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短剧行业遇冷！演员被欠薪，导演没戏拍，被迫转行AI剧

是日入斗金、爆款频出的“风口行业”，还是层层欠薪、“草台班子”的烂账泥潭？

过去一年，短剧行业的欠薪问题从边缘走向中心。自去年年底主演演员公开在评论区留言，直播发声，撕开了短剧欠薪的遮羞布，此后半年，越来越多短剧从业者发声。

按时结薪的行规正在瓦解，“拖三个月算常态”成了新的潜规则。平台政策变动频繁、垫资模式寅吃卯粮、AI冲击接踵而至——短剧的“快钱”时代退潮后，被留在岸上的，是一堆被欠薪的从业者。

南都娱乐采访了多位一线从业者与娱乐法律师，试图为短剧这一困局寻找出路。

剧播了，钱没到

短剧欠薪已成行业常态？

今年一月底，周明参与了一部短剧的拍摄，约定的报酬为7200元。但制片方一直以资金问题推迟结算时间，直到四月才对周明和其他演员提出只能结款70%的方案。周明没有同意，而据他所知，即便是同意了按70%结算的工作人员也没有拿到报酬。

周明从2024年进入短剧行业，至今参与了七八十部作品。他见过形形色色的结算周期：有的一个月，有的三个月，最长的拖了半年。但这次被拖欠的情况连他也觉得离谱。“直到五月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拿到一分钱的劳务费用。”他告诉南都娱乐，三月剧集在红果上线并获得了超4500万的热度值，成绩不错，但即便如此，整个剧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能结算薪资，一直拖到他在社交媒体曝光剧组，制片方才进行协调沟通，结算了他部分薪资，并承诺会付清剩余部分。

欠薪并不是只发生在配角和群演身上，就连男女主角也不例外。去年十二月，演员易文宇和伍怡桥就曾在自己播出的新剧评论区发言称剧组并未支付片酬，今年二月，演员白方文也在直播时向剧组公开讨工资。

制片人李晋的处境则更为尴尬。他曾从事传统影视行业多年，经朋友介绍进入短剧行业，以制片人和演员统筹的身份参与了九部短剧的制作，进组后却告知节省人员成本，一人兼数职，总共只拿到一万九千多块钱，还包括垫付的九千多费用在内。其中一部戏，全组光是演员（主演，特约和群演）和部分其他人员的费用加起来约15万，全部被拖欠。

剧组的财务并不归他负责，合同也不经他手，但经手费用和资金的总制片选择“隐身”，李晋自己的工资也没着落，甚至还被自己从前交好的演员在直播中大骂拖欠片酬，甚至公开侮辱其家人和公开其社交账号联系方式。“我真的很无奈，受不了每天一睁眼就有人问我，‘哥，什么时候结账？’”李晋说，“人是我找的，他们只能找我。我是制片人，他们找不到总制片、出品方。”

导演李韵铭两年前也拖欠过，一部剧约定的酬劳是四万块，最后只要回一半。他回忆：“杀青过了好几天，我催了又催，拿到一半，剩下一半就不给了。”他向南都娱乐表示，类似事件在业内时有发生，之所以在近半年大规模被曝光，是因为最近连一些行业头部公司也开始拖欠。“以前是良莠不齐的小公司，现在很多曾经比较知名的制作公司都开始拖了。”

李韵铭表示，正常情况下，剧组所有幕后工种基本会在杀青当晚结算。“导演可能会稍晚一些，因为涉及后期制作。”这一年来，大家能明显感觉到结算的账期变长。作为配角演员，周明从业以来拍摄的结算时间通常在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

对戏量极大的男女主演来说，结算的时间则要更短一些。有过几部爆款作品的腰部女主演员小满透露，主演通常是支付一天的片酬作为定档的定金，在杀青或签订合同后的7到15天内支付全款。在短剧势头最盛的那大半年，她经常在杀青第二天就收到结算的片酬。“但现在不一样了，杀青后一个月没结款，演员才会去追究。大家都知道行业难、资金周转难，都会互相体谅。”她表示，现在欠薪的情况越来越夸张，行业里有好几家公司曾经拖欠片酬达半年之久，最后直接问演员“半价给你，要不要”。“一半人接受，一半人咽不下这口气。结果公司直接宣布倒闭、跑路，你连索赔的地方都没有。”

也正是因为行业里类似事件频繁发生，她对接戏也变得更加谨慎。“我只接行业内有口碑、持续拍戏的公司，从不接新公司的剧。我没安全感，只接朋友拍过、口碑没问题、不是草台班子的项目，也想保证剧的质量。”

为何拖欠？

没钱，有多方面原因

短剧行业为何欠薪？最重要的原因是，片方没钱了。

红果短剧收益下跌曾登上热搜。

一方面，真人短剧走过了势头最猛的时期，盈利的难度增大。今年五月，曾有从业者曝出红果平台的万次播放收益从100元跌至5元。尽管红果事后回应称“剧集播放量与分成策略无直接关联”，但从站内热度破亿的短剧数量来看，真人短剧的热度的确较去年有所冷却。“红果现在每天上线的作品可能得有个几百部，中国观众就 14 亿人，它的广告可能也就仅仅只有那些，所以说大部分片方其实是不赚钱的。”李韵铭说。“其实短剧赚钱的项目特别的少。”

封面新闻报道截图。

另一方面，现金流受阻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北京锴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昌岐律师看来，欠薪实则是各个行业都存在的现象，就影视行业来讲，相比传统影视行业，短剧行业的资金和开机的门槛低，让违约风险增加。“传统影视剧但凡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撑不敢开机，因为投资体量大，违约所承担的后果更严重，入行门槛高，但在短剧行业中，有些制片方可能拍一个一百万的戏，手里有二三十万就敢开机了。”这些中小制片方开机投入成本之后，如果平台的结算周期变长，他们的现金流也必然受到影响。

在南都娱乐的采访中，以红果为首的短剧平台取消保底成为制片方常用的拖欠理由。今年四月，周明曾为讨要片酬联系过片方，得到的便是类似的理由。“他的解释就是平台不跟他们结算，或者是不按全额结算，导致他们也没有办法跟我们全额结算。”周明说。

所谓保底，周明解释，原来的模式是平台给承制方一个保底金额，只要成本控制在保底金额内，平台就会以该金额结算，超出部分如有盈利，则按约定比例进行分红。在这样的政策下，片方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或是为追求精品爆款自己追加成本，或是追求短平快，压缩成本赚差价。“有些就是想赚这个保底的费用，就压缩这个成本，比如说用最便宜的演员，用不好的场地，用最长的工作时长来压缩这个成本。假设30万保底，可能20万就拍完了，那就赚10万了。”

不管是哪种类型，保底政策的取消的确都会对承制方的现金流造成严重影响。新浪财经曾报道，红果短剧于二月中旬下发通知，暂停承制方保底合作，不少中小承制方因此陷入项目停摆困境。三月，红果短剧精品短剧负责人魏钦涛曾在活动上回应此事称，只有少部分承制剧业务可能会有调整，从而影响部分承制方的保底收入。

新浪财经报道。

从法律层面看，周昌岐律师认为平台政策变化一般不是拒付工资的合法理由，具体还是要看合同约定。“当然这类情况激增也是因为有一些平台结款困难的情况发生，平台也需要对承制方尽到履约责任。”

“我觉得就是门槛低了、没有监管，这个行业就是野蛮生长。”在李韵铭看来，平台政策变动是很多公司拖欠资金的借口，“欠薪这个事儿全看老板自己的良心。”他透露，行业内存在太多为赚保底承制费而压缩成本的案例，这可能也是平台收缩保底补贴的原因之一。“比如说给你50万让你拍一部精品剧，结果你用10万块钱拍了一部剧交片子，去年有好多就拿了红果年框的制作公司真的这么干，就是拿了大部分的钱给自己，只拿一小部分的钱去给制作。”

平台政策的变动可以算作导火索，却不能真正替制片方背上欠薪的“黑锅”，行业模式的不健康早早为资金链断裂埋下祸患。小满告诉南都娱乐，有很多公司的会用新戏的钱去还旧账，这样的生产模式像是信用卡透支还贷，用这一部剧的承制费去垫付前一两个月甚至更早之前的项目制作费和工资。“就是透支。这种公司绝对不能倒闭，一旦接不到项目、停滞不前，后续所有欠款都会变成烂账。”

工作机会断崖式锐减

想拿回工资不容易

如何争取自身合法权益，是短剧从业者面对的一大难题。

今年以来，有不少短剧演员来向周昌岐律师咨询相关事项，他的感受是从业人员明显缺乏法律意识。“短剧从业者不像传统影视行业的艺人背后有专业的经纪公司，或者是自己的工作室的法律团队，洽谈合作时普遍弱势，限缩自身合法权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首先，行业中的很多人并不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李浩就在采访中表示，他与合作的朋友认识十多年，因此并没有签署任何合作条款，仅有口头约定，而且其他工作人员很多也都是没有签署正规文件，所以发生事情后，真正的负责人不会出面，只会推责。他担任制片人和演员统筹的剧组中，不少演员也都是凭借着之前积攒下的良好合作关系，出于信任才来到他的剧组。

大家同在一个圈子，相互推荐工作是常有的事，很多情况下都是凭借对熟人的信任来支撑合作。周明坦言，自己只有在接触外地公司时会谨慎一些。“我们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合作，都不会去往坏的方向去想，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长期的合作关系，所以前期就没有过多的要求，比如说一定要求签合同，或者一定要预付款之类的。”

李韵铭有签合同的习惯，但被拖欠的那个剧组也是熟人介绍，对方以各种理由推搪，直到他带团队进组都没有成功签订上合同。“总不能不给人家拍，硬着头皮拍，每天都催。倒数第二天，制片人跑了，生活制片第五天就消失了。”

前期没有合同保障，到了利益受损的时候，争取合法权益要付出的代价则更大。“因为很多同行碍于这个行业的人情，担心会得罪制片或者是剧组方，担心以后会影响他们的接单，影响他们的工作机会。”周明说。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李韵铭在其过程中，就被合作的片方造谣过工作态度差，试图败坏他的业内口碑。对演员来说，出面发声也不容易。“如果签了经纪公司，公司会出面催款，如果是独立演员，就只能自己发声，相当于彻底撕破脸，得罪合作方了。”小满也告诉南都娱乐，曾经出面公开讨要片酬的主演级别的演员在那之后资源都有所下滑，这也是她不敢公开争取的原因，“我自己本身资源就一般，不想再雪上加霜。发声反而会让甲方觉得我事多，不好合作。”

再加上AI短剧一年来对于真人短剧的冲击，真人短剧项目大幅减少，工作机会本就断崖式锐减。

“去年十月就已经有苗头了。”李韵铭说，原本他所在的天桥短剧一个月的月产量在200部，每个签约导演月均拍摄三到四部作品，但他去年十月闲了一个月，今年也只接了一个工作。“一月还有五个邀约，二月过完年就没有了。还有人问我一千五到两千块一天能接吗，四天拍三部戏，一部戏三十集，我根本没法接。”他认识的不少同行都转型去做AI短剧了，工资比拍真人剧还要高一些，作息也更规律。

“去年最忙的时候，我一天能看两个剧本，一个月差不多能筛选三十个。”小满说，现在她一个月只有五个剧本邀约，“多半还是虐女题材，或者口碑差、不给片酬、后期需要配音、制作水平不达标，最后真正能选的就只剩一两个，就算这样，还是平台和制片方挑我，不是我挑项目。”

她无奈表示，工作机会减少的同时，还需要降价竞争。““AI短剧出来之前，大家都是正常报价。现在很多真人项目立项了但不敢开机。大批演员接不到戏，只能主动降价。原本一天12000元的演员，现在4000元打包就能拍。这是恶性循环。”

困局何解？

监管和预防都很重要

欠薪频发，已然成为行业关注的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行业相关的规范也在逐步完善。

今年二月，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关于保障微短剧行业演职人员合法权益的自律公约》，第二条提出：“按时足额付薪酬。用工方应按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演职人员劳动报酬。鼓励积极推行人工费用分账管理、设立薪酬保证金账户、建立薪酬垫付保障机制等措施，从源头堵住“欠薪漏洞”。

公约截图。

周昌岐律师认为，将这一鼓励性条款转化为行业强制规范，是当前治理欠薪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设立薪酬保证金账户制度。可以在短剧开拍前，强制将演职人员薪酬保障金缴存至专用账户，专门用于发放劳务报酬；项目未结清全部人员薪酬的，不得提取剩余项目资金，从源头保证有钱付薪。”

作为产业集聚地，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在六月初正式发布了《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微短剧行业拍摄服务管理规范》。

《工人日报》报道，在用工权益方面，该《规范》明确要求用工约定留痕，杜绝口头协议；不搞“超长待机”“连轴转”，保障演职人员休息权；同时强化拍摄安全管理，要求高危拍摄场景必须配备专业人员全程监场。此外，横店同步配套一站式法治服务平台，提供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用工权益培训。

《工人日报》报道截图。

从律师的角度出发，周昌岐律师也提供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他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尽可能的做好合作公司的背景调查。查清合作方底细，在事前预防。“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这个公司有没有欠薪行为，在裁判文书网上了解一下有没有涉诉风险，再查一下它的法人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次是尽可能要签订合同。如果书面签订不方便现在也有很多电子签的第三方软件可以签电子合同。“很多演员真的不签合同，觉得无所谓，意识不到风险。签了合同，很多问题都能解决。”对于从业者担心“提签合同就会被换掉”的现实困境，周昌岐也表示理解，但也严肃表示，“如果争取来的机会，对方连合同都不跟你签，那这个‘机会’本身就是有陷阱的。大家越来越卷、连合同都不签、任何条件都同意，就是把自己和行业放在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最后，还是建议遇到此类情况的演员要积极面对。即便没有合同的保障，大家也可以做相应的措施来弥补。一来是把双方口头商定的报酬金额、结算周期、支付条件等，通过微信或邮件以文字形式再明确一遍，二则是工作期间要全程留痕，组讯、宣传海报等物料、片场的演员签到表、通告单、工作群聊天记录等，都要拍照或截图保存。

“微信聊天记录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他说，“实务中，法院认定欠薪成立，最关键的证据链条包含三个方面：责任主体资格、演员实际履行工作、报酬标准及欠薪事实存在。聊天记录虽然约定的没有合同详细全面，但至少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作的合意。也要注意保留好原始载体（如手机），必要时可以通过区块链取证的技术保全。”

（周明、小满为化名）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余晓宇 实习生徐乐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