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后的“守门人”，一位“四普”数据审核员的故事

说起文物普查，大家最先想到的，都是普查队员走村入户、翻山越岭的样子。他们顶着日晒雨淋，把散落在乡间山野的老建筑、古遗址一一找出来、记下来，为山西摸清文物家底。

王军在工作中。山西晚报·山河+记者 寇宁 摄

但是，野外调查只是第一步，所有采集回来的文字、照片、坐标信息，最后都要汇总到省级审核平台，经过一遍遍核对、修正、补齐、规范，才能正式上报国家文物局。如果说一线队员是“找文物”，那数据审核人员，就是踏踏实实把文物档案做扎实。

眼下，山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进入数据审核和报送阶段，一群默默伏案的文博人，用日复一日的细心较真，守住了普查工作的最后一道关口。

6月初，山西晚报·山河+记者采访了山西省“四普”办信息数据组成员王军，他和全省众多伏案深耕的文博人一起，用极致细致的日常，进行着这场无声的文脉收尾工作。

电脑上的“毫米级”较真

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数据审核处，是全省“四普”工作的“大脑中枢”。王军的办公电脑接了两台显示器，左边那台开着不可移动文物矢量图，右边那台是省级数据管理平台的审核界面，两块屏幕将他的视线分割开来，他的目光在二者之间来回跳跃，像一位同时看着多块棋盘的老棋手。

王军（右三）和“四普”队员在临猗县普查队驻地查看采集软件PC端数据。

山西是文物大省，家底厚，审核任务量也大。为了确保每一处数据都经得起检验，山西省“四普”工作采用了“县级填报、市级把关、省级专家全覆盖重点审核”的三级联动机制。作为全省数据审核和上传的“大管家”，王军是整个程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必须确保每个条目下的数据和资料都准确无误。

“您一天要看多少条数据？”对山西晚报·山河+记者的问题，王军没有直接回答，他指了指屏幕上的进度条说：“你看这个县，报了300多处数据，我一个一个审。”

说话间，王军点开一处古建筑的条目，仔细比对“三普”数据和“四普”采集的矢量图。本体边界是否准确、中心点是否落在范围内、附属文物是否齐全，每一项都在他的审视之下。“新平台有一项强制审核功能：系统会自动校验文物的中心点是否落在矢量边界范围内。如果普查员在古建筑外打了坐标点，系统就不予通过。这是最复杂、工作量最大的活儿。”王军说，“如果不能及时审核、修正，数据就堵在这儿了。”

全省的数据，必须逐条审核之后，才能报送到国家文物局的服务器。在王军看来，他审核的不仅仅是数据，更是文物的一生。“这个过程很‘烧脑’。”王军揉了揉眼睛，指着屏幕上的一张矢量图说：“别看这只是一处古遗址的边界，差一米，进了国土‘一张图’就可能变成建设用地；差一个时代判定，整个历史价值评估就偏了。”

这批数据一旦报到国家文物局，就是未来十几年山西文物保护的底图。王军认为，现在多较真一分钟，未来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工作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争分夺秒“抢”进度

山西晚报·山河+记者在审核平台上看到，山西117个县（市、区）的普查数据全部汇集省级平台，细碎问题五花八门：有的野外拍照角度受限，点位打偏；有的新发现文物资料不全；有的上报文件和系统登记信息对不上……

面对成堆待核数据，王军并没有选择简单的一键退回，而是逐行查看、逐图比对，能现场修正的即时规范，有缺项的点对点指导基层补齐。“要把数据退回基层，流程会变得很长，所以我就想了这个‘笨办法’：把存在的问题标注出来，然后点对点地给基层普查队打电话，帮他们解决问题，重新修订数据，直到符合报送标准和要求为止。”

如此一来，王军的工作量变得非常大，加班、熬夜更成为家常便饭，他却不在乎地笑着说：“真正辛苦的，是一线的普查队员。他们每天奔波在基层，我在办公室里已经够幸福了。再说了，全省数据到我这里审核，不能因为我这一环慢了，能抢点时间就算赚了！”

王军（右）在忻州市采集试点为“四普”队员讲解规范要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身边年轻同事眼中，王军是团队的“定心丸”——遇到复杂的矢量图比对、数据报错、报表差额问题，他总能快速定位问题、理清整改思路，稳稳守住全省数据质量底线。

在“四普”工作中，王军并非只做审核，他还是省“四普”办综合协调组成员、专家指导组成员。从2024年4月开始，他的角色几经转换：最初是培训者，负责编写教材、给各地市讲解采集软件和数据规范；中期是技术指导员，跟着综合协调组下到市县现场答疑；而现在，他是终审的守门员。

文物普查16年的接力赛

王军与普查的缘分，始于16年前。

2010年，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王军参与了那场“战役”。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三普”数据交接时的画面，时隔16年之久，“仍觉神圣”。

当年，全省共登记了53875处不可移动文物数据，装在两块硬盘里，举行了庄重的交接仪式。国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亲临现场，两块硬盘，一份备份，一起上交。那天，王军亲手将数据拷入硬盘，心中满是敬畏。

16年过去，技术已天翻地覆。王军回忆道，“三普”时，普查队员们背着纸质图纸、数码相机、手持GPS，在笔记本上记录，回去再整理到电脑上。那时候数据审核员要去到各市、各县，到普查员的电脑上拷贝数据，回来之后再逐条验收，验收完了再拷回去汇总。到了“四普”时，科技含量大增，移动端采集软件、RTK高精度测绘设备、无人机航拍成为标配，现场拍照、定位、录入一气呵成，坐标精度能达到厘米级。数据从硬盘拷贝变成了网络传输，从人工核对增设了系统自动校验环节，国家、省两级数据管理系统搭建完成，效率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文物普查标准的严格性没有变，对文物负责的态度没有变。”王军说，“变的只是工具，不变的是人心。”

王军（右）和“四普”队员在河津市现场查看采集软件移动端采集数据。

在数据审核这个看似枯燥的环节，王军和众多同事继承了山西文物战线一贯的“工匠精神”。他们没能像一线普查员那样在山野间“寻宝”，却在这方寸屏幕之间，通过成千上万条数据、数万张照片，重新描摹了山西厚重的历史脉络。“普查队员们在一线用脚丈量，风餐露宿，那是‘外业’的苦；我们在后方用眼丈量，分毫必究，这是‘内业’的责。”在王军看来，他审核的不是数据，而是三晋大地的文明根脉。

一个中年人的两场“战役”

在王军办公桌一侧，三把木质办公椅首尾相接拼在一起，上面搭着一件叠成方块的旧外套。“这是王老师休息的地方，办公室已经成为他的家了。”面对同事的介绍，王军不好意思地笑笑，“有时候实在太累了，就在这儿躺一会儿。凳子拼起来，比行军床还方便，不用收。”

因为要随时审核和报送数据，王军早就把办公室当家了。“他身上担子重，孩子今年要中考，工作又是主力，两头都放不下，两头都在扯。”办公室内，一位年长的同事这样评价他。自从“四普”工作开始以来，王军已经有两年多时间没有正常休过假，尤其是在数据审核的攻坚阶段，陪伴妻儿更是一种奢侈。对此，青春期的儿子已经埋怨了他很久。

谈起家庭，王军的语气明显低沉了下去。有一件事，他一直觉得亏欠儿子。

不久前，他去学校接参加模考的儿子放学。等了半个小时，孩子还没出来，他越等越急，心想儿子是不是在操场上打球拖延时间，等孩子终于出来，他没忍住，当场责骂了一顿。后来妻子告诉他：孩子没有去玩，是老师拖堂了。“我等待孩子半小时没出来，又想着还有几个县的数据没审核，就觉得浪费了时间，难免急躁了。”说起这事，他的语气里带着自责。那一刻，他不是那个在数据面前一丝不苟的审核负责人，只是一个疲惫的父亲。

妻子对他的工作，最初有过怨言。但后来，怨言变成了理解。“家里全靠妻子在操持，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照顾老人，我对家人满是亏欠。”王军说。

王军从不把家庭的情绪带到办公室，但在同事们眼中，他的疲惫和坚韧，无处可藏。

采访中，王军的电话多次响起。他24小时不关机，手机堪比“热线”：前期系统不稳定时，地市普查员遇到采集软件的问题、坐标飘移的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给王军；后期数据录入阶段，各种疑难问题，还是找王军。他从不挂断电话，也从不敷衍。

年轻的同事说，他们有专门的工作群，有时候会在群里说“今天的活干完了”，过几分钟王军就会回一句“收到，我再看一遍”。第二天早上来了，发现他昨晚已经把最后那批数据全部上报完了，发送时间显示是凌晨4点。

眼下，山西“四普”数据审核进入冲刺阶段。这一场持续数年的文物普查，即将从数据转化为成果，公布于众。正是因为有像王军这样一群默默坚守在屏幕后的“守门人”，那些散落在表里山河的文物，才能在数字化时代获得一个精准、清晰、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身份。

他们在键盘声中，守住了历史的底线，也敲响了文化传承的最强音。

记者 孙轶琼

（图文来源于“山西晚报·山河”，侵删）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文物平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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