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疾痛｜进食障碍圆桌1：情绪性进食与身体焦虑

海报设计 白浪

【编者按】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张怡微自2019年开始便在创意写作（MFA）专业的课程中持续关注并组织学生讨论疾病书写的问题。师生们一起研读中外文学经典中的疾病与隐喻，并通过回溯自己的病痛、家人的病痛，来完成情感书写的训练。近年来，他们以工作坊、读书会、讲座等形式陆续讨论了阿尔兹海默病、自闭症、疼痛管理、养老照护、月经及辅助生殖等话题，并搭建起了与华山医院叙事医学的跨学科交叉合作。在被AI汹涌冲击的时代浪潮中，他们试图回到“身体”，关注我们不同于机器的身体感受、个人感受，并不断在疾病书写与叙事治疗的领域开拓与深耕。

“进食障碍与文学叙事”工作坊参会者合影

“身体与疾痛”栏目将持续关注并分享他们在这一公共议题上的思考与讨论以及相关的主题书单。本组稿件来自“进食障碍与文学叙事”工作坊，进食障碍圆桌讨论的第一部分是张怡微老师关于工作坊缘起的发言与两位进食障碍亲历者的讲述。

张怡微 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这场“进食障碍与文学叙事”工作坊，缘起于我的教学经历，更直接地说，是缘起于课堂上两个学生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2021级的一位女生。她在一篇散文《失控的双脚》里，写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患厌食症的经历。虽然已经痊愈，但她的父母几乎不再提及，希望一切快点过去。作为中国家长，他们好像并不太理解孩子为什么不吃饭。令我困惑的是，学生自己好像也不是很能表述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她的写作里有许多模糊地带，由于信息不足，作为课程导师，我很难提出修改意见。我意识到，我缺少疾病常识，无法真正帮助她完善作品。她后来的毕业作品《小怪力》，也写了和暴食有关的故事。第二个故事来自另一位2023级的女生。她在散文《鱼刺》里写了一个家族故事：祖父很爱钓鱼，钓了鱼就让祖母吃，祖母吃了就被鱼刺卡住送医院，这样的事总是重复发生，甚至在除夕夜，这成了她童年的噩梦。后来，因为心疼祖母，她决定替祖母吃鱼，结果自己也被鱼刺卡住送医院，替代了祖母的命运。她的母亲也有非常文学化的表达，会对她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去吐掉就好了。她对母亲的呕吐记忆描述得很生动，但她并没有意识到母亲的行为可能意味着什么。我试图提醒她，但受制于诸多限制，实在不愿意做出道德评判和引导。那段时间，我正在读韩国作家赵艺恩的小说集《爱，鸡尾酒与生化危机》，其中一篇《邀请》，写的就是一个总觉得自己被鱼刺卡住的女孩。这根鱼刺具有象征性，医生查不出来，只有女孩自己能感受到不适与疼痛，这非常“文学”，也非常“女性主义”。

那一年，韩国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给了我很大启发。韩江早期小说里，同样书写过根源于佛教的饮食规范。她的小说集《植物妻子》里的《童佛》写到：“经常积食消化不良，后来隔一天就吐一次。”《白花飘》里写到：“我为什么常常对食物感到厌恶呢？我总想把胃里那黄黄的消化液吐个精光，再把那红红的内脏一一吐出来……到后来饿得慌时我就暴饮暴食，能吃正常人的两三倍。”换句话说，早在2000年左右，韩江就有意识地把进食障碍纳入女性生命处境的书写。她笔下看似孱弱、顺从父权结构的女性，往往会通过呕吐、暴食等无声却有形的方式，表达“我一次都没有感到过幸福”的心灵真相。

2025年9月，我参加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进食障碍高峰论坛。论坛上，我看到几位厌食症康复者拍摄的纪录片，非常感动。有一位北京的医生，回忆自己上世纪90年代到德国进修，说当时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居然有人条件很好却拒绝进食。那时中国刚改革开放不久，主流文化还在强调珍惜粮食。从德国回来好几年，他才遇到第一例确诊的中国病人，如今那位患者已经过世。

我由此了解到，进食障碍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论坛给出的数据是：全世界约7000万人患有进食障碍。2002年，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新增进食障碍患者是29例，到了2022年，新增病例达到600多例。数字背后，是被忽视、被误解、被污名化的群体。很多人觉得，厌食、暴食就是“矫情”“爱美过度”“想不开”。大众的误读，其实来自常识的缺乏。我们受中国饮食文化影响很深，很难理解有人会主动拒绝食物、控制食物、对抗食物。

我想起一则网络新闻：一位武汉大学毕业的女硕士移民后饿死。主流叙事批评她的网络表达和人生选择，但香港大学心理系研究生陈曦提醒我，她举着面包自拍的照片，是典型的厌食症患者社交媒体表达。她很渴望食物，也很恐惧食物。如果她真的患有神经性厌食症，那么她无论去哪里，都有很高概率走向悲剧。

误解之外，也有光亮。越来越多人站出来，用叙事、用艺术、用亲身经历打破沉默。小红书上，亲历者张紫初、张沁文都在做科普，她们在 “凉子访谈录”、“一席”勇敢分享患病经历。张沁文的演讲题目叫“从亲历疾病到创造回响”，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互助的能量。张紫初也出版了纪实作品《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她写父母、写童年、写寂寞、写少女心事，更写她和食物的关系：“吃使我变得孤独。”张沁文不仅在小红书表达，还连续策划上海精神卫生中心“600号画廊”展览。2023年冬天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在纸巾上给我画了一道彩虹，我至今留着。去画廊看展时，墙上的文字、绘画，一次次让我动容。除了文学叙事，其他艺术形式同样在参与进食障碍患者的康复。

2025年7月，我带领20多位创意写作的研究生，在进食障碍互助社群Support ED发问卷，征集文学与电影里的进食障碍表达。我们发现，当代文学早已在写进食障碍。1995年出生的青年作家陈修歌，2024年在《朔方文学》发表短篇小说《黄昏战栗》，她在创作谈里写：“小说里的两个女孩罹患‘进食障碍’这种现代病，这是一个主动选择的病症。”文学，为救赎提供了新的叙事可能。

张紫初 曾患进食障碍、著有《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

也许有人看过我的书，或是在《凉子访谈录》以及凤凰卫视纪录片《女儿的复仇计划》中了解过我的经历。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讲述我与进食障碍漫长而艰难的相处过程，以及我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理解、接纳与书写的。

我出生于199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由于原生家庭关系的影响，我很早便陷入了情绪性进食与身体焦虑之中。19岁那年，我的体重达到210斤。那时，每当情绪低落，深夜里我都会点外卖，吃大量高热量食物，用食物填补内心无法言说的空洞。后来，伴随着长期的家庭冲突、情感压抑以及来自外界的言语伤害，我开始以一种近乎报复性的方式节食减肥。我迅速瘦到了50斤。那并不是“成功”的瘦，而是生命被严重透支后的崩塌：低蛋白水肿、全身肌肉流失，甚至出现脑萎缩。那时候，我已经无法完整地说出一句话，说话变得极其缓慢，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艰难表达。进食障碍对身体和精神的摧毁，是远超外界想象的。

23岁那年，我第二次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出院。那时我只有74斤。出院并不是因为真正康复，而是因为住院期间姥爷去世，母亲带着我离开了医院。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在小红书持续记录自己的康复过程。从2021年起到现在，我已经写下了800多篇帖子，几乎日更。这些文字，完整记录了我从病房走向生活的每一步。2024年，我参与了凤凰卫视纪录片《女儿的复仇计划》的拍摄，也多次参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相关访谈，以康复者的视角参与精神障碍科普工作。我也在张庆文发起的项目中参与家庭工作坊，与志愿者、病友及家属一起讨论原生家庭、情绪困境与康复经验。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进食障碍相关的系统阅读，是通过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李雪霓主任翻译的《与进食障碍分手》。这本书，以及后来的相关科普读物，成为我理解疾病的重要起点。但非常真实的是，最初我并不愿意读它们。因为这些书是母亲推荐给我的，而那时我对母亲充满了极深的愤怒。第一次住院时，她以欺骗的方式把我送进病房。我始终觉得，当我向她求救、告诉她我已经无法正常吃饭的时候，她想到的不是理解，而是把我推入医院。因此，我对她的恨远远超过了我对疾病本身的痛恨，所以当我读到这两本书的时候，实际上我的第一反应是恶心和抗拒，因为我讨厌我的母亲让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直到我瘦到只剩50斤，被推进西安市中心医院抢救，真正面对死亡时，我才第一次翻开这些书。也是在那个时刻，我才开始认真思考：究竟是什么在纠缠着我。

那些凌晨醒来的时刻，我会独自打开文献和科普读物，一点点去读。那些文字帮助我明白，对体重的执念，并不是简单的追求自律或以瘦为美，而是长期压力之下，一种深层失控的表现。它们让我第一次真正看清疾病的模样，也让我看见了那个渴望被理解、被接纳的自己。网络上虽然有许多亲历者的分享，但信息过于杂乱，同一个问题往往有截然不同的声音。那种混乱让我更加恐惧，仿佛康复遥不可及。相比之下，被认真记录下来的书籍和文献，给了我巨大的支撑。它们让我意识到，自己身体里那个“失控的自己”，并不是敌人，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被压抑的存在。

后来再次住进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三病区，我有了更多时间去观察病友与他们的家庭。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进食障碍与原生家庭之间深刻的关联。很多时候，它并不只是“吃饭的问题”，而是长期缺失的理解、认同与情感回应在身体上的极端表达。我的原生家庭并不美好，父母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离婚。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会对身体和体重产生执念，那些本质上都与身材无关，而是我没有被接纳和理解的感受。

出院后，我一边完成学业，一边独自在厦门生活，也继续在小红书上记录康复。我渐渐感觉到，自己与进食障碍之间开始出现一种边界。很多人告诉我，要“打败进食障碍”，要“远离它”。但我始终不认同这种说法。它并不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敌人，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那个一直渴望被爱的孩子。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不是打败它，而是接纳它。也正因为如此，我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写成《我与食物的爱恨纠葛》。我希望通过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真正理解进食障碍的痛苦与本质。因为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一句简单的“我理解你”，究竟能化解多少深埋的情绪。

我在书的前言中写道：进食障碍深深烙印在我珍贵的生命里，它源自于我对被爱、被接纳、被认同的深切渴望。为了完成这本书，我花了一整年时间。写作的过程并不轻松，许多痛苦的回忆会突然涌上来，让我不得不停笔、休息、重新整理自己。但我始终相信，这些经历值得被留下。

史想 进食障碍亲历者

我是一名抑郁、焦虑四年多，进食障碍两年多的亲历者。2023年，我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和焦虑症，并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住院治疗。到了2025年，我的身体和情绪状态都在慢慢恢复，各项指标也越来越稳定，生活重新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幼儿园和小学时期，我几乎可以一整天不说话。很多情绪和感受，我都习惯自己消化而不是表达出来。家庭环境对我的影响也很大，父母经常争吵，这种长期紧张的氛围让我一直处于压抑和不安之中，也让我更容易陷入情绪低落、自我否定和焦虑的循环。

后来，因为抑郁和情绪问题，我开始服用相关药物。药物虽然有助于我的情绪稳定，但副作用也非常明显，短短两个月内，我的体重增加了二十多斤。虽然从医学上来说，这并不属于肥胖，但对于一个曾经一直比较瘦的女孩子来说，这种变化让我非常难以接受。再加上网络上长期存在的“白幼瘦”审美以及社交媒体里大量被精心修饰过的“完美身材”展示，我开始强烈地觉得自己必须减肥。

于是，我开始节食，并伴随着大量运动。每天吃大量蔬菜，严格控制热量摄入，不断计算卡路里，要求自己摄入的每一份食物都必须通过运动完全消耗掉。严重的时候，我甚至会在半夜或者凌晨突然爬起来跳健身操。现在回头看，那已经完全不是健康管理，而是一种病态的控制。但越是控制，我越会加剧对食物的渴望和执念。长期节食之后，我开始出现暴食。暴食带来的不仅是体重的迅速反弹，更是巨大的羞耻感和焦虑感。半年内，我的体重又增长了18斤，情绪也因此陷入更深的恶性循环。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医生之后，得到了神经性厌食症的诊断，并再次住院接受治疗。那时候我开始慢慢意识到，进食障碍从来都不只是“吃饭”的问题，它背后是情绪、控制感、自我认同，以及被理解和被支持的深层需求。

在2023年底住院期间，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心理咨询师，也加入了相关的支持小组，开始真正感受到“被看见、被理解、被支持”是什么样的感觉。那种体验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进食障碍患者最缺少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有人愿意真正理解她的痛苦。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我开始阅读大量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也尝试记录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我平时喜欢画画、摄影和写随笔，也会把自己画的小插画做成贴纸。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整理方式。它让我能够把那些无法直接说出口的情绪，转化成另一种可以被看见的表达。因为做摄影相关的工作，我也接触到了很多跳舞的女孩。她们中的很多人，其实都存在严重的身材焦虑。大家看起来都很正常，但内心都在不断地被“必须更瘦”“必须更好看”的声音追赶。

社交媒体对这种焦虑的放大作用非常明显。很多网红博主展示的所谓“完美身材”和“理想生活”，其实都是经过精心筛选和后期加工的结果，但平台算法会不断把这些内容推送给你，让你误以为那才是唯一正确的标准。

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有一种隐形的评价体系，会把一个人的身材与她的自律、品格甚至价值感绑定在一起。再加上家庭、亲友无意识的评价和压力，很多年轻女孩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体重变成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

而这种持续的身材焦虑，最终带来的往往不仅仅是减肥行为本身。它会造成抑郁、焦虑、低自尊、不自信、社交恐惧，严重的时候甚至发展为真正的精神障碍。身体层面上，极端不健康的减肥方式也会严重损害器官功能，带来消化系统疾病、代谢问题，甚至危及生命。

工作坊现场

我曾采访过一个和我有相似经历的女孩。她最初只是单纯地觉得“瘦一点更好看”，后来因为生病长期吃不下饭，变得很瘦。痊愈之后，她开始暴饮暴食，发现自己不再是“吃不胖体质”，于是又重新陷入对身材的焦虑和饮食控制。她也非常喜欢关注一些网红博主，把那些展示出来的身材标准当作自己必须达到的目标。

其实，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但我越来越觉得，在这场本就短暂的人生里，体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存在。我们却常常为了这个数字，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忽略了身体本身的感受，忽略了情绪的求救，也忽略了真正值得被珍惜的生活。康复的过程让我慢慢明白，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变得更瘦，而是如何重新接受自己的身体，如何不再把价值感建立在体重秤的数字之上。

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告诉更多人：身材焦虑并不是一个轻飘飘的话题，它背后连接着非常真实的痛苦和挣扎。而面对它，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评判，而是更多的理解、更宽阔的审美，以及更温柔地对待自己。

（文稿整理：方益、余旭鑫、朱盈秋、张琮昊、于润欣；现场拍摄：于润欣、方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