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火:汉王与淮阴侯的死结与宿命 ——又读《史记/淮阴侯列传》

《淮阴侯列传》，《史记》，中华书局，1979，卷九十二，作者藏书

作者简介：刘火，本名刘大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有当代文学评论集《破壳的声音》、散文集《缅怀清苦》、《独自行走》，文史随笔集《风月原本两无功》、《叙州旧迹》，“金学专著”《瓶内片言——刘火说〈金瓶梅〉》、唐诗研究《唐诗琐议：地域辨识与鉴赏流变》、中西比较文化集《茶的力量》等多种出版。 当代文论与古典文论曾获“四川省文学奖”、四川省“巴蜀文艺奖”等奖。

楚汉相争正炽时，有人劝韩信“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韩信回答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史记/淮阴侯列传》）。可见，韩信叛项投刘的主要原因是，刘给的官要比项给的官位大许多。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帝制铁律和帝制伦理。

在两千多年的帝制过程中，“成王败寇”一直是其主题之一。“成王”一直是“乱臣贼子”的动力与梦想，而“败寇”则是正史里正大光明的谴责。

《资治通鉴/汉纪四》记，韩信被诛后不久，英布反，刘邦问“何故而反”，鲸布答“欲为帝耳”。算得上盖世英雄的鲸布，面对汉帝之问，直言不讳：反事成即王，事败便是阶下囚刀下鬼。

尽管司马迁的《史记》为“败寇”的项羽列入“本纪”。但《史记》之后，没有哪一部正史再如此隆重地为一位“败寇”写过“本纪”。连建立过“新朝”的王莽，也只在班固的《汉书/卷九十九》的“传”里。《史记》的记年，也是从项、刘灭秦（公元前207年即秦子婴元年）开始的，即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读到的正史记年是以刘入咸阳开始的。换言之，项/刘争霸的五年，不记项而记刘——这就是典型的“成王败寇”。

中华帝制基本完备，始于秦兴于汉。在君臣关系，先有人告韩信反，刘邦采用陈平计“游云梦”擒了韩，但刘并没有处死韩，而改封淮阴候。再就是刘与韩关于“将兵”与“将将”对答的佳话。这些看起来，君臣关系并非剑拔弩张（后来的，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是乎更温情一些）。但是到了韩信的“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时，这就道尽了君臣的死结与宿命。刘邦用陈平计夺其韩信权，吕雉用萧何计夺其韩信命。吕后杀了韩信，刘邦得知此事后，《史记》、《汉书》都写道，刘“且喜且怜之”。“喜”者，无人再（敢）反；“怜”者，便可能有多种解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韩死来说，刘的“怜”或许就是“鳄鱼的眼泪”。

对于主宰者和胜利者即“成王”来说，没有忏悔，也从来不需要忏悔。这是帝制的天条，也是帝制的伦理。这不仅是中华帝国的天条和伦理，同样是与东汉大致相当时间兴起的罗马帝国的天条与伦理。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受德华·吉本，在其皇皇巨制《罗马帝国衰亡史》(汉译共六册，吉林，2011)里，多次记录罗马帝国史上的王与臣的血腥绞杀事件。如格拉提安（359－383），一位年轻有为的罗马君王，但因追求荣誉、崇尚信仰和炫耀技艺，把管理政府的权力委于野心家任其玩弄权术，不到25岁就被臣子谋害。罗马帝国史上最年轻的帝王（不到二十岁），仅仅作帝王四五年后便成尘成土！《罗马帝国衰亡史》多次用“阴谋”、“杀戮”和“篡夺”，来叙述罗马帝国君王更替的历史。多次用“僭主”来叙述王臣的关系。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三十章，一个英国历史学家，竟然用了中国拓跋氏从边地游牧民族成长为中原帝国君王以及建立北魏政权之后的王权争夺的历史，来佐证帝国王臣间的关系！

本文所引在第Ⅲ册，作者藏书

说回汉王与韩信。于高祖与淮阴侯的关系与韩信被诛的结局，主流历史观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司马迁，一种是唐人司马贞。司马迁认为“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那么韩的下场就有可能改写，这一观点被宋人司马光所认可（见《资治通鉴/ 汉记四》）；但是同为司马氏的唐人司马贞则认为“君臣一体，自古所难”（见《史记/淮阴侯列传》“索隐述赞”）。前者认为人性可以改变历史；后者则认为，制度设计即帝国的制度设计，可能是有问题的。前者，历史断没有“假令”。历史就是一件又一件发生的事件的累积。帝国的制度一旦成为“天条”，它便不可能逆转，也没有逆转。在这样的累积和无法逆转的线性中，我们或许项多可以发现历史的一些幽微：《史记》将败者列入“本纪”，或许在上古（按陈寅恪的历史分期：秦汉/上古，唐宋/中古，明清/近古）时的史家尚有“三王德治”的遥想和期望。这是前人没有的，也是后人没有的。即便如此，有一点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帝制中，君主永远是主宰者——即便明朝天启年间的权满朝野上下的阉佞魏忠贤也只能称九千岁。只有到了改朝换代时，才有可能出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君臣一体，自古所难”，且是一个死结，虽然它已经触及到帝制的本质，但在为其帝制漂白的诸种话术中，“成王败寇”和“打江山坐江山”天经地义。但却如此吊诡：于秦，刘邦是“贼子”：于汉，刘邦是新“王”。于西汉，王莽是乱臣；于新朝，王莽是王。这种轮回一直到朱元璋（甚至到一段时间是王最后是寇的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在刘邦与韩信的纠葛中，王夫之既看得清也迫于无奈。王夫之一方面认为，汉王破项羽后即应“驰夺韩信军”，便可以“天下自此宁矣”，因为“大敌已平，信拥强兵也何为”；另一方面，王夫之认为“古之帝王（尧舜，笔者注），昭德威以柔天下”。王夫之责难韩信，是因为韩信的野心所在；埋怨刘邦，是因为刘邦缺乏尧舜之德。于此，王夫之虽说没有直接谴责帝制根本，但王夫之认为帝王的高德是可以感化天下的（见《读通鉴论/卷二》）。对于刘邦韩信君臣两端，王夫之有其比司马迁与司马贞过人之处。即对儒教政治伦理的“君臣一体”虽没可能，但是，怀疑则是王夫之的态度。

大字本，全十册，中华书局，1975。所引一册，卷二《汉高帝》，作者藏书

法国的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武器即“怀疑”。《蒙田随笔》即是怀疑的经典文本。

自意大利十五、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始，到英十七、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西方废除帝制走向共和的进程中，宪政成了不二法门。因此，我们才会读到那句惊世骇俗又耸人听闻的话：“一切国王，不可避免地必然都是人类公敌”（﹝英国﹞葛德文《政治正义论》）。

从人性和儒家伦理去解读和批评帝制，“君臣一体”或“君民一体”的神话便会长久的神话下去。换句话说，只有当“主权在民”（﹝法国﹞卢梭《社会契约论》）不仅成为公民理念还要成为社会治理模式时，才有可能彻底摆脱“君臣一体”或“君民一体”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