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明清的“两京”

明太祖于公元1356年进据金陵(当时名为集庆路),利用金陵的形势同地位，作了他的事业发展的基础。1368年大明建国，定金陵为国都，称南京(当时开封称为北京),目的在“宅中图大，控制四方”。到1378年又改称京师。明成祖即位以后，因为他兴起北平，与北平有三十二年深密的关系，同时注意到北方疆土之辽阔与边防之重要，遂改北平为北京，称为“行在”。成祖本人时常驻居北京，各部主要官吏也随之北上裁决政务，称为行部，而南京则由太子监国。自此，政治中心渐渐由南京移到北京。到1431年，正式改北京为京师，京师为南京。

在明代迁都以后，因为南京曾经作过六十六年的都城，又是明太祖孝陵所在，所以体制上始终没有降低。在南京有六部，有卿寺，有科道，并且有宗人府；只是没有“献替可否，票拟批答”的内阁。南京官署的职掌、分司，依然遵守旧制，没有改变；只是员额较少。他们主管的范围，虽然限于南京，不复照顾全国，但是各部依然有尚书、侍郎，各司依然有郎中、员外，品秩和北京一样。在南京有多量的军队，有四十九卫，有五军都督府，有守备，有操江，一切留守防护的工作异常完备。在南京有著名的国子监——所谓南监，学生自四方来学，出版的书籍通行全国。所以体例上我们看不出前后的差异。至于文物之盛，也依然与首都一样。

但是，在心理上，人们的观感就多少有些不同，南京和北京官吏的官阶虽然相同，而北京是国家最高政令所从出，是政治中心，所以一般官吏全愿留在北京，在嘉靖时，南京礼部尚书缺员，竟没有一个合于资格的人愿去。南京职官，虽然有时候不过是一个迁转阶级，而大家看来，总觉有些像左迁。事实上，也实在如此。嘉靖初年，李梦鹤被荐为御医，有人说他是贿赂桂萼而得，经法司审问定罪，后来又有人证明说是法司故意构成赃罪，于是刑部的郎中员外全都夺职，而刑部尚书周伦亦调为南京刑部尚书。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党争中，遇到机会一如京察，把反对党挤到南京去更是常有的事。所以南京有时形成了一个政治上失意人的聚集所。话虽如此，可是陪都究竟与普通城市不同，在南京，有天堑的形势，有开国建都的荣誉，有充足的保卫布置，有完备的崇高体制，有深入人心的陪都偶像，而且交通便利，地位适中，这全不是其他城市所能具备的。一般想以学问结纳天下知名之士的人，除了北京，全愿意住在南京，像明末复社黄宗羲、万泰、顾杲、杨廷枢、沈士柱，以及侯方域诸名士，就是其例。一般不得意而有才华，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招纳游侠，谈兵论政，与朝士广通声气，沽名要誉，希冀起用，北京既不便住，只好流寓南京，像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便是其例，所以南京往往是众流所汇。南京既有她特殊的条件与政治地位，每当国家发生存亡问题的时候，朝野人士总是首先想到她。崇祯殉国以后，史可法诸人所以很迅速的能在南京建立一个规复的中心，也就因为南京是南方的政治中心。

清太祖于1625年自东京迁都沈阳，1634年定名为盛京，1644年多尔衮入关，迁都北京，中间只有二十年历史。建都的期间，较之明初的南京相差很多，而且盛京的经营，全在太宗时候，当时满清只是一个塞外小国，一切体制虽说摹拟明朝，然而规模太小，不能与北京相提并论。多尔衮入关以后，他觉得“燕京势据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①,所以决议迁都北京。现在虽然没有看见当时沈阳人们对于迁都态度的史料，可是我们从满洲人们以往反对迁界凡，反对迁沈阳的情形，以及多尔衮六月建议迁都，而世祖九月才入关的事实来看，可以想像到，当时在沈阳的人对于迁都北京是很迟疑的。

清朝迁都北京，于是盛京仅成为东北的政治中心。入关以前，满洲人口少，迁都后，大部分相从入关，盛京只有小部分驻防。及因为保全地利的关系，许多山林矿产，全部封禁。因此，清代的盛京与明代的南京，体制上大不相同。最初在盛京设置内大臣为留守，后来改内大臣为昂邦章京，给镇守总管印，后来又改昂邦章京为将军。他的职责是“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②,这是明朝南京所无的。清代在盛京也设了各部，掌管盛京同边外的事务，但只有户、礼、兵、刑、工五部，而没有吏部，各部只有侍郎一人而没有尚书，此外也没有卿寺科道，这是与明代南京不同的。在盛京五部的官吏，只用满人，不用汉人，这也与清代北京各部满汉员额并设的制度不同。所以清代盛京的体制，远不如明代的隆重。又因为当时交通的困难，盛京虽距北京只有千余里，但许多人视为畏途。乾隆时候，有个人叫世臣，去到盛京作礼部侍郎，他非常不满意，作了许多诗，诗中有“霜侵鬓朽叹途穷”，“半轮明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①等句。我们于此可以推想当时一般人对于盛京是如何的怕去，如何的不愿久居了。

（原载《周论》第1卷第4期，194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