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地下党被判死刑临刑前要求上厕所，看守意味深长说了句早去早回，这背后有何深意？
1937年8月，霞飞路的路灯刚点亮，法租界巡捕抽着雪茄在路口闲晃，一辆黑色雪佛兰却停在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门前。车上跳下来的“少校翻译官”递出一摞外文报纸，转身就进了后巷。没人知道，他的本名叫范贤本，组织里给他的编号却是另一串数字。
风声最紧的时候，他偏偏活跃在上海。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出身，法语、俄语、日语都过关，这让他在国民党系统里混得如鱼得水，也让中共地下组织觉得“这个人能顶事”。但最早的党组织联系人已在1930年被叛徒冀丕扬出卖，范贤本坐了一年牢，出狱时身份洗白，只能凭记忆寻找新的接头暗号。
“老同学，你是不是和那边还有关系？”1943年冬夜，陈恭澍把杯子放得很轻。范纪曼笑着摇头，指指墙上的世界地图：“谁掌握信息，谁就占先手。”答案既没否认也没承认，举止却让对方放心。他的书店其实是暗哨，三楼阁间藏着小型短波机。那年春天，日军计划北上逼近外蒙的情报正是通过这台机器传往延安，随后一路进了莫斯科。
黄埔五期的校友关系给了他另一条路。1946年，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在南京请他喝茶，说部里缺懂外文又有前线经验的人。任命书上赫然写着“国防部少将专员”，外加每月一万法币的活动经费。对外是一份荣耀，对内则是一把锋利的钥匙——机密文件、将领行程、后勤短缺，全都躺在他的抽屉里。
张子羽案是一次试刀。张子羽因卷入“倒蒋”风波被通缉，深夜叩开霞飞路那扇门。范纪曼没多话，摘下肩章自己开车，把人送到复兴岛渔码头。临走前张子羽有些慌：“老范，你不怕牵连？”他只丢下一句，“船一开，麻烦也走了。”发动机轰鸣掩盖了后半句——“情报还得靠你们撑住前线”。
1948年秋，他的第四次被捕来得突兀。厦门保密局接到匿名电报，说国防部里那位“少将”嘴太密。审讯持续了七昼夜，主审徐少元翻遍档案却找不到他与中共的硬证据，只能把罪名写成“泄密嫌疑”。死刑判决下达的前夜，范纪曼胃部绞痛，一直捂着肚子。
清晨移押时，他盯着距厕所几米的那堵矮墙：“长官，我得方便一下。”看守叼着一根烟，半玩笑地答：“早去早回。”细雨里，囚衣下的鞋带已悄悄系成环扣，他攀上窗栏，一记滚翻落在屋后堆木板的空地。岗哨追到巷口，人已不见，只剩一滩雨水里的脚印。
越狱之后，他像蒸发了一样。保密局报送中央的“追缉令”在档案里翻了无数次页，却始终没能得到“落网”两字。多年以后，有研究者在海内外档案中对照那串编号，才发现他此后长期藏身香港与东南亚沿海，用同样的方式接续残缺的秘密交通线。
范纪曼的党籍曾因长期失联被注销，1984年，中央档案核对情报供述与黄埔校友回忆后，终于补回。那一年，他七十八岁，仍能准确写出当年霞飞路暗号本上的电码：SQ-3175。外人说这是侥幸，他却在笔记本扉页写下八个字——“世事如棋，落子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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