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门宦诞生之前，西北回民社会的基本单元，是遵循传统的“格底目”教坊。
简单来说，每一座清真寺对应一个独立教坊，教民以清真寺为核心，开展日常礼拜、婚丧嫁娶等事务。各个教坊之间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完全是平行关系。
主持宗教事务的阿訇，由本坊教民共同聘请，只负责本地的宗教仪式，没有跨地域的管辖权力。
这种模式下，回民社会长期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凝聚力只局限在单个村落、街区，跨区域的社群联合几乎无从谈起，整体组织力非常薄弱。
明清之际，源自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沿着古商路传入中国西北。和传统教坊侧重履行日常宗教义务不同，苏菲主义更看重个人的精神修炼，主张在导师的指引下，通过特定的修行方式，追求精神层面的提升。
这种修行模式的核心，是作为引路人的导师（苏菲语境中称“穆勒师德”）。教民将导师视为精神纽带，对其高度信赖与依附。随着信众增多，这种松散的师徒关系逐渐固化：导师的宗教权威开始代代传承，或传子嗣、传弟子，围绕核心导师慢慢形成了固定的教团。
原本各自独立的教坊，逐步被纳入这套层级体系之中：教民不仅要遵从导师的宗教指引，缴纳宗教奉献，还要参与教团组织的集体活动。最终，以教主为核心、跨地域分布，兼具宗教与社会影响力的层级化组织成型——这就是后世所说的“门宦”制度。
门宦出现之前，回民社会的世俗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地方乡绅与官府手中，阿訇的角色更偏向“仪式主持者”，几乎没有世俗影响力。
门宦兴起后，教主凭借宗教权威，迅速成为社群的核心角色：教民间的纠纷由教主调解，对外事务由教主出面协调，其意志对教民有极强的约束力。原本分散的个体，通过门宦形成了跨地域的联结，整个群体的凝聚力、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都大幅提升。
苏菲主义本身就有不同支派，传入西北后，又结合本土环境演化出不同的教义阐释。清代西北逐渐形成嘎德仁耶、虎夫耶、哲赫仁耶、库布仁耶四大门宦，每个大门宦之下，又陆续分化出大小不一的分支。
比如虎夫耶门宦，就衍生出毕家场、花寺、穆夫提等多个支系。不同门宦、不同分支，在宗教仪式、教义细节上存在差异。起初只是理解层面的分歧，随着信众规模扩大，慢慢牵扯到资源与影响力的竞争，矛盾也随之加深。
乾隆年间，河湟地区的教派分歧逐渐凸显。马来迟创立花寺门宦，简化宗教仪式，教义通俗易懂，很快收获大量信众；其后马明心创立哲赫仁耶门宦，主张教权“传贤不传子”、反对过度收取奉献、帮扶底层民众，又吸引了大批普通教民，被称为“新教”。
两派的摩擦从教义分歧逐步升级。地方官府起初持“各尊祖教”的中立态度，后续处置失当、偏袒一方，甚至以“邪教”名义打压新兴教派。高压政策不仅没有平息分歧，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引发乾隆四十六年的苏四十三事件。事件平息后，清廷延续严苛的限制政策，进一步让教派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成为西北社会长期动荡的诱因之一。
门宦制度也深刻改变了回民社会的经济结构。按照宗教传统，教民缴纳的天课与各类奉献，成为门宦的核心经济来源。
教主以此为基础购置土地、修建清真寺与拱北（教主陵墓），部分门宦还涉足商贸经营，逐步积累了大量土地与财富，形成了以门宦为核心的经济体系。教民与门宦之间，除了宗教依附，也多了一层经济联结。
发展到后期，部分门宦出现权力世袭、土地兼并等问题，教主阶层与普通教民的差距逐渐拉大，内部矛盾也日益显现。
门宦势力的不断壮大，也引起了清廷的警惕。经历多次社会动荡后，清廷陆续出台限制政策：拆违规拱北、约束教主活动、推行保甲制度，试图削弱门宦的社会影响力。
到晚清时期，朝廷对西北的管控力持续下降，部分门宦势力与地方力量深度结合，形成了兼具宗教与世俗影响力的地方集团。比如河州马占鳌家族，就在同治年间的社会动荡后逐步崛起，成为西北重要的地方力量，门宦也成为维系地方社会运转的重要纽带。
门宦制度，是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西北回民社会孕育出的独特宗教组织形态。
它打破了传统教坊的分散状态，构建了跨地域的社群联结，大幅强化了群体凝聚力；但在清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教派分歧、治理失当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也给西北社会带来了长期的动荡。
参考资料：
1 马通. 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2 白寿彝. 回族简史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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