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明朝的时候全国共设十三省，而清朝却有二十三省，这多出来的十个省份分别是哪里呢？
1645年夏末，江宁城头的晨雾尚未散去，清军大将多铎策马登上子城角楼，指着秦淮河对副将低声吩咐：“这里，将不再叫南直隶。”副将迟疑一句：“改为何名？”多铎挥手，“江南。”这一段对话很快传遍了府衙，也宣告了明代两京十三省格局的第一次松动。清廷初入中原，选择保留明制，只因新政权尚需借旧框架维系秩序；然而，从江南之改起，分省的闸门被悄然打开。
明太祖朱元璋划定的两京十三省，本质上是一副兼顾军事防御与赋役征调的网。至晚明，辽饷、军事费层层加码，原本宽松的大省已显笨重：南直隶动辄要横跨数千里、府县繁杂，湖广更横亘长江上下两百余州县。清廷若想在新占领的 vast 版图内迅速落地吏治，必须让网眼更细。于是“以大化小”的算盘开始拨动，布政使司一分为二，成为最快捷也最经济的方案。
康熙初年，宫城内的御前会议上，年轻的皇帝摊开舆图，指着阔大的湖广说：“一纸诏书，舟车三月，如何督课？”辅臣讷言又止，他接着道：“不分，何以细察？”于是，一纸上谕，两湖分治，武昌与长沙各立布政使衙门。几乎同时，陕西因西北战事吃紧，被剖出西路为甘肃；江南则在苏、皖之间划出“一条长江为界”，左、右布政使各司其半，数年后正式冠名江苏、安徽。保定被定为直隶省城，更是昭示皇权直接临御京畿的决心。
分省不仅是地理切割，更关乎权力细算。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都司并列，彼此牵制；清代虽仍保留布政使司，却在其上加设总督、巡抚，让军政手中握有兵权，却须上呈户部、吏部，实现“官事分流”。地方官常自嘲：“我这印章虽大，遇到督抚，也只能客气行文。”一句抱怨，道尽省内多头制衡的苦楚，却也彰显中央不容僭越的意志。
乾隆年间，大局既定，帝国疆域伸展至西北。新疆之地在准噶尔汗国覆亡后，直接置入朝制。可边疆马蹄难及，若仍归陕西节制，调发粮饷不免盘桓月余。于是“新疆省”在1884年被确立，迪化成为新设省城，这一步让天山南北的行政线条第一次与内地同轨。翌年，台湾自福建分出，巡抚刘铭传曾言：“岛夷若非设省，防务难固，商贾不安。”朝廷采纳。1907年，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相继挂出牌匾，东北自此告别将军治地的模糊时期。在边疆建省的背后，是列强环伺的紧迫，也是晚清自救的急切。
回看两百余年的经纬缝补，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省份数量的增减并不单是面积扩张的副产品，而是中央依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治理颗粒度的结果。大省易生尾大不掉，细分后，布政使司的文法、巡抚的军政、总督的统辖形成“三位一体”的管理网络，令信息可直达京师，而非再被漫长道路与层层关隘所耽搁。
当然，制度与地理的配合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工程。安徽布政使迁安庆，前后拉锯二十余年；湖南巡抚的驻地，也在岳州、长沙之间多次易手。官员更迭、漕运兴废、河道变迁，每一次调整都让省制这张网更加服帖。遗憾的是，外部环境的骤变远超朝廷原有想象，再紧密的网，也难免裂缝。
到了宣统三年，全国已清点出两京二十三省。有人调侃：“纸上江山加厚了，命脉却更脆弱。”话虽刻薄，却折射现实：省制本该为治理服务，当政局摇晃，纸上划线便挡不住铁甲舰的炮火。然而，明清两代留下的行政逻辑——适度集中，弹性分割——却在后世多次演变中继续发酵，成为此后中国版图与地方官制设计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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