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36岁英勇就义，建国后毛主席为何评价少纪念他

1935年6月18日清晨，福建长汀。

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附近的牢房里，一个戴着圆眼镜、身形消瘦的犯人要了一碗酒。

他端起酒杯，对送行的狱友说：“二十年来，我早晚都不喝酒。今天，我要喝一杯，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

这就是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走到一片草地上，他盘腿坐下，对刽子手微微一笑：“此地甚好。”

枪声响起，这位革命者倒在36岁的年华里。

让人想不通的是，这样一位慷慨赴死的人，建国后毛主席却说过一句话：“关于瞿秋白同志，以后少纪念他。”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革命者，一个被毛主席尊称为“老师”的人，为什么会落得“少纪念”的评价？

要弄明白这些，得从1927年春天说起，还得从他在狱中写的那篇《多余的话》里找答案。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士大夫家庭，家道中落后母亲吞金自尽，十来岁的孩子眼睁睁看着家散人亡。

靠接济读完书，1920年，21岁的瞿秋白当记者去了莫斯科。

那会儿苏联刚闹完十月革命，他亲眼看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

1922年，经张太雷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千千万万年轻人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冲上战场时，嘴里唱的每一个字都出自他手。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他参与起草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连孙中山都对他的才华十分赞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处境极其危险。

这年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

一个拿笔杆子的书生，这时候不得不拿起了枪杆子。

28岁的他当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他骨子里根本不喜欢搞政治。

1931年，共产国际派来的王明上台，瞿秋白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离开权力中心。

那段时间每个月只领17块钱生活费。

鲁迅好几次让他到家里避难，还送了他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瞿秋白因肺病严重被留在苏区，1935年2月，中央决定送他去香港转上海治病，走到福建长汀水口镇时，遇到国民党保安团搜捕，他被俘了。

敌军师长宋希濂是黄埔一期毕业的，瞿秋白在黄埔军校讲过课，说起来是师生关系。

宋希濂当晚就找他谈话，一见面就喊“秋白先生”。

瞿秋白淡淡回了一句：“我现在不是你的先生，而是你的阶下囚。”国民党中统派了一个六人劝降小组，花了6天时间谈了9次，软的硬的都用上了。

瞿秋白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平静地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宋希濂许诺给他大学教授的职位，他连看都不看。

就是在关押期间，瞿秋白写下了那篇引发无数争议的《多余的话》。

他坦率地回顾一生，说自己本是个读书人，是被“历史的误会”推上了政治舞台，甚至写道：“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这些话后来被人解读成了软弱。

更麻烦的是，《多余的话》最早被国民党中统的《社会新闻》杂志抢先选登了一部分，敌人只挑那些颓唐的字眼，目的是打击还在奋斗的共产党人。

建国后，我党怎样评价瞿秋白呢？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他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

毛主席写下：“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1955年，政务院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毛主席又对副部长周扬说，《多余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

为什么同一个人，前后态度反差这么大？这就要结合时代背景来看。

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国内正值困难时期，宣传工作需要凝聚力量、鼓舞斗志。

如果大规模纪念瞿秋白，《多余的话》里那些“历史的误会”“勉强做政治工作”的话传到民间，容易被误解，甚至动摇信念。

毛主席说“少纪念”，不等同于否定瞿秋白的革命贡献，只是在说宣传工作的策略问题。

什么样的精神更值得推广？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通篇是坚定信念；而《多余的话》流露的自我解剖和怀疑，在那个需要全民向前冲的年代，不适合大规模宣传。

1980年10月，中央专案组正式认定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多余的话》“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为他彻底平反。

1935年长汀罗汉岭下，枪声过后，血染红了草地，瞿秋白手里还紧紧攥着一篇没有写完的手稿，第一页写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他写下《多余的话》，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交给历史和后人来裁判。

这份勇气，跟他走向刑场时那声“此地甚好”的从容，其实没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