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无罪判决58｜南充中院：罗某某重婚案

——重婚罪中“明知”的认定与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聚焦一起重婚案，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维持无罪判决，让一名在离婚诉讼期间与他人登记结婚的当事人，避免了刑事追究。这起案件的核心裁判要旨在于：民事诉讼中“视为送达”的程序推定，绝不能替代刑事程序中对被告人主观“明知”的实质性证明；刑事证明标准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而不能停留在民事的“高度盖然性”。本案由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无罪，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入库案例（2024-06-1-212-001）。

在这起案件中，被告人罗某某与自诉人张某某于2007年登记结婚。2011年8月，罗某某以感情破裂为由起诉离婚，一审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张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然而，二审的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均通过邮寄送达，并由他人代收。罗某某辩称，他只收到了一审准予离婚的判决书，从未收到二审撤销判决、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也不知道重审程序后来按撤诉处理。就在二审裁定作出后、重审程序尚未审结期间，罗某某与他人登记结婚，后又多次离合。自诉人张某某遂以重婚罪提起刑事自诉。一审法院判决罗某某无罪，二审法院裁定维持。

那么，判决无罪的理由是什么？它遵循了哪些司法逻辑？

一是重婚罪“明知”的认定：必须实际知道，而非“应当知道”。

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重婚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确知晓自己或对方仍有未解除的婚姻关系。如果行为人基于合理理由相信前婚已经合法终结，就缺乏犯罪故意。本案中，罗某某收到了一审离婚判决书——那是一份盖着法院公章、写明“准予离婚”的法律文书，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会据此认为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他没有收到后续撤销判决的裁定书，自诉人也无法证明他实际知悉前婚依然存续。法院明确指出：重婚罪中的“明知”，必须是真实的、具体的知道；不能因为“应当知道”“可能知道”或者“推定知道”，就认定构成故意。这是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重婚罪中的精准适用。

二是民事送达推定与刑事实际知悉的彻底切割。

本案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裁判要旨在于：民事诉讼中公告送达、邮寄送达（他人代收）所产生的“视为送达”效力，对刑事程序没有当然拘束力。从民事诉讼角度看，相关文书“视为”已经送给了罗某某；但在刑事诉讼中，自诉人必须证明罗某某“实际收到”或“实际知悉”了那些对婚姻状态起决定作用的裁定书。两种证明标准存在质的差异——民事采用“高度盖然性”，刑事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罗某某辩解称“我没收到后续裁定，我以为已经离婚了”，这一解释符合逻辑、具有合理性，自诉人未能提供任何反证予以排除。法院正是基于这一“合理怀疑”的存在，认定指控不能成立。这一裁判逻辑告诉我们：刑事案件不能直接“拿来”民事上的程序推定，更不能让程序上的“视为”成为定罪的基础。

三是刑法谦抑与疑罪从无：存疑时坚决有利于被告人。

在涉民刑交叉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往往容易受到“民事上已经确认”的影响，不自觉地降低刑事证明门槛。本案的审理法院顶住了这种压力，严格坚守了疑罪从无原则。罗某某已经提出“只收到离婚判决”的合理解释，自诉人不能证明他实际知悉后续裁定，那么即便他客观上处于“前婚未解”的状态，主观上也缺乏犯罪故意。法院没有因为“两次登记结婚”这一表象就轻易入罪，而是穿透形式看主观，穿透程序看实质。这种审慎态度，体现了刑法作为最后手段的谦抑精神，也保障了公民在复杂的司法程序中不被程序瑕疵所误伤。

南充中院以专业和担当，在民事诉讼“视为送达”与刑事证明“排除合理怀疑”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这份判决不仅纠正了个案指控，更向所有司法人员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刑事审判绝不能成为民事程序的“自动跟单员”，每一次有罪认定都必须经受最严格的证据检验。

谢谢！@南充市中人民法院 @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

作者简介

游涛，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本科、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曾任某网络科技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北大、清华等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法律适用》《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