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凌评《圆融汉藏》｜跨语译经与清代宗教治理

《圆融汉藏：多语种〈首楞严经〉的译制、成做与流传研究》，柴冰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25年10月版，357页，92.00元

《首楞严经》的真伪之争，自宋代以来便困扰着汉地佛教学界。这场延续千年的辩论，焦点始终围绕着这部经典是否译自梵文原典、是否为中土伪撰。然而，在这场辩论之外，另一个更具历史纵深的问题却被长期遮蔽：一部被质疑为“伪经”的汉文佛典，何以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在藏、满、蒙等民族的佛教世界中获得生命，并被清帝国赋予“圆融汉藏”的文化使命？2025年10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圆融汉藏：多语种〈首楞严经〉的译制、成做与流传研究》（以下简称《圆融汉藏》）一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应。该书以扎实的文献对勘为基础，将《首楞严经》置于多民族交往与宗教交融的宏大图景中，为当代宗教研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方法论启示。

一、走出“真伪困局”：经典研究的新视野

长期以来，《首楞严经》的研究陷入“真伪之辩”的困局。支持者以天台宗智顗遥拜十八年、求见此经的传说为据，论证其神圣渊源；质疑者则从译经史、思想源流等角度，指其为中土撰述。正如沈卫荣教授在本书代序中指出的，“除非梵本重现于世，这场争论恐难止息”。而《圆融汉藏》的研究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并未纠缠于经典的“出身证明”，而是将其视为在不同历史情境、不同语言载体中不断“成做”与流通的动态文本。

这一视角的转换，建立在对多语种文献的系统发掘之上。书中勾勒出《首楞严经》超越汉地流传的清晰线索：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如《大瑜伽修习义》《顿入无分别修习义》中已见其引述；黑水城文献中存有西夏文残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清代乾隆年间出现的汉、满、蒙、藏四体合璧译本。这些材料不再是汉文本研究的边缘注脚，而是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需要系统探究的学术领域。本书的工作，正是首次对这些材料进行整合与对勘，将《首楞严经》研究从单一语种的窠臼中解放出来。

对于宗教研究而言，这种“走出真伪”的方法论意义在于：经典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起源的纯洁性，更在于其在历史流传中产生的实际影响。无论《首楞严经》是否译自梵本，它在汉传佛教中形成的注释传统、在禅宗思想中的深远影响、在边疆民族中的跨语流传，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圆融汉藏》一书提醒我们，宗教经典研究应当超越“真伪”二元判断，关注文本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接受、诠释与再造。

二、转译链中的宗教治理：清代多语译经的政治逻辑

本书最具创新性的贡献，在于对清代《首楞严经》多语译制工程的深入剖析。作者通过精细的文本对勘，揭示了一条罕见的转译路径：汉文→满文→蒙文→藏文。这一路径的选择，绝非技术性的翻译决策，而是清帝国宗教治理逻辑的精准投射。

汉文作为源本，象征着帝国所依托的汉地文明根基；满文作为第一中转站，彰显了统治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蒙文的桥梁作用，巩固了与蒙古民族的传统联盟；藏文作为终点，则标志着帝国权威向雪域圣地的最终覆盖。这条转译链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号政治：经典的流动方向，即是权力辐射与文化收编的方向，这种层层转译的翻译模式，在清代译经史上极为罕见，或称唯一。这种“唯一性”恰恰说明，这项工程承载着特殊的政治使命。

书中对《御制楞严经序》汉藏文本的比勘，尤其值得关注。汉文中的“虽无似也，而实不敢不勉焉”，在藏文中被译作“ji ltar ji lta ba bzhin du mi ‘ong yang mi zhum par nan tan ma bskyed na mi chog par ‘dug pas”，钢和泰在陈寅恪帮助下，方知此为乾隆皇帝谦辞。这种翻译中的“文化折扣”现象，揭示了跨语际传播的固有困境：词汇背后是整套文化概念体系，帝王身份的特殊表述如何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对等表达，往往超出纯语言技术的范畴。本书通过对勘呈现的这些细节，为理解清代宗教翻译中的文化政治提供了珍贵样本。

对于当代中国宗教治理而言，清代多语译经的历史经验具有镜鉴意义。如何在尊重多民族语言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宗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何在政治统一与文化多元之间保持平衡？清代的做法有得有失，值得深入总结。《圆融汉藏》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现实问题，但其揭示的历史图景，为思考当代宗教治理提供了重要参照。

三、语文学的方法论价值：跨宗教对话的学术基础

本书的学术根基，建立在严谨的语文学方法之上。作者强调“以语文学的方法进行细致探究和比对”，这一方法论自觉贯穿全书始终。从梳理汉文版本在“前辈学者提及的版本之外”的零散遗存，到对藏、满、蒙文本进行“逐词逐句的细致比勘”，体现了扎实的文献学功夫。这种基础工作，是任何高层次义理阐释或历史建构不可或缺的前提。

书中对翻译错误的纠正，展示了语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寺本婉雅将汉文“易、书、诗及四子书”对应的藏文，误译为“卦反法、世道法、诗作法、梵语の四种法”；将藏文简译的《心经》（Shes rab snying po）直译为《智藏》。这些错误的根源，不在于对藏文本身的理解，而在于对翻译背景和固定译法的不熟悉。作者通过对勘还原这些细节，不仅纠正了学术史上的误读，也为我们理解清代汉藏翻译的制度化特征提供了线索。

语文学方法的另一个贡献，在于揭示不同译本背后的诠释差异。吐蕃时期的藏文引述与乾隆时期的官译藏本，在词汇选择、句式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并非随意的翻译变体，而是折射出不同时代西藏佛学界对汉传佛教思想的理解变化。即便所有藏文本都译自汉文，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增益、省略，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诠释。本书对勘的价值不仅在于检验译本的“正确程度”，更在于探究译者如何理解和解释对于自身传统而言陌生的经典。这为佛教诠释学、跨宗教对话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领域，语文学方法的价值日益凸显。多民族、多语种的宗教文献，是中国宗教研究的独特资源，也是理解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本书的研究示范了如何运用语文学方法处理多语种宗教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四、超越“圆融”话语：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层追问

本书名称中的“圆融汉藏”，既是研究对象的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论述的框架。揭示了清帝国通过译经工程实现文化整合的努力，但对于“圆融”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博弈，分析尚可更加深入。

清代官修译经工程，是一场以“统一”为目标的标准化生产。乾隆皇帝亲自督造、章嘉呼图克图等高僧参与，译本从词汇选择到文体风格，都需符合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标准化在实现跨语际流通的同时，是否也压制了地方性的理解和诠释？边疆民族的知识精英对官方译本的态度是接受、挪用还是隐性抵制？译本颁布后在实际宗教生活中的运用情况如何？这些问题在书中虽有涉及，但受限于史料，论述的深度仍有拓展空间。

另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当佛经翻译成为帝国治理术的组成部分，当“多语种”成为权力展示的剧场，经典自身的宗教价值是否被稀释？《首楞严经》之所以被清廷选中，根本原因在于其“如来藏”思想体系与统合汉藏佛教的需求存在契合。但政治化的翻译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经典的思想深度？译者作为具有佛学修养的个体，其宗教信念与学术判断在翻译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涉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深层理论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现实关怀的角度看，这些追问具有当下意义。在促进宗教文化交流、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的过程中，如何既尊重文化多样性，又避免将宗教简单工具化？如何在跨语际传播中既保持文本的准确性，又照顾受体文化的理解习惯？《圆融汉藏》一书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其提出的问题本身，已经为当代宗教工作者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五、结语

综上，《圆融汉藏》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首楞严经》多语种文本系统研究的空白，更在于它为当代宗教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路径。在文献层面，作者通过对勘还原了经典跨语际流传的具体轨迹，让长期被遮蔽的藏、满、蒙文本进入研究视野；在历史层面，清代译经工程的细致勾勒，揭示了宗教文本翻译与帝国治理之间的复杂关联；在理论层面，走出“真伪之争”的自觉选择，为经典研究开辟了新的问题域。这些贡献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启示：中国宗教的多元一体特征，从来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在持续的文化交往、文本流动、翻译实践中动态生成的。《首楞严经》从汉地走向藏、满、蒙的旅程，正是这种生成过程的微观缩影。

当然，本书的探索也留下值得继续追问的空间。清代官译工程所追求的“圆融”，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设计，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译本颁布之后，在藏、蒙等地的接受史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受限于史料，书中未及充分展开，却恰恰指向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对于宗教研究者而言，真正的挑战或许在于：如何在官方叙事与民间实践之间、在政治意图与宗教本怀之间，寻找到更贴近历史实相的阐释路径。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张子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