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处境为何变艰难？李世民因宫女太多劝父亲让她们回家嫁人
贞观二年六月，关中连旱，田地龟裂。黄昏时分，中书舍人李白药匆匆进殿，小声禀报：“陛下，长安三旬无雨，百姓怨声渐起。”李世民合上奏章，望向窗外闷热的天色，只回一句：“先把太极宫里的人数细查，再议。”第二天，一纸诏书传出，太极宫三千余名宫女分批遣归原籍，莫说留宿，连一件行李都得凭乡籍文簿逐件点验方可带走。
消息传到太极宫深处，李渊沉默良久，对身边的老宦者道：“宫里空了，也好，清静。”语气听不出欢喜，却分明掺杂几分无奈。自退位为太上皇已两年，他在名义上仍握有天家尊号，却逐渐体会到一项古老礼制带来的桎梏——礼仪保护了体面，也同时隔绝了权力。遣返宫女只是第一把剪刀，削掉的是潜在人脉；随后，太上皇旧居太极宫被冠以“龙潜旧苑”之名交予修缮，他被“奉移”到大安宫，湿气重、梁柱陈，连夜读史的灯芯也常被风吹灭。
那场玄武门血雨，似仍残留在宫墙阴影里。626年七月初四的清晨，李世民伏弩于阙下，李建成、李元吉先后中箭坠马，宫闱顷刻易主。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与战功第一的现实矛盾，终于在箭声里决裂。李渊当晚召集群臣，宣布“以天下为重”，禅位于次子。不久，他的车驾悄然驶向上阳宫，史书写作“养老”，实为避锋。
太上皇并非从来无权。东晋之明帝，宋之高祖，皆曾兼握生杀；千年后乾隆仍能御笔朱批。可唐初的权力版图刚由铁血刀锋绘就，新君亟须清除一切可能的政治缝隙。遣宫女、迁旧宫、裁旧臣，一环扣一环，都是确保“只闻一声号令”的操作。值得一提的是，裴寂的去处最能说明问题。此人当年在晋阳共谋起兵，南下时为李渊“运筹帷幄，无一失机”。然而贞观六年（632年）春，他因“失政”被削职，几月后客死乡里。友朋寥落，李渊的晩年天井更加空旷。
有人或问，李世民何以不学昔日周室那般，将太上皇奉若神祇？既是父子，缘何不留半臂权柄？关键在于唐初的政治土壤。徭役新罢，边患未平，军镇尚强，若再保留两个可号令旧部的政治中心，于新秩序无异埋雷。李世民需要的是“君权归一”——无论是军事节度抑或宫中司设，皆要对皇帝本人负责，连象征性的重影都必须抹平。
然而，制度的锋刃也会反噬情亲。大安宫的岁月里，李渊时常闭门抚琴，偶尔对侍人低声叹道：“昔年纵马渭北，呼吸可定乾坤；今日独坐西院，闻雁声而心惊。”没人敢接话。史书只留下寥寥几笔：“太上皇寡言，足不出户。”635年五月，肃静的钟鼓声在长安上空回荡，七十岁的前皇帝走完最后一程。仪仗整肃，却没有加冕时万人空巷的喧嚣，城中百姓不过远观帷幕内的灵驾缓缓而行。
回看这段父子更迭，其实是一部制度与人性的合奏。礼法规定了身份转换的程序，却无法调和实际利益的碰撞；功高震主的将领若恰是天家的骨血，妥协空间更为逼仄。李渊倚重嫡长子，李世民握有兵权，两套逻辑终成对撞。最终出现的，不是皆大欢喜的共治，而是以极端方式实现的单一中心。历史没有假设，只有代价。亡于权场或亡于寂寞，不过是同一条路上的不同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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