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参加建党之初，最早的五位成员都有谁，后来他们的结局如何

1920年8月25日深夜，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的窗户透着灯光。巷口的巡捕悄悄记下一句话：“屋内五人，翻阅俄文书，议论激烈。”百年后回看，这行字恰好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发轫的一幕，而那“五人”，便是此文的主角。

五四运动催生的新思想铺天盖地，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火种”在沿海城市暗暗升温。7月，陈独秀收到来自北京李大钊的密信，信中一句话格外醒目：“宜速筹南方同志，成一坚实组织。”他立即在上海召集志同道合者，连续数夜交流。最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李达五人达成共识：组建共产党小组，开辟中国无产阶级自救之路。

陈独秀在会客厅里把臂高呼：“我们不能再犹豫！”这句不足十字的誓言，成为之后一切行动的注脚。彼时陈独秀41岁，安徽怀宁人，曾主编《新青年》，倡导民主与科学。他与李大钊提出“共产党”之名，起草《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序。他的才华锋利，性格桀骜。1921年建党后的六年，他历任中央局书记、总书记，却在土地革命路线争论中与中共中央分道扬镳。1929年流落上海法租界，1932年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获释后定居四川江津，1942年5月27日因病逝世，终年63岁。临终前，他仍在口述《实用主义》的修订意见。

若说陈独秀像熊熊烈火，另一位湖北才子李汉俊则似一道闪电。出生于1890年的他，早年留学日本，精通德文、俄文，把马克思原典手抄带回上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李汉俊负责内部联系和宣传，被誉为“南方的李大钊”。1921年后，他对党的组织原则有不同见解，选择脱党，却始终奔走于各地工运、学运一线。1927年5月，武汉局势骤变，他被地方军阀逮捕。临刑前，李汉俊对狱友说了一句：“我死不足惜，但愿真理不死。”当年12月，他在武昌英勇就义，年仅37岁。

浙江义乌走出的陈望道，则以学者之躯承担传播马列之责。1919年，他在东京秘密购得《宣言》日文版，回国后潜心翻译。1920年4月初稿问世，他请人试读，夜以继日，墨汁作糖水的故事流传至今。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与理论研究，先后执教东南大学、复旦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出任复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第一人”。1977年10月29日病逝于上海，87载人生见证了译者与布道者的多重身份。

俞秀松是这一群体中最年轻也最悲壮的。1899年生于海宁，五四运动时是杭州学界公认的“急先锋”。1920年，他在上海小组负责青年工作，一度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1年至1937年间，俞秀松在莫斯科长期主持中共旅苏党务，却因党内路线斗争被诬指为“托派”。1937年10月，王明、康生等人返国途中经新疆，对俞秀松布下罗网。12月，盛世才下令行刑，年仅38岁的青年领袖血洒戈壁，至1962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最后一位李达，湖南陶潭人，1890年生。博览群书的他被时人称作“理论界的鲁迅”。1919年参与《新社会》编辑，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上海小组成立那一刻，李达负责起草章程、培训骨干。1923年因“教育影响革命”论调被诬为“右倾”，两度脱离中央领导岗位，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写作与讲学。抗战期间，他在武汉、重庆等地编纂《社会学大纲》和《新哲学大纲》。1949年后任中南文委副主任、中南师范学院院长。1966年8月历史巨浪扑面而来，这位笔耕不辍的学者病逝长沙，享年76岁。

观察这五条命运轨迹，会发现共同的起点与分化的归宿交织成一张改变中国的网：

1. 他们无一例外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熏陶，并主动把西方的理论同中国问题对接。

1. 各自性格迥异，致使后来在路线与策略上走出不同选择，既有高山流水般的学术坚守，也有风雨飘摇中的血染征程。

1. 而在不同节点，他们都面临严酷的政治博弈：北洋政府的镇压、国民党右派的清党、党内路线纷争、地方军阀与苏区内讧……每一次波折都可能决定生死。

有意思的是，他们为党所作的贡献，并不完全局限在“官职”或“头衔”。陈望道的译本为千万青年打开思想之门；李达的理论著作，为后来干部学习提供第一手教材；俞秀松死后20多年，他的事迹被编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材，激励了大批文艺青年。这些影响，往往比身居高位更持久。

如果把1920年的上海小组比作星空，陈独秀像最耀眼的启明星，光亮却短暂；陈望道好似北斗，沉默却指引方向；李汉俊和俞秀松则是流星，以燃烧换来璀璨；李达更像恒星，光芒不炽，胜在长久。

他们之后，“星云”迅速扩散：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27年南昌城头打响第一枪；1935年遵义会议奠定实事求是的基调；1949年开国大典，礼炮声穿越长街。人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少见那五个人的身影，却不妨碍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史册深处。

历史并非铁板一块。一次握手、一次争论，甚至一次误判，都足以改变一个政党的曲线，却难掩其总体方向的坚定。若无1920年那盏昏黄灯下的五副身影，中国革命的年表或将改写。

今天，走进上海兴业路那幢石库门，墙上老照片里，陈独秀的长衫、李汉俊的镜框、陈望道的译稿、俞秀松的学生证、李达的手稿静静陈列。参观者常在一张合影前驻足，有孩童问：“他们后来怎么样了？”讲解员低声念出五人的结局，语调平稳，却在每个听者心里投下一枚石子。

时代洪流中，有人站到浪尖，有人消失在漩涡。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后，最早那五位创建者的故事仍在提醒后人：思想一旦点燃，薪火可以辗转千里；而握火之手，却很难保证不被烈焰灼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