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的疯狂：右翼暴乱、自杀与未曾降临的革命

作者： Tokai Teio

编者：水手

文章来源：5月23日知乎回答

请关注我们，并打开公众号点击右上角“···”，将我们设为星标，以获得更多信息：

若您有能力，请赞赏我们的工作。我们将把全部所得同“北叙利亚通讯”一起集中支持巴勒斯坦人等灾难中的人民。

日本投降后，仍有极右派试图发起政变、暴动，其中的典型就是爱宕山事件与松江骚扰事件，两起事件共造成14人死亡。

爱宕山事件的起因，是成立于1944年的极右派组织「尊攘同志会」反对投降，主张「彻底抗战」。他们在8月15日当天企图实行「暗杀重臣」的计划，手持日本刀、手枪、手榴弹闯入内务大臣木户幸一的官邸及其胞弟的住宅，但均告失败。

由于没能得到抗战派军人——他们幻想中反对投降的日本军官——的支持，「尊攘同志会」的飯岛与志雄一行人选择固守爱宕山（位于东京都港区）不出。警视厅动员了70名警官包围爱宕山，劝告其投降，但遭其拒绝，遂于8月22日下午发起突袭。

于是，「尊攘同志会」的12个起事者宣告「事已至此，唯有以死谢不忠之罪」，他们在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后向彼此投掷手榴弹，导致10人被炸死。就在5天后，死者的几个夫人也来到爱宕山吞枪自尽，使「爱宕山事件」的死者达到了13人。

1945年8月15日当天，听完玉音放送后参拜札幌护国神社的女学生们。在二战末期，北海道也是战意较强的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发生于岛根县松江市的「松江骚扰事件」则发生在「爱宕山事件」的9天后，事件的主谋者是出身当地的冈崎功。冈崎曾前往伪满的三井物产奉天分店工作，之后前往东京，于1943年进入立正大学，同时也加入了国家主义团体「勤皇诚结」。这一团体由由五一五事件的相关人员于1939年组建，「诚结」意指天皇与国民的结合。

冈崎功身为极右翼，「国家革新、实现昭和维新」正是他的梦想。1943年战局恶化之际，他为了将「大东亚圣战」进行到底，准备发动政变打倒东条英机，但被东京宪兵队察觉而遭逮捕。

1944年，冈崎功获释回到松江。第二年，他从老相识的军人那里得知日本政府准备投降后，与当地的同志反复商讨「一同起义」的事宜。事件的核心人物波多野安彦就是在此时成为了冈崎功的亲信，此后直至起事当日，一直与冈崎同进同退。

日本政府宣告投降后不久，岛根县正是全国中军国主义情绪尤其强烈的地区。岛根县知事在『关于其后民心的特异言行事由』中报告道：「县民未曾蒙受一次战灾，处于所谓毫发无损的状态，故未能彻悟战败之现实感。所谓『无论如何也不认为输了』之类的话语，正是如实道出了此间的实情。」对于二战时的日本平民而言，空袭是最能让他们直感日本败北的事情。与被美军炸成一片废墟的东京等地相比，遭受空袭较少的岛根、鸟取、北海道等地直到二战末期，依然能保持相当高昂的战意。

为这种情绪火上浇油的，是日本投降两天后的8月17日，一架突然飞临松江市上空的日本海军飞机撒下了否认日本投降的传单。

终战非天皇御意，乃部分反战分子、亲美派之阴谋。吾等将肃清君侧之奸，断然持续抗战。国民诸君亦应奋起。

收到传单的冈崎等人坚定了起义的决心，相信军队会与他们并肩作战。然而，当地的军队毫无没有叛乱的迹象。想着撒传单的海军飞机来自于米子市的航空队美保基地，冈崎功赶到了那里，但当地早已人去楼空。冈崎又前去松江宪兵队，恳求担任负责人的老相识借一点武器和弹药，但遭其一口回绝称：「根本不可能给你」——尽管此人就在几天前，还与冈崎发誓「时机一到，便共同举事」。

冈崎功等人的目的地——岛根县政府

事到如今，冈崎功不得不意识到军队不足为恃，下决心靠自己的民间同志发动暴动。1945年8月24日凌晨，以冈崎功为首的46名青年男女仅凭月光照耀，聚集在城山护国神社之中。一行人自称「皇国义勇军」，准备发起军国主义暴动。

一行人的队长冈崎功年仅26岁，包括波多野在内的多数成员都在20岁上下。男性身着卡其色国民服，女性则是一身蒙布工作服配白头巾。这群人虽说是要暴动，但只有三把日本刀、五根炸药，以及刚刚从松江中学兵器库夺来的三八式步枪和刺刀各15把。虽说是有步枪，但他们一发子弹也没有。

在黑暗的神社院内，冈崎发表了演说：

我们直面死亡的心境，必将成为后世日本复兴的基石。成败利弊非我等所问。唯有一念，愿做日本之弃子，以唤起全民奋起。现在，随我同行则死即在眼前，离去则生犹可待。若想苟活以重建祖国，不必顾忌我，请即刻归家侍奉父母。

队员间传来了抽泣声，但没有一个人离开。根据当时的记录，冈崎功制定的计划包括：①暗杀县知事；②焚烧县政府；③破坏邮局的电话设施；④袭击岛根新闻社；⑤破坏电力设施；⑥暗杀松江地方检查厅的检察长；⑦占领日本放送协会的松江广播局，播放总起义的檄文。冈崎功将队员按袭击目标编成部队，各「部队」各自散入凌晨的街道。

波多野安彦首先前往松江市郊的一家火药店，计划在此夺取子弹后再赶赴县政府参与袭击。然而，就在他磨蹭着寻找火药店时，县政府方向已经火光冲天，映照在夜空之中的火光让松江居民纷纷跑出家门。波多野判断已经错失了夺走子弹的时机，于是直接前往最终袭击地点——松江广播局。由此可见，这群人说是要以自己的行动唤起国民总暴动，却连事前踩点工作都没做好，实属草台班子。

另一方面，抱着炸药闯入邮局的部队计划爆破电话设施，导火索却在中途熄灭，计划彻底流产。与此同时，冈崎功率领的暗杀知事部队冲进了知事的宅邸，却发现知事当时根本不在家。这是因为，由于县政府提前起火，知事接到报告后已赶往现场。实际上，放火部队在进入县政府时就被警察撞见，他们判断局势刻不容缓，便早于预定时间放了火，这导致了各暴动部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被烧毁的岛根县政府

虽然成功烧毁了县政府，但放火部队在撤离途中，与附近的茶店员工不期而遇。这名员工是被县政府的大火惊动，出来查看情况的。然而，黑暗中突然出现的人影让部队成员惊慌失措，其中一人直接用刺刀刺穿了员工的腹部，致其死亡——这就是整场「松江骚扰事件」中唯一的死者。冈崎等46人大闹一番，最终只造成一名无辜平民死于刀下。

正在此时，袭击松江地方检查厅的部队看到县政府升起的火焰，认为已经错过刺杀县知事的机会，便放弃了原本的计划。其余部队则基本按计划执行了作战计划：袭击电力公司的成员切断了变电所的输电电缆，导致全松江市停电长达3个半小时；袭击岛根新闻社的部队冲进公司内部，将排字房的活字盘掀翻，又破坏了轮转机，导致『岛根新闻』被迫以小型报版式发行至8月31日。随后，各部队集结到了暴动的最终目标地点——松江广播局。

在松江广播局内部，冈崎功逼迫局长播放「起义决心书」，但局长予以回绝。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武装警察和日军松江联队的士兵赶到，包围了松江广播局。正当暴动部队与镇压部队相互对峙之际，松江警署的特高课长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只要冈崎功先生您一人承担责任，其他成员就当作无事发生予以释放，这个条件您看如何？」冈崎功打定自杀的决心，接受了特高课长的条件。

就这样，放弃抵抗的暴动者们被带到警署。起初只有冈崎功被带进另一间屋子接受审讯，然而特高课长却在关键时刻推翻了前言。

经研究，决定全员接受审讯并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检察长的方针。

冈崎虽提出强烈抗议，但对方表示这是既定事实，拒绝更改。就这样，冈崎功回到在署内待命的同志们中间，掏出怀藏的短刀刺入了自己的腹部，紧接着又刺向颈动脉，当场倒地。据说警察慌忙赶来时，手持日本刀的波多野安彦制止了他们。地上血流成河，冈崎功的“同志”们围在他身边号啕大哭。

尽管如此，被紧急送往松江医院的冈崎功还是保住了一条命。因这一事件，冈崎、波多野等主要成员15人被法院起诉，最终判决为首谋者冈崎功判处无期徒刑，波多野安彦判处10年有期徒刑。

由于新闻管制，有关此事的新闻报道被推迟了一个月，直到9月25日才被报道出来

事实上，由于1947年颁布『日本国宪法』时实行的大赦，冈崎与波多野等人的刑期大幅缩减，服刑的队员们其实都在1952年时便出狱了。出狱后，波多野安彦先后加入「护国团」、「全爱会议」等极右翼组织，一天到晚「家里举着一群凶神恶煞的跟班……简直像黑帮老大一样」，每逢特定日子就要与日本左翼阵营一番拼杀，直到50岁时金盘洗手，最终继承家业成了神社宫司。与此同时，冈崎功则在出狱后创建了立正大学淞南高中，致力于在当地灌输极右翼爱国主义教育，学校每天的晨会从遥拜皇宫开始，接着齐唱『君之代』、朗诵『教育敕语』、升国旗。教室里也悬挂着『教育敕语』，并实行历史修正主义教育。不过，随着冈崎功2001年因年事已高而退出校务后，由于继任校长的亲戚认为右翼教育无法吸引生源，他的教育方针人亡政息，淞南高中变回了一所普通的学校。

刺激「松江骚扰事件」爆发的海军传单，或许就与1945年8月中旬时的「七生义军」有关。日本宣告投降时，在东京陆军军官学校就读的部分学生等人主张抵抗到底，他们在东京等地以「七生义军」、「陆海军精锐」与「海军航空队司令」的名义到处散发传单，与此同时运用飞机向各地投下传单。从新泻县到长崎县，都有地方政府报道发现了疑似七生义军制作的传单。与此同时，在日本投降后来到东京的地方军人与极右分子中，也有人在回到家乡后响应他们的举动，各地纷纷报告有不稳动向。

他们的檄文称：

「大御心」、「敕命」并非仅指作为个人的天皇之心。它是自皇祖皇宗以来，万世一系、连绵绍述、代代承继下来的精髓，即与祖宗神灵合为一体的大御心。由此大御心发出的意志，才是皇国的‘敕命」。

对于他们来说，接受『波茨坦公告』意味着「遵照天皇的意志毁灭（天皇制）国体」，这是「祖宗神灵与天壤无穷之神敕绝不容许的事情」。因此，「终战『诏书』无论采取何种『敕命』的形式，绝非『敕命』，亦非发自大御心」，因此全体日本人民必须「即刻奋起，对抗破坏国体的虚妄敕命，直至拜领真敕，唯有一死以突破此大国难」。

「七生义军」的传单

与此同时，遭受空袭不多的山阴地区也出现了抗拒战败的动向。鸟取县警察部长在『关于战后民心的特异动向事由』中报告：「辖区内部无空袭受害，战意正达顶点之感。因此，未能领会终战大诏之真意，坚信乃谋略所致之终战或作战上之停战」。此外，鸟取县气高郡吉冈村的翼赞壮年团长平井仲藏、翼赞壮年团干部坂口安治、吉冈村公所书记田中等人，试图向鸟取县知事及地区司令官提交请愿书，要求他们继续战争。这份请愿书强调道：

若敌国军队进驻皇土，国体护持之保全将濒于危殆，对照敌国国民性，此理甚明。兹于此处，吾等苍生共盟玉碎，以此慰藉祖宗御神灵与护国之英灵，恳请完遂皇国本来之圣战目的。

这份请愿书相当完整地反映了战争末期，日本社会拒绝投降的理由：①对天皇制根深蒂固的信仰，相信就像国家几十年教育的一样，没有天皇制日本就会亡国；②而且，日本投降后，被战时日本政府宣传为「毫无人性、只有动物性」的美军会如同中国战场的日军一样烧杀抢掠，导致日本亡国灭种。既然美军即将入驻日本，此时日本人已是必死无疑，既然如此不如为了守护天皇的大义而一亿玉碎。

同样地，遭受空袭不多的长野县也出现了类似的动向。长野县政府曾报告称，立宪养正会（佛教组织）东信联会支部的干部经协商后，认为「以波茨坦会议宣言为中心投降是不可接受的」，并散发了呼吁抗战到底的传单，上书「我等臣民在其忠节上无论如何也无法赞成投降……不可违背御敕语（即天皇的话语）。但谏诤亦是臣民之职责。」

尽管如此，实际发起的暴动只有爱宕山事件与松江骚扰事件两起，「七生义军」与鸟取县、长野县的极右分子终于是一事未成，就在战后的日本无声无息地消失，融入了日帝灭亡后的新生活。

1945年8月15日，聆听玉音放送的日本人

除了抵抗以外，也有部分右翼分子与军官因投降而自杀。佐贺县就报告了共计5件7名（其中未遂1名）的自决事件，其中包括一户海军中佐的「全家自杀」事件。这名海军中佐在自己的遗书中写道：「拜此大诏，深感奋战努力尚有不逮，深表歉意。」同在佐贺县自杀的一名教员的辞世诗中有云：「身心奉献于天皇，方显大和男儿本色。」

与此同时，还有一名富山县的陆军中佐在「用手枪射杀妻女三名（其中34岁的妻子、4岁长子死亡，10岁长女重伤幸存）后，举枪自尽」。他在写给富山县宪兵队长的遗书中强调道，战时日本「没有必胜的算计就开战，又在留有余力时投降，可见一部分执政者的投机性与不负责任的计划。……言论自由被彻底压制，言论界至今无力无气。」

在他看来，日本战败的原因是「帝国大学缺乏国家观念、陆军大学陷入权势主义且文学化而缺乏武力、海军大学轻视航空所招致的祸患」。日本在战败后，「若要存续，制度改革应为第一要件。至于今日之事态，虽亦可归咎于明治时期，但以现行体制，绝无希望统合发挥国力与战力。」因此，「若不强行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恐怕道义乐土与国家的复兴无望。首先，给群众饭吃是至关重要的。今日之一日，抵得上将来之一月乃至一年。」尽管如此，他还是拉着全家一起自杀了。这是因为，他作为“大日本帝国”的承载者与子民，在“大日本帝国”因战败而灭亡后，不愿意承认败北后居然能「幸存下来」的日本是自己的祖国，为此不惜自尽。

除此以外，作为日本帝国中心的东京也出现了不少自杀者。1945年8月23日，战前在日本邮船公司内部内组织爱国主义工会的「明朗会」干部11人，在雨中的皇居前面「遥拜宫城」后，各自用短刀切腹，继而刺喉自尽。而「明朗会」的会长日比和一则在一一确认所有人自杀后，在最后吞枪自尽。与一般平民畏惧美军进行种族灭绝不同，对于这些人来说，日本的战败也就是他们寄托了众多理想的日本的终结，此时他们已经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的价值。因此，日本的终结，也就是他们自身的终结。

与此同时，8月25日凌晨，极右翼组织「大东塾」的塾长影山庄平与13名成员在暴动与自尽之间选择了自尽，以此「向天皇谢罪」。一行人在东京代代木练兵场的西侧集体自杀，先是12人剖腹，负责介错的两人随后自杀。如上所述，自杀的大多是极右翼分子与下层军官，真正在领导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军部高官只占了少数，天皇裕仁本人更是丝毫没有动过这个念头，甚至连因战败而退位都不愿意。这些战时日本的领导人中即使有自杀者，也如同东条英机一样成为了全社会的笑柄。东条自杀时，有人对此评论道：「自决未遂，反落入敌手接受治疗，乃武人无上之耻辱。宁可从容就缚，表明正义日本之信念。只留下了胆小鬼的污名」。当时的国民「几乎尽皆非难攻击，呈现四面楚歌之状」。

或许最饶有趣味的是，这个问题最有趣的地方就在题眼上面。上述这些日本极右派分子用最为直接的死亡回避了一个「七生义军」提出的问题：当作为「现人神」的天皇呼吁国民投降，即让他们协助天皇制被境外势力摧毁的进程时，天皇制的臣民是忠于天皇本人还是天皇制？由这个疑问所引发的问题，是战后日本思想史中相当重大的课题。而且，理解这一课题时，不能用国内许多人处理日美关系史时的一般视角「日本与美国的对立」来解读。

对于日本的统治者而言，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正如战败后组阁的东久弥宫所言：「圣断一下，我等臣民舍己归一，此事实乃我国体之精华。」换言之，服从天皇接受投降，才是天皇制的本意。然而，战时日本曾强调过上千万次，国体的精华就在于「战死」、「玉碎」，「生不受俘虏之辱」就是天皇制的体现；如今的日本政府却宣布放弃赴死、舍弃想要牺牲的小我，忠于圣断地苟活下去才是国体精华的体现。而且，所谓的圣断就是臣民与国家在波茨坦声明下共同承受「俘虏之辱」。

换言之，战时的「忠于天皇」就是与美军血战；战后的「忠于天皇」就是向美军集体喊「Hello」——大江健三郎曾回忆道，当美军即将到达自己所住的村落时，「在学校的操场上，那个曾经扮演煽动者角色，让农家少年应征满洲开拓团志愿者的副校长告诉我们这些孩子，见到吉普车一定要喊『Hello』，甚至为了让我们能齐声喊出而进行了练习。」这里的两种天皇形象以及国体存在着巨大的断裂，然而包括裕仁天皇本人的整套「天皇制」国家机器却坚决否认这一点，声称二者自始一致。

1946年2月，巡视横滨的裕仁

因此，加藤典洋在自己的著作『战败后论』中高度评价了大冈升平。作为『莱特战记』的作者，大冈升平在1971年曾因自己曾在战时成为俘虏，拒绝担任艺术院会员。他说道：「我的经历之中，有一个可耻的污点——在战时成为俘虏。当时国家说『战斗吧』、『不要当俘虏』。这样的我成为艺术院的会员，从国家收钱，还出现在天皇面前，岂不羞耻吗？我做不到。」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当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社会正试图彻底遗忘二战与战时的天皇制时，大冈的这番话其实是在拐弯抹角地训斥裕仁「知耻吧」，提醒裕仁自己昔日的身影。

在日本战败之时，在众多极右翼的法西斯分子之中，只有极个别人选择了暴动、极少数人选择了自杀，而大多数人选择了服从天皇的指示、欢迎美军的到来，甚至在战后将自己的目标视作与美国一起将反贡大业进行到底，此事具有极深的意味。

若要继续忠于「大东亚圣战」，就等于背叛天皇——这种忠诚与反叛的纠葛，正是战后日本思想史的起点。在这一点上，白井聪说得极为生动：

此外，还有节目采访了8月15日之后的战斗情况。在玉音放送宣布战斗结束后，仍有一部分人不接受，试图独自继续战斗。部署在四国的某支部队，正在进行一项特攻作战：将炸弹装在用胶合板制成的小船上，撞击敌舰使其沉没。该部队的干部说「要抵抗到最后一兵一卒」，试图在8月15日之后继续战斗。

为了说服那些士兵停止战斗，有人进行了劝说。一位从学生出征被分配到这支部队的大学生中尉，成功说服道：「不要做无谓的牺牲。难道不是应该运用这份力量，为重建新的日本而尽最大努力吗？这不才是唯一的道路吗？」特攻作战因此中止。节目总结道，多亏了有这样做出卓越勇敢发言的人，许多生命才得以拯救，并且那些人的努力成为了战后的基石，化作了日本复兴与繁荣的力量。

这种讲述方式，正是典型的战后日本历史的讲述方式，但我们必须看到其中缺失的东西。确实，从人道主义观点来看，阻止了无谓出击的人是明智的，而想要继续战斗的人则可能显得愚蠢。但是，阻止战斗的依据是「天皇陛下的命令」。反过来说，在玉音放送播放之前，谁都不能说「停止无意义的战斗」，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反过来看，继续战斗的人，在其不合理的行动中，存在着对天皇制的批判、对天皇制的拒绝。「直到昨天还在说『战斗到底，一亿人玉碎』，突然被命令道『老实投降』，谁会服从？『会无谓地送死』之类的道理简直荒谬。战局早已绝望，即便是在昨天为止的战斗中死去的战友，他们的死亡也早已毫无意义。对于他们的死，你们要怎么交代？」

这里面存在着对天皇制的反叛。以「天皇陛下的命令」为依据来试图停止战斗，是神志清醒的。但同时，这也是对天皇制的进一步屈服。对自己之前的言论负责，就是对天皇制的反叛，但那是疯狂的。这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困境。

这类电视节目的问题在于，通过简单地赞赏停止了战斗的人来结束讲述，从而巧妙地抹消了天皇制的问题。如此看来，即便「战后七十年」之际的报道多么热闹，仍然可以清楚看到，围绕那场战争的日本人的历史意识，依旧被诸多禁忌所覆盖。

更重要的是，能以自己的决心与判断决定即便舍弃生命也要战斗到底的人，同样也才能以自己的决心与判断决定：即便舍弃生命也要拒绝战斗。这正是日本投降前夕曾经存在过的革命可能性——如果本土决战发生的话，日本就很有爆发左翼革命，这是旧日本的统治者极为清楚地意识到的事情。单单看一下在1945年的日本政界反响极大的「近卫上奏文」的内容，以及当时各方对「近卫上奏文」的反响，就会知道他们相信只有尽早结束战争才能避免社会主义革命。正如河原宏所说，他们先是「与其革命不如开战」，开始了大东亚战争与太平洋战争，随后又是「与其革命不如投降」，选择接受波茨坦声明。当时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得知广岛被核爆后，竟然称这是「天佑」，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通过原子弹的爆炸，日本天皇制国家的统治阶级终于找到不得不说服自己尽早投降的理由了。

然而如此一来，随着日本全国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与亲自指挥下放下武装，本土决战的可能性也与革命的可能性一起消失了。于是，日本统治阶级以自行宣告战败的方式完成了对革命可能性的胜利，回避了「每个人最终通过自主的决心和判断来行动」的局面。此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级因为恐惧赤化，在战后的1951年接受了日美安保体制，甚至是裕仁主动向麦克阿瑟要求美军长期驻留。

1952年的裕仁一家

随着日本统治阶级清醒地接受永久性对美从属，甚至像在安倍内阁担任内阁官房参与发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一样毫不犹疑而自豪地说出，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是「骑士和马的关系」，根深蒂固地相信「日美关系的连续性就是一切」，这种思考方式也因他们的意识形态机器而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缔造出一个相信「只有日美同盟金瓯永固，日本才能维持独立国家的身份」的“想象的”共同体。战时随波逐流地相信为天皇而战的必然性，战后也随波逐流地相信屈从于美国的必然性——就这样，二战战时宛如天皇教地教育人民「没有天皇，日本就会亡国灭种」的「天皇制国体」在战后得到了彻底的重构，变成了「没有美国的保护，日本就会亡国灭种」的日美共谋的新国体。

正如在战前日本社会中，对天皇的崇拜被「自然化」一样，战后通过对生活方式整体的美国化，对美从属的心理也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被「自然化」。在这一点上，恰如恒木健太郎所言：

对美从属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因为，那只能在诸种现实背后的抽象中才能被发现。在日常视线看来，现代日本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零散的现象，只需分别采取个别的对策和改善即可。对于这种视线而言，高声谈论对美从属问题的人显得像是「异常的阴谋论者」，而将对美从属视为贯穿诸种问题的矛盾核心的人，则将停留在日常视线维度的人视为「做白日梦的可怜家伙」。

当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人将对美从属视作一种绝对的「氛围」，将控诉这一点的人视作不懂气氛的阴谋论者时，他们的这种观点也绝非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后的产物，而只是一种缺乏主体性的从众思考。

回到日本投降当时，1945年8月时正在狱中的荒正人曾说道：「我幻想着，美军进攻东京之时，以热爱日本的国民为基础，会组成广大的『人民战线』……在长野县一带，会出现『日本人民共和国』……我也推测，激烈的内战发生时，将分裂出两类人，一类是聚集在『日本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共主义的人，另一类便是与美国妥协的人。」

在1945年8月15日的那一天，日本军队听从「玉音放送」而放下武器的同时，日本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发起「革命」，通过自己的意志与行动终止这场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可能性也消失在历史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毫无抵抗地按照天皇的要求，接受了美军赐予的自由主义与日美同盟，并将此国体「护持」至今。难道不能说，这种随波逐流、缺乏主体性、拒绝凭自我意志斗争到底的姿态，就是今天日本社会的现状——将对美从属视作自然之物、相信越亲美反华，越能独立自主——的母体吗？

参考文献：

『「右翼」の戦後史』（安田浩一）

『流言·投書の太平洋戦争』（川島高峰）

『講座派的問題設定の特徴と課題について ――『国体論』に対する恒木健太郎氏の議論に寄せて――』（白井聡）

『永続敗戦論』（白井聡）

『戦後政治を終わらせる～永続敗戦の、その先へ』（白井聡）

请关注我们及友号，并打开公众号点击右上角“···”，将我们设为星标，以获得更多信息：

若您有能力，请赞赏我们的工作。我们将把全部所得同“北叙利亚通讯”一起集中支持巴勒斯坦人等灾难中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