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经观评论
张林/文时隔26年，一部诞生于利率管制时代的旧规，终于迎来系统性大修。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对1999年颁布的《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的全面替代，也是利率管理从政策主导转向法律规范的一个重要节点。
新规最受关注的改动，是取消了沿用20余年的逾期贷款罚息规则。现行规定源自2003年人民银行的一份通知：借款人逾期，银行可在合同利率基础上上浮30%至50%作为罚息；若挪用贷款，则可上浮50%至100%。这在当年有其合理性，彼时利率受行政性制度管控，基础利率始终稳定，按固定比例上浮罚息的做法既简单又公平。
但现在，利率市场化已全面落地。贷款利率早在2019年就改以LPR加减点的方式定价，基准报价利率随市场频繁波动。在这一背景下，再以固定比例上浮计算罚息，既与定价逻辑脱节，也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大量纠纷。近年来，法院以“显失公平”“不合理加重责任”为由调减罚息的案例时有出现。
新规规定，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一律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且不得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这一变化对普通借款人而言具有实质意义。以一笔利率为3.5%的按揭贷款为例，在旧规下一旦逾期，罚息利率将攀升至4.55%至5.25%；新规落地后，双方可在合同阶段即明确更具弹性的罚息安排。
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存贷利率市场化定价已经给了银行充分的风险定价空间，罚息不应再成为第二道“风险溢价”。当前银行业净资产回报率并不低于制造业等实体行业，比如上市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在10%左右，偏高的贷款罚息或许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导向有所偏离。
站在银行自身角度来看，当前信贷市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放款难”与“资产荒”。由于企业和居民风险偏好偏低，即便存款利率近三年累计下调100个基点，大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已降至0.95%，居民新增存款却依然在增长，而新增贷款规模却呈现一定收缩，特别是全国零售贷款增速放缓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贷款罚息主动下调不仅有助于鼓励信贷投放，也有助于改变企业和居民的风险偏好。特别是对于因突发失业、疾病等原因短暂逾期的借款人而言，这将为其提供更大的谈判空间和缓冲余地，反而有利于避免其彻底放弃还款。
当然，协商结果是否能达到预期与双方地位是否对等息息相关。当银行与优质客户之间进行谈判时，优质客户获得罚息下调的空间比较大；但对依赖小银行贷款、缺乏替代融资渠道的中小微借款人而言，协商可能是形式大于实质。
这就是说，未来罚息将是博弈问题。后续是否有政策为罚息设置上限、建立窗口指导，或将决定这一改革能惠及多大范围的人群。
从国际比较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对罚息普遍有明确上限约束。比如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信用卡罚息设有上限，欧盟消费者信贷指令要求罚息不得超过合同利率加一定基点，德国民法典规定逾期利息不得超过同期基准利率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此前旧利率规则的罚息水平在国际范围内偏高。本次新规放开贷款利率协商、未设上限，但降低罚息比重或是改革自然的引导方向。
如果说罚息修订主要服务于借贷两端的个体，那么新增对高息揽储的法律界定，则是对整个银行业生态的系统规范。新规明确金融机构不得通过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包括但不限于违规手工补息、突破自律机制约定的利率上限等。
随着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净息差不断收窄，部分银行为冲高存款规模将手工补息异化为变相高息揽储的工具，对大型企业客户在约定利率之外私下承诺额外利息返还，形成账外操作。有些银行则引导企业以保证金或存单质押开票、贴现后回存，循环做大存贷规模，在账面上制造繁荣。
此前对上述行为的约束主要依赖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法律效力有限，执行边界模糊。此次将高息揽储的界定写入部门规章，意味着相关行为从自律层面的“不提倡”升级为法律层面的“被禁止”。
对商业银行而言，这一规则堵住了负债端的竞争捷径，倒逼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精细化定价的本源。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降幅已较往年同期大幅收窄，负债端成本逐步规范，是净息差企稳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银行净息差的趋稳，以及银行在揽储层面的竞争更加良性，都将成为贷款罚息下调的有利因素和条件。■
（作者系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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