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纵深｜追寻“东方人类演化史书”

（来源：河北新闻网）

转自：河北新闻网

追寻“东方人类演化史书”

——探访泥河湾盆地阳原新庙庄遗址

六月，阳光洒落在泥河湾盆地，桑干河南岸群山环抱中的张家口阳原新庙庄遗址静谧而庄严。

今年2月，新庙庄遗址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并进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实现了河北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从1984年首次发现，到1986年至1987年抢救性考古发掘，经2015年重新发现，直至2022年至2025年系统性的考古发掘——四十余年间，几代考古人接力探寻，终于让这部深埋于地下、跨越12万年的“东方人类演化史书”重见天日。在持续的新闻传播与公共考古推动下，这份沉甸甸的遗产正从学术象牙塔走向大众视野，成为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文化记忆。

新庙庄遗址2号地点发掘区。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摄

河谷寻光 从“消失”到“重生”

发现新庙庄遗址的故事，始于40多年前。

1984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泥河湾盆地组织旧石器专题调查，在盆地南缘海拔约1200米的深山小盆地中发现了新庙庄遗址。1986年，因当地扩修出山道路，遗址面临破坏，考古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5000余件石制品和一批动物化石。1987年再次发掘，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物。

这批石制品的“画风”与泥河湾盆地一直延续发展的小石器工业技术明显不同：修理的石器数量多、比例高，修理精致，有大量的精制品，一些标本呈现出陡刃和多层修疤的特征。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其属于“石叶技术”，国内学者则敏锐地察觉到它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技术的基纳型修理相似。新庙庄遗址因此被认为是“华北最具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技术特点的遗址”。

然而，由于地处深山、人迹罕至，加之当年测绘技术有限，随着时间推移和地貌变化，这处遗址的准确位置竟在考古地图上“消失”了。此后几十年，一拨拨考古人反复深入沟壑山谷寻找，始终无功而返。

转机出现在2015年6月。河北省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谢飞与吉林大学教授陈全家等一行再入深山，凭着记忆和老照片，谢飞反复比对河谷走向、村道方位、山坡走势，当一行人转到山南侧一处岔路时，一处被侵蚀变形的“土圹”依稀可辨，其地形地貌和泛黄的1986年发掘照片十分吻合。

那一刻，遗址重新被“唤醒”。

2016年至2018年，联合考古队在遗址周边4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系统调查，确认旧石器地点近30处，形成一处分布密集、延续时间长的晚更新世旧石器遗址群。2022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展开持续性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延续时间很长，每年也伴随着不断的惊喜。2022年，在2号地点出土了十几件小石叶石核、小石叶以及小石叶制作的石器，测年显示距今4.5万至4.2万年——这是华北乃至东亚最早的小石叶技术遗存，代表了西方早期现代人的典型石器技术。2023年，在4号地点发现了距今2.7万年的细石叶技术遗存，以及更早地层中“细石叶化”的迹象。2024年，5号地点发现楔形细石核石器加工场，底部揭露一处砾石围筑的椭圆形“炉”，这是东亚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热处理石料的窑炉。

在新庙庄遗址挖下的每一铲，都可能带来惊喜，也可能带来新的困惑与讨论，因为很多都是国内首次发现。但这些困惑与讨论恰恰是推动河北考古人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前行的动力。

新庙庄遗址2号地点下文化层小石器技术石制品。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石破天惊 透露尼安德特人之谜

在新庙庄遗址诸多突破中，最令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瞩目的，莫过于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的发现。

莫斯特技术是发现于欧洲和西亚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套特定石器技术体系，以陡刃修理、多层修疤的刮削器等为典型特征，与尼安德特人的活动密切相关。此前，国内仅在内蒙古金斯太遗址和新疆通天洞遗址有发现，且石器技术与西方高度一致，是西方传入的。

新庙庄遗址3号地点光释光测年结果为距今9.5万至8.1万年，出土石制品900多件，其中部分石器呈现出陡刃修理、多层修疤的基纳型莫斯特技术风格。这是在华北腹地首次发现这类技术体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曾认为，它意味着尼安德特人群或其技术可能到达或影响过中华腹地，对我们传统的认知形成了重大挑战。

这一发现的学术冲击力在于——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曾经统治欧洲大陆的尼安德特人是否真的跨越欧亚大陆，抵达了东亚腹地，开展了东西方的早期人类交流？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走的是哪条路线？与东亚本土古人群发生了怎样的互动？

北京大学李锋研究员认为，新庙庄遗址的莫斯特遗存与新疆通天洞、内蒙古金斯太遗址在技术细节上存在差异，缺乏典型的勒瓦娄哇技术体系，这或许暗示着不同的传播路径或适应方式。它可能不是简单的“人群替代”，而是技术、文化或者基因的交流与融合。

更令人惊叹的是，新庙庄遗址呈现出的并非某个时间段的“外来技术插曲”，而是完整的技术演化链条——

最早的第一期（距今12万年），2号地点下文化层出土的石制品属于典型的石片石器技术，继承了华北地区百万年以来延续发展的小石器传统。第二期（距今9.5万至8.1万年），莫斯特技术风格悄然出现。第三期（距今7.5万至6.3万年），1号地点的石器技术继承了更早的莫斯特技术因素，也显示出古人类对末次冰期寒冷气候的适应与延续。第四期（距今4.5万至4.2万年），小石叶技术“破土而出”。第五期（距今3.9万至2.5万年），细石叶技术在此萌芽、发展。第六期（距今1.8万至1.3万年），楔形细石核细石叶技术达到成熟，并出现了大规模石器加工场与石料热处理技术。

新庙庄遗址小石叶技术的发现同样具有突破性意义。小石叶技术最早发现于欧洲，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典型石器技术。新庙庄遗址2号地点上文化层出土的小石叶技术遗存，测年为距今4.5万至4.2万年，与西方早期现代人小石叶技术年代相近甚至略早。但这里的小石叶技术制品与西方的典型小石叶存在明显不同，它呈现出由本地小石片技术体系逐渐过渡的迹象，预示着小石叶技术在我们本土也可能有独立的源头。

高星研究员认为，新庙庄遗址时间链条长，文化或技术的继承性非常强，展现出本地连续演化的趋势，同时不断吸收外来技术、文化的影响，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的重要实证。

2024年新庙庄遗址5号地点发现热处理石料的“炉”。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演化脉络 遥望火光中的东方审美

如果说石器技术揭示了古人类的技术和文化传承发展，那么对火的创新使用和装饰品的出现，则讲述着更深层的故事。

新庙庄遗址多个时期发现了与用火相关的遗存，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用火能力进化链”——2号地点上文化层（距今4.5万至4.2万年）发现砾石围筑的集中用火遗迹，反映了古人类的“控制性用火”，同一时间段也发现灼烧处理的赭石岩块所代表的“用火改变物质性质”实践。

这是用火方式质的飞跃。专家们分析指出，古人类通过灼烧改变赭石的内部结构，获取更加鲜艳、更易加工的赭石颜料——这已不再是简单的取暖或烹饪，而是人类主动利用火来改造自然材料的开端。

4号地点（距今约2.9万年）发现丰富的“烧石”，表面深度灼烧、龟裂严重，是古人类掌握“石煮法”技术的证据——将炽热的石块放入皮制容器中加热液体，实现了从“烧烤”到“煮食”的跨越。而5号地点（距今约1.7万年）揭露的热处理石料的“炉”，则是东亚旧石器时代首次发现的专用热处理设施。

“炉”呈不规则椭圆形，最大径约1米，由砾石有规划地围筑而成，内部有灰烬、红烧土，周围散布大量经过灼烧处理的火山角砾岩石料。通过加热改变石料内部结构，使之变得均匀细腻、易于压制剥取细石叶——这已不是简单的“打制”，而是对材料物理化学性质的主动改造。

这是自然科学技术的最早实践。这一发现为后来陶器的烧制、冶金技术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储备。

与技术进步相伴而生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表达。5号地点出土的100余件装饰品，是东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数量最丰富的。种类包括鸵鸟蛋皮串珠、贝类串珠、穿孔贝壳与螺壳等，其中一种透亮规整的小管饰，经美国动物考古学家鉴定，原材料竟是一种叫“象牙贝”的海贝，来自遥远的大海，这一发现暗示着远距离的社会网络、初步的手工业专门化。它们与高技术石器、复杂用火一起，共同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正变得复杂，文明的诸多要素已在人类演化的“破晓之光”中孕育。

走向公众 让新庙庄的“石语”传播更远

新庙庄遗址的考古价值，最初只在考古甚至旧石器的小圈子里流传，转变始于持续的新闻宣传与公共考古实践。

2024年寒冬，当遗址发现石料热处理“炉”和百余件装饰品的消息传出后，河北日报记者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在客户端迅速推出图文报道，随后在报纸头版刊发新闻消息，光明日报、中新社、新华网等媒体迅速跟进。“东亚最早小石叶技术”“华北首次发现莫斯特风格石器”“古人类热处理石料的窑炉”等关键词进入公众视野。今年2月，阳原新庙庄遗址与宣化郑家沟遗址双双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全国媒体跟进掀起报道热潮，让新庙庄遗址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考古成果不能仅仅躺在专家的案桌和学术期刊上。让公众了解、让社会共享，也是考古人的责任。正是秉持这一理念，新庙庄遗址考古发现被及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展览、讲座和融媒体产品。2025年底，泥河湾遗址博物馆试开放，成为展示东方人类演化历程的重要窗口。新庙庄遗址的诸多重要发现逐渐展出，并不断动态更新最新成果。观众可以看到莫斯特风格石器的复制品，以及来自大海的象牙贝管饰等出土器物，未来还可以看到整体取回展出的石料热处理“炉”，等等。

公共考古活动也同步展开。近年，一支支来自全国的中小学生研学团队不断走进泥河湾遗址群、走进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走进考古发掘探方，亲身体验考古发掘的精细、艰辛，在考古队员指导下学习辨认石制品、模拟打制石器、实践热处理实验，成为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生动注脚。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在泥河湾盆地开展田野实习，一批批年轻学子在这里接过“石语者”的接力棒。

媒体的持续报道还助推了遗址保护。新庙庄地处深山，之前保护措施薄弱。随着知名度提升，更多人知道了这些遗址的价值，地方政府加大巡查力度，安装防护围栏、警示标识和监控，文化遗产保护持续加强。

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新庙庄遗址的故事让公众意识到：

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埋藏着百万年的人类史。泥河湾盆地发现的300余处遗址共同构成了东亚地区最完整的人类演化链条。诚如高星研究员在多个场合所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应该向更久远的历史纵深推进。新庙庄告诉我们，早在文明诞生之前，这里就生活着我们的祖先，他们用火、造器、爱美、交换——他们的智慧与坚韧，为后来的文明积蓄了力量。”

文化遗产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被看见、被理解、被守护。

从学术圈到大众传媒，从博物馆展柜到中小学课堂——新庙庄遗址的“破圈”之路，正是当代中国考古从象牙塔走向公众的缩影。

未来之路 开启河北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征程

新庙庄遗址的考古收获，给中国考古界带来深刻的启示——

该遗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被发现有特殊石器技术，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未能充分揭示其价值。在新一轮考古调查中，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揭示出多个新地点的系统材料与信息，使“老遗址”焕发出“新生命”。这提示我们，一些早期调查、发掘、研究过的区域或遗址，仍可能具有以前未能认识到的学术价值。良渚、陶寺都是如此，新庙庄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需要不断开展持续的探索。

新庙庄遗址“出土”了海量的数据，大量出土石制品需要系统整理和观测，大量沉积、年代和环境样品需要分析测试，一些特殊遗迹与信息需进一步解读，这可能需要持续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2025年，在河北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下，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建成投用，将为新庙庄遗址等考古项目的分析研究提供多维度的科学技术支撑。下一步，新庙庄遗址的研究将加大与国内外相关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开展广泛的检测与分析，尽快推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河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泥河湾科学探索已逾百年。一个世纪以来，这片土地及周边大片区域不断向世界呈现东方人类演化的奇迹——从近180万年前的马圈沟遗址，20万至16万年的侯家窑遗址，到如今12万至1.3万年序列完整的新庙庄遗址，再到虎头梁遗址群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丰富遗存，甚至5000年前后姜家梁遗址等的文明曙光……一步步构建起东方古人类演化的序列，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讲述着东方大地上繁衍生息、薪火相传的演化故事。（龚正龙 王法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