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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前，我在白宫参与处理的第一个重大公共政策议题，是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先拯救社会保障”。尽管当时预计社会保障基金还要再过30年才会耗尽，但整个国家似乎都被这个问题牵动。几年后，乔治·W·布什对这场迫近危机的重视程度之高，以至于他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推动一项解决方案。
本周，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理事会宣布，面向退休人员和遗属的信托基金将在仅仅六年后耗尽。也就是说，再过六年，数千万美国人可能会看到自己的福利金被削减22%。这场危机已经比克林顿或布什时代任何人所想象的都更近。领取社会保障福利的人并没有愤怒地走上街头，也许是因为他们凭经验知道，自己会被放过。真正将被迫付出代价的是其他所有人。
美国很可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再次把它往后拖，从联邦预算的其他部分抽调资金，填补这一项目的缺口。然而，联邦预算的其余部分已经承压，而且压力正与日俱增。再给它施加额外压力，就意味着用于儿童教育、癌症研究、驱动经济增长所需基础设施以及许多其他必要事项的资金会减少。
克林顿和布什都曾警告，社会保障基金越接近失去偿付能力，真正实现持久改革的选项就越糟，政治和经济上的约束也会越大。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的一名助手曾把社会保障改革称为美国政治的“第三轨”：碰一下就会被电死。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大约20%的投票年龄人口正在领取社会保障福利，这个群体太庞大，政治人物不敢冒险疏远他们。六年后，这一比例将达到约30%。
果不其然，现在我们越来越接近悬崖边缘，两党政治人物不但没有踩刹车，反而把油门踩得更深。2024年通过的一项两党立法扩大了部分州政府雇员的福利，却没有为新增开支安排资金来源。特朗普总统的《大而美法案》包含一项事实上的福利增加，而这一增加是以部分指定用于社会保障的收入为代价的；过去一年社会保障前景预测的恶化，有四分之一归因于此。所有这些都在加剧我们本该努力解决的问题。现在还有人讨论通过一项法律，让从预算其他部分抽钱变得更容易，而这也会让解决根本问题变得更难。
参议员比尔·卡西迪（Bill Cassidy）和蒂姆·凯恩（Tim Kaine）找到了一种办法，让这个坏主意变得更糟：他们不只是要借入资金来填补社会保障预算缺口，还要让政府把这些钱投资股市，并寄望于股市持续取得高回报。如果事情真有这么容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台无限赚钱机器了。
那么，什么才能解决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只靠削减福利来填补缺口，就需要立即平均削减约20%的福利。国会不会挥下这把刀。只靠增加收入来填补缺口同样不太可能：如果把社会保障税适用于所有收入，而不是像现行制度那样只适用于最高184,500美元的工资性收入，那么最高有效税率将被推高到50%以上。这样一来，进一步向富人加税以弥合预算赤字或资助其他优先事项的空间就不大了。
现在仍有时间以正确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是看清这个制度没有保护好哪些人。美国每年在社会保障上支出约1.5万亿美元，却仍有数百万老年人陷于贫困。按照我的估算，如果配置得当，只需动用该项目预算约3%的资金，就可以让所有老年人脱离贫困。任何改革方案，如果不分对象地全面保护福利，却让最贫困的老年人继续困在原处，那就是把轻重缓急完全搞反了。
其余选项早已为人熟知：把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使人们寿命越长，就必须等更久才能领取全额福利；进一步调整福利计算公式，减少向较高收入受益人支付的金额；或者通过提高工资税税率，或扩大税基以覆盖所有层级、所有形式的薪酬，从而增加税收。
我个人更倾向的方案，是优先增加新的收入来源。不过，根据预算规则，社会保障改革需要60票支持，这意味着两党议员必须就任何改革达成一致。希望他们能找到某种共识，而且这种共识不是以牺牲我们的孩子及其经济未来为代价。
杰森·弗曼（Jason Furman），弗曼先生是特约观点撰稿人，曾于2013年至2017年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White Hous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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