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公投外国人占比27%，奥地利暂停难民团聚

从国家优先到欧洲优先：欧盟试图重新掌控移民问题欧盟新的《移民与庇护公约》只是布鲁塞尔明显转向的第一步。这一转向既回应了欧洲社会的诉求，也与更极端政治力量的立场直接相关。

最近几天，甚至几周，欧盟委员会的走廊和会议室里反复出现几个词：“规则”“管控”“传递安全感”，甚至“避免事端”。这些词都指向移民，以及布鲁塞尔已经开始推进的移民政策收紧过程。

第一步是《移民与庇护公约》。该公约已于周五生效，其中包括加强边境管控、加快遣返程序等内容。下一步将是“遣返中心”。这一做法直接借鉴了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推动设立的相关中心。也就是说，原本被视为极端的方案，正在成员国自身的要求下变成一种常规做法。

这正是欧盟政策明显转向的最好例证，而激进政治力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欧盟正把西班牙呼声党在国内主张的“国家优先”，提升为某种“欧洲优先”。

甚至不必加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限定。因为在欧盟行政机构和绝大多数成员国首都看来，许多欧洲选民已经通过选票表达了自己的要求：优先保障本国居民；面对他们认为由移民带来的安全威胁，加强街头安全；不要削减本国居民的权利，也不要要求他们为外来者承担额外负担，尤其是在许多外来者并不愿意融入的情况下。

欧盟内政与移民事务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上周四在与包括《世界报》在内的多家媒体会面时表示：“西班牙的情况不同，因为其中80%的人实际上来自拉丁美洲。”但在法国一些与伊斯兰移民高度相关的地区，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在荷兰，主要由摩洛哥裔人士组成的“摩洛哥黑手党”已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甚至曾袭击政界人士。布鲁塞尔同样面临治安恶化和融入不足的问题。

莫伦贝克已经不再是那个曾为伊斯兰恐怖分子提供藏身之处的街区。当年，这些人制造了巴黎巴塔克兰剧院袭击以及布鲁塞尔袭击案。但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仍不时发生枪击事件，甚至有人携带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在街头出现。事发地点距离欧盟机构仅数公里，而相关行为所表现出的有罪不罚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更严重的是，比利时存在沦为“涉毒问题严重国家”的风险，已有多名法官发出警告。安特卫普一名法官去年秋天就曾警告说：“比利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黑手党结构，它们已成为一股平行力量，不仅挑战警方，也挑战司法权。”她还说：“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有组织的威胁，它正在侵蚀我们的制度。”

这与荷兰的情况有明显相似之处，而移民因素在其中同样至关重要。德国则是最能说明移民问题如何从单纯的人道议题转变为治理议题的案例之一。乌克兰战争期间，柏林允许乌克兰难民例外进入德国主要社会保障体系“公民金”。这一措施背后有明显的人道和政治逻辑。自俄乌战争以来，德国已接收超过120万乌克兰人。

此外，德国境内还有超过300万人处于不同形式的国际保护之下，其中包括约100万叙利亚人和超过100万乌克兰人。这使移民问题成为一个结构性议题。

那项决定后来演变成移民辩论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争议并不只在于，单身成年人每月可领取563欧元“公民金”，伴侣中的每名成年人可领取506欧元。

这项福利还包括住房、供暖、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和融入支持。实际操作中，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每月可获得超过1300欧元的直接补助，另加房租。一

对带两个孩子的夫妻，不算住房补贴，每月补助可超过1800欧元。正是这种“整套援助”的形象，推动了政治争论。许多民众无法理解，为什么刚到德国的人可以立即进入与德国失业者、或那些在需要公共支持前已为国家缴纳多年税费和社保的人相同的保障体系。

这种特殊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乌克兰人不仅进入了与德国“公民金”领取者相同的体系，他们获得的待遇也优于其他难民。叙利亚、阿富汗或伊拉克难民仍需适用普通庇护申请人制度，而乌克兰人则可借助欧盟临时保护机制，直接进入福利国家的核心体系。

德国政府决定取消自2025年4月以来新抵达的乌克兰难民直接进入该体系的资格，目的正是结束这种双重例外。这一决定并不只是出于财政原因，也意在重新建立对社会福利准入的“可控感”。

欧盟新移民公约的生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它并不是要限制成员国的行动能力，而是建立一个共同框架，使各国更严格的本国政策在政治上更容易辩护。

布鲁塞尔将其描述为对共同挑战作出的欧洲回应。但对德国这样的政府而言，这也意味着重新获得政策操作空间，并向本国民众证明，移民问题重新处于控制之下。

奥地利或许提供了最直白的例子。该国政府以融入能力已达上限为由，暂时中止了难民家庭团聚。官方理由是学校、住房和公共服务承受的压力。总理克里斯蒂安·施托克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避免系统“超负荷”。

丹麦多年来一直将某些福利与实际居住、就业和融入情况挂钩。荷兰则在收紧接收条件，并减少例外情形。这些国家都不会在官方层面直接提出“本国优先”。但它们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进入福利国家最慷慨核心部分的资格，将越来越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在本国扎根、是否融入、是否对国家作出贡献，而越来越少取决于其“刚刚到来”的身份。

问题的核心并不只是经济。现实中还存在一个社会承载能力的问题。住房、学校、交通、医疗和社会救助都是有限资源。移民压力越大，在不引发社会紧张、不削弱公共

服务的前提下实现融入就越困难。这个问题本周日在瑞士将以更直接的形式出现。瑞士选民将就一项由瑞士人民党推动的公投进行投票，目标是在2050年前阻止全国人口超过1000万。

如果人口达到950万，政府将被要求采取措施，尤其是在庇护和家庭团聚方面。如果人口达到1000万，瑞士甚至可能不得不重新审视与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安排。

目前，瑞士人口约为910万，其中近27%为外国人，这是西欧最高比例之一。公投支持者称，移民正在加大住房、租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压力。

反对者则认为，这是一个由民族保守右翼推动的项目，将威胁瑞士的经济繁荣及其与欧盟的关系。但抛开政治争论不谈，柏林、维也纳和瑞士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一个社会究竟能吸收多少移民，而不打破其经济和社会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