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9年4月，在昆仑山腹地举行的那次紧急军演里，时任武汉军区司令的丁盛把帽檐拉得很低，只留一句话——“火力再向前二百米”，炮声随即盖过人声。此役不只验证了他的判断，更把他推上“能打敢打”的名单。4年后，他又调任广州军区司令。两大军区指挥权到手，在开国少将中屈指可数。然而转折来得突然，1977年春，他接到“暂时休息”的通知，一身戎装就这样被收起。
离岗的第五个年头，组织发来文件：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地点迟迟定不下来，北京、上海、广州都未能成行。1984年冬天，他被送到南昌地方干休所，每月150元生活费。数字在当时并不算少，可新的房子里连张合脚的床都没有，买热水瓶得排队领票。老伴叹了口气：“先凑合吧。”
南昌湿冷，丁盛的风湿和心脏病轮番上阵。一次夜里，他胸口闷得直喘气，干休所赶紧联系医院。医生建议转南京治疗，手续来回折腾好几趟，他才抬上长途列车。南京医疗条件好一些，可户口不在本地，买煤球都成难题，更别提室内供暖。
1985年生活费调到200元，他依旧觉得紧巴。“没票，钱也花不出。”为看病方便，全家商量让女儿去深圳谋一份医院的差事，“南边暖和，爸的老毛病能少犯点。”从这一年开始，儿女陆续到广东谋生。父母却像拴在地图上的钉子，先南京、后长沙，再回到南昌，行李越来越轻，药瓶越来越多。
1989年底，丁盛夫妇终于挤上南下的硬座车。深圳的楼还不高，租金却让人咋舌。幸好女儿单位提供宿舍，一家总算合住。同年冬天，他拿起那只旧皮箱去北京，“得把编制问题问个明白”。经费有限，只能坐普快。
抵京第二天，54军几名老部下找上门，“军长，您住哪儿？”一句问候让他鼻尖发酸。随后几个月，米面油、旧军大衣、再到春秋换季的夹克，都有人悄悄塞来。手续没办成，他却从这些沉甸甸的包裹里感到踏实。
离开北京途经天津，又是老兵把夫妻俩接走。发现他们只带薄外套，那晚送来的毛衣堆成一座小山。丁盛嘴上说“别破费”，可第二天依旧被塞进一件棉服。1991年夏，他去了武汉、信阳避暑，下一站南京，不巧闷热潮湿，心脏病复发，住院费5000元。口袋只剩几百块，只能找战友担保。
出院后，他提着厚厚一叠票据回南昌报销。工作人员皱眉：“省外治疗，凭什么走我们这条线？”几番解释才勉强垫付。后来他总结：“心脏恢复慢，跑流程更累。”在济南小住期间，百余名老战友登门探望，连素未谋面的新兵也上门敬礼，这份情意让他说不出拒绝。返程硬卧里，他裹着大家凑的钱买的军棉被，车窗外呼啸而过的灯火像断续的军号。
1992年到1994年，他几乎把长江以南所有大城市跑了遍：昆明、重庆、桂林、海口。每到一地，车站出口总有人举着牌子——“欢迎老司令”。丁盛常半开玩笑：“我的生活“三靠”——靠妻儿、靠战友、靠组织。”话里透着自嘲，却也道出事实。儿女工资支付日常，战友们解决路费与餐宿，至于医药和安置，还得等组织拍板。
1995年春，电话铃声在深圳小楼里响起。工作人员简短通知：“上级决定，由广州军区接收，师职干休所待遇。”这一次，地址、供暖、医疗全部写进文件。丁盛放下听筒，沉默良久，才对老伴说：“好，咱们不搬了。”13年的漂泊自此画上句点。
定居广州军区干休所后的第一件事，是把那只破皮箱扔掉，箱底压着的火车票已褪成泛白的灰。随后，他给远在各地的老部下写信，只写六个字：“一切都好，勿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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