表人物和操盘者。

费思从法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开始，就跟随珀尔进入参议员亨利·“斯库普”·杰克逊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20世纪70年代被视为华盛顿新保守主义者的孵化地。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珀尔出任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费思也继续追随其后。

1996年，两人与后来在小布什政府任职的数名人士一道，参加了一个“研究小组”，为即将上任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撰写了那份臭名昭著的《彻底决裂：确保国家安全的新战略》文件。该备忘录主张，内塔尼亚胡应采取措施，确保以色列对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控制，其中部分做法包括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以及“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伊拉克权力舞台”。

不过，费思最为人所知的，还是他在乔治·W·布什政府五角大楼任职期间的表现，以及正如“Copilot”所说，他在入侵和占领阿富汗、伊拉克中的角色。两场战事的中央司令部司令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就曾觉得，与费思共事尤其令人沮丧。他一度向《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抱怨说：“我几乎每天都得和地球上最愚蠢的人打交道。”

这种挫败感，部分来自费思非常明确的意图：塑造、搜寻，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制造情报，以证明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正当性，并为这一行动争取公众支持。事实上，费思在五角大楼设立了多个办公室，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反恐评估小组”。这个机构的任务，是收集并传播任何可能暗示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与“基地”组织存在合作关系的信息，尽管美国情报界的判断是，这种关系并不存在。

在操弄情报的过程中，他和他的团队还与艾哈迈德·恰拉比领导的伊拉克国民大会合作。后者提供了一些“线人”，炮制出所谓萨达姆核武计划取得进展的证据，而这一计划事实上并不存在。

更具破坏性的是“特别计划办公室”。这个机构负责制定入侵后的占领方案，其中包括“去复兴党化”计划。该计划长期受到恰拉比、珀尔及其他新保守主义者鼓吹，几乎在一夜之间催生了以逊尼派为主的叛乱，最终引发一场血腥的教派内战。这场内战不仅摧毁了伊拉克，也耗尽了占领军的力量。

除“特别计划办公室”之外，费思还负责设立了短命的“战略影响办公室”。这个机构后来在国会引发轩然大波后被关闭，因为外界认为，它的目标是“向外国媒体提供新闻材料，甚至可能包括虚假信息，以影响公众情绪和政策制定者”。

不过，这些例子还只是其中最突出的几项而已。正如《Slate》杂志曾形容的那样，“负责灾难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或许才是更适合他的头衔。

到了布什第二任期开始6个月后，费思便离开了政府。但与他名义上的上司、时任副国务卿保罗·沃尔福威茨不同，他并没有得到诸如世界银行行长这样的安慰奖职位。他退回去写了一本800多页的回忆录。在大多数批评者看来，那不过是一次拙劣的卸责尝试，试图回避自己对美国历史上这场最具灾难性的“选择性战争”所应承担的责任。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费思这次试图重返公众视野的新文章中，“伊拉克”这个词一次都没有出现。

作者：吉姆·洛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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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Old Iraq war architects rise up to wag finger at Trump's Iran d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