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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跋记

《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

黄国荣 著

作家出版社

从韬奋先生说起

因到韬奋基金会做事，不能不查询研读邹韬奋先生的相关资料，深入了解之后，不禁为他的职业操守所震撼，思昔看今，感慨万千。

他父亲自然也望子成龙，希望他搞工科当工程师，在南洋公学他学的是机电；他逆反，偏偏爱文，就读圣约翰大学期间就翻译发表外国作品，给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撰稿。毕业后到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兼翻译，不久便到职教社做编辑，并兼职《时事新报》的秘书。1926年《生活》周刊创刊第二年，他接手做了杂志主编。当时刊物发行量只有两千八百份，人就他和徐伯昕外加兼职会计孙梦旦。自此，他把自己的毕生全部倾注给了这份事业，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求变、求新、求发展。“努力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追求“有价值、有趣味”的风格，每期几个栏目，他用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等笔名撰稿。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深感国难之痛，迅速将刊物的内容从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由原来的“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转变为“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生活》周刊这个职业教育刊物瞬即变脸为新闻评述刊物，“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这正契合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愿望，刊物发行量猛增到十五点五万份，创下当时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他既是出版家又是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翻译家，一面搞出版（亲手创办、主编了“六刊一报一店”，即《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五日刊、《生活日报》和生活书店，一面笔耕不辍，翻译了《革命文豪高尔基》，撰写出版了《经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大众集》《坦白集》《患难余生记》等著作，身后结全集十四卷，约八百万字。

（来源于网络）

韬奋先生是位民主人士（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自《生活》周刊始，他把办杂志出版图书，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作为一生的事业奋斗，把新闻出版当作阵地坚守。其“团结御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与主张，与蒋介石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相悖。蒋介石很欣赏他，用尽了劝、拉、请、合、逼、打的种种手段：先派胡宗南劝其转变立场与政府站一起；再派他同学、中统副局长徐恩曾和国民党政要张道藩、刘健群拉他到政府做官；再委托杜月笙出面请他去南京相见；再是当面劝他加入组织；后又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要他将生活书店与国民党的正中书局和独立出版社“合并”“联合”“扩股”，统一归他掌管，确保他人生与事业双安全。韬奋先生笑称自己是个不识抬举的人，他让杜月笙转达蒋公：“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韬奋先生如此不给面子，其命运可想而知：杂志屡遭封杀，生活书店在全国的五十五家分店被一一查封，人员被逮捕；他自己几次上了特务捕杀的黑名单，以致全国通缉，密令就地正法。为此，他与沈钧儒等“七君子”一起被捕入狱，关押二百四十三天，六次流亡海外、他乡，最长的欧美流亡长达两年。他始终不屈服，永不放弃，《生活》周刊被封，《新生》诞生；再封，再创办《大众生活》；再封，又创办《生活星期刊》；抗战爆发，又改办《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五日刊。在整个过程中还创办了《生活日报》、生活书店，在战争年代就搞全国连锁经营。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不绝如缕。

韬奋先生因何对自己追求的事业如此执着，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做事，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业。”“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文学与事业是一种信仰

韬奋先生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不怕挨穷，不怕遭埋怨，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所以他被国家公布为新闻出版界唯一的一位公祭烈士。

韬奋先生对事业的这份执着，让我想到一个词，叫作定力。

定力是佛教语，是佛和菩萨的十种法力之一，谓坚信精进、专为坚定之心。

佛教是一种信仰，大凡精神崇拜都离不开信仰。信仰，相信与敬仰，假若不相信、不敬仰，何谈信仰？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喜爱的精神寄托和精神事业，何曾离得开信仰？

文学也是一种信仰，它是人类精神与灵魂的另一种寄托。文学的旨意是崇尚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褒扬真诚，贬抑虚伪。这种旨意构筑于全人类共同、共通的心愿与情感之上，它与宗教有着某种共同与相通的内涵。立志于文学，也就把个人人生的信仰、理想与追求归依文学，把它当作一份终生事业来践行，这自然需要宗教教徒对宗教信仰那种虔诚，需要那种矢志不移、坚贞不屈的定力。出版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没有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民众情怀，怎么能够为此奉献自己的青春与智慧？

在当下“互联网+”时代，从事写作的人数以亿计。对这种全民写作、全民出书的状态，我想跟所有有志于此的写作者做一沟通交流。

按说，有志于文学者，愿以作家为荣、以写作为业的人，本身是对人生做了选择。这虽不像出家人“剃度”要履行庄严的程序，但无疑也是一种人生抉择与决断。据我所知，这支队伍中，不少人是弃官从文、弃商从文、弃教从文、弃医从文、弃武从文……他们并不糊涂，他们清楚在原领域里付出同样的心血，会获得比这一行更光明的前途、更丰足的财富、更瞩目的业绩、更优厚的待遇，但原本的事业不是自己最热爱最倾心的，他们愿为自己的选择放弃按部就班、安闲自在，甘愿接受逆向挑战，甘愿承受清贫与清苦。

既然文学在有志者心目中如此神圣，那么定力便是他追求这份事业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素质与品格。可现实又如何呢？无论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也不管是曾经名噪一时的还是始终家喻户晓的，真正以文学为事业和信仰，并愿为此付出自己毕生心血，不遗余力地终生探索研究，笔耕不辍且名副其实的作家又有多少？

有的刚进门便歇手退却，是一时头脑发热望错了山、进错了门，还是文学让他感觉无光可沾，认定全凭自己的手艺辛勤耕耘一世清苦不值？有的成功一举之后再也不举，如昙花般瞬即凋谢，是自己亲历事件的巧合局限，还是一时心血来潮、偶然冲动的意外收获？有的因何舞文弄墨、不研文学而只做文章，不从生活出发而从仕途着眼，把应景之作和获奖证书当敲门砖，削尖脑袋去钻营当官？有的原本很有文学天赋，写出过力作佳作，因何为利益所惑，放弃初衷、抛弃文学，一心去编写更能快速捞钱的影视作品？也有的因何过早江郎才尽，进入写作衰老期，写作寿命比体操运动员的竞技寿命还短？还有一些名家，因何一部接一部地重复别人、重复自己，忽悠粉丝和读者，对文学却没丝毫贡献？批评家又因何不去寻找作家、寻找作品，而只应付人情与版面？……

凡此种种，似乎都与文学精神格格不入。

缺定力

要求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都必须为文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似显苛刻。人各有志，百姓百心。选择人生之路，是每个人的权利，谁也不能侵害。人一生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今天想做这，明天想做那；你想做官，我愿为民；你喜争名逐利，我爱无私奉献，那是个人的自由，不可强勉。信佛教的出家人也无法全做到虔诚如一，成佛者有之，修成正果者有之，破戒成“花和尚”者有之，半途弃佛还俗者也有之。文学更只是爱好，没有任何戒律与约束，朝爱夕弃也无不可。然“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文心雕龙》）。与宗教比，文学所需的虔诚应更高一个层次。因为文学没人布道，也没人规劝，更没人胁迫，纯粹出于个人喜爱。文学对于任何人无所要求，全凭你个人兴趣与意志。假若你深爱它，对它虔诚，上下求索而孜孜不倦，百折不回而苦苦追求，它便与你亲近，陪伴你一步一步登上圣殿，接近那光辉的顶点，帮你留下一个个只属于自己的独特足迹和永恒篇章。假若你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玩弄它，它也不会嫌弃你，只是它无法与你接近，也不知你的取向，无法与你相伴相随，你也就不可能领略它的真谛，你只是在码字而已。至于写什么、写得如何，连你自己都含糊混沌，即便借助某种外力或手段，把自己经营得名噪一时，甚至获得这样那样的奖励，但不可能长久，作品终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今天可能洛阳纸贵，明日或许废纸一堆。

今天我们可以说不缺钱，不缺房，不缺文化，也不缺写作条件，不缺生活资源。缺什么？缺定力。

做事没有定力的人，好比空中的风筝，只能随风飘摇。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定力呢？

应该不会是待遇。要说待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家大都是以写作谋生的自由撰稿人。韬奋先生结婚后，为了养家，他只能同时给几家报刊撰稿；流亡香港时，新创办的《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因往内地邮寄成本过大而亏损，流亡欧美借的债没还清，范长江发现他家的穷困尴尬后，预付他《抗战以来》在《华商报》上连载的稿费，才得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今天的作家谁还要经历这种艰难？

也不会是写作环境。要说写作环境，鲁迅他们那个时代最为恶劣，他们写的许多文章只能用笔名，否则就会惹来麻烦。韬奋病重到上海治疗都不能用真名，四次换医院四次用化名，直至病逝用的都是假名“李晋卿”。今天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可谓国泰民安。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写作应该有了更大的空间，现实不是没有言论自由，而是言论自由到了该有所收敛的时候了。

更不会是生存风险。当年鲁迅与邹韬奋两位先生去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葬礼，他们两人也在特务的黑名单上，鲁迅倒是幽默地跟邹韬奋说：今天我出门就没带钥匙，没打算回得去！今天的作家，是受人尊敬的灵魂工程师，享有很高的荣誉。别说人身受伤害，其作品的著作权和署名权都受法律保护。只要个人不去以身试法，没有人身安全问题。

过去，鲁迅、韬奋先生他们为了自由，为了国家存亡，为了民族尊严，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用文学去捍卫自己的信仰、立场和主张，坐牢、遭枪杀的威胁，都没有让他们有丝毫动摇，他们像战士一样战斗在文化阵地上，手中的笔杆子发挥着跟枪杆子同样重要的战斗作用。今天，我们又是如何面对文学事业的呢？又在如何奋斗呢？

说到底，定力是由信仰与胸怀决定的。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胸怀，就有什么样的定力。邹韬奋在出狱欢迎宴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才是真正的胜利！

他的信仰是国不可亡，民族不可侮，中国人必须停止一切内战，团结一致抗日。为此，他愿意牺牲个人的一切。因为他心里装着国家存亡，装着民族安危，才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

影响定力的根本原因，只怕是心里装的东西太多太杂。也许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诱惑人的东西实在难以抗拒。在市场经济更显生存竞争压力的时下，谁都没权利劝导别人追求什么、不追求什么，我所发感慨仅对有志于文学、有志于文学出版、愿以此为荣的文人、出版者而言。当你把自己的人生跟文学结缘，决意在文学上有所作为，那么你就静下心来，学会放下，淡看一切，反观自己，修正行为，洗礼心灵，确定好文学目标，并为此不遗余力。不管你跋涉到何处，只要你能问心无愧地跟自己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智慧与心力，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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