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七十,连上楼梯都要扶栏杆,可刘正明还是比年轻人早一步抵达会场。他在九江上车时就想好了,等轮到自己,一定举手。轮到他时,掌声刚落,他站起来,用左手拍了拍空荡荡的右袖口,声音并不高:“我想写书,把当年的事都写下来。”
四周先是静,继而嘀咕声起。“写书?他连拼音都不全认得吧。”议论透着诧异,也带着半分担忧。主持会议的张政委出声:“老刘,手头方便吗?”老人干脆点头:“左手慢,总归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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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散场,其他人留在招待所喝茶,刘正明直接去火车站。当天傍晚,他已坐在自家小院的竹椅上,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写求助信。三天后,回信只一句:人手不足。
第一次碰壁并没让他泄气,他又给一位相熟的编剧寄信,仍是婉拒。门口卖菜的大嫂听见风声,半开玩笑:“刘主任,别折腾啦,七十多的人了。”老人笑笑,没解释,转身进屋,从抽屉里摸出积攒的旧稿纸,铺在桌面。
过去他当行政主任时,公文靠秘书代笔,自己真正认识的汉字屈指可数。现在要动笔,先得补课。第二天,他买来《小学生字典》,请儿子每天教两个拼音。傍晚排队买菜,他把卡片摊在菜篮上默念;夜里失眠,就对着昏黄灯泡背声母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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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是写字。左臂久病,连端碗都费劲,更别说握笔。刘正明想了个土法,用铜尺压纸边,小指当尺,写一行挪一下。字歪得像醉汉,可他一看见纸上那弯弯扭扭的“湘江”“雪山”就乐。
盛夏四十度,干休所照例送老干部上庐山避暑。证件送到手里,他推回去:“山上凉快,人却懒。我留在城里写。”李政委劝了几句,见拗不过,只得收回那张证。自此一个夏天,老院子蝉声聒噪,他关着窗,笔尖沙沙。
连写三月,左臂肿痛得抬不起来。医院诊断:肌肉劳损,神经受压,建议停笔。回程路上,他揣着诊断书,沿甘索湖大堤慢慢走,心里打起鼓:停还是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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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1934年贵州雪山脚下,三位民夫抬他走了三十天,想起担架撤掉时战友背他蹚冰河——那些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至今下落不明。他咬牙把诊断书叠好,塞进衣袋:不能停。
从那天起,他白天理疗针灸,晚上继续写。老伴见他拿不稳笔,就把毛巾缠在笔杆上加粗;儿子做了小木夹固定稿纸。午夜,屋外北风哨哨,他写到手指僵直就去院里跺脚,再回来接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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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初稿杀青,十一万字,标题定为《蛮牯佬从军记》。印刷厂排版那天,校对看到作者简介:“独臂老红军,72岁始识拼音”,啧啧感叹。4月新书上市,江西人民出版社寄来首批样书。刘正明拆开纸箱,翻到扉页,轻轻抚了一下印着自己名字的那行小字,没说话,只把书立在书柜最显眼的位置。
随后,《星火燎原》等刊陆续约稿。他挑夜里空档扩写细节,又补了两万余字。几年里,他的文章被拍成短片、广播剧,干休所的小黑板天天贴剪报。
2003年12月9日,刘正明在九江病逝,享年94岁。临终前他嘱托老伴:“把书再印一次,送给孩子们。”老伴点头,握住他那只写了二十多年的左手,轻声应道:“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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