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剧本出演》：真正推动世界的，是人、关系，以及无数临场决定

编者按：生活无剧本，每天都是即兴演出。《无剧本出演》作者王军用40年的亲历，把基层治理中的博弈、人性与细节用文学一一呈现，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运转方式。他用“无剧本”来写时代变化和个人命运的交织，这本书既记录了体制内的真实经历，也补充了许多当代中国社会的细节，让个人经历在微观史中有了更特别的意义。

▋微观史展现的，

恰恰是历史最真实的底色

《无剧本出演》的叙事起点，是一个“下马威”。1982年夏天，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军，被分配到西安市委宣传部。第一项工作是起草一篇市委领导讲话，他“吭哧吭哧整了两天两夜，熬出洋洋洒洒五千言”，呈给处长。十分钟后退回，“十八页稿子，打了十八个大红叉，只保留了讲话标题，还有‘同志们’仨字和后边的冒号”。

这个场景，是体制内写作规则的无言宣示，也是一代知识分子进入体制时遭遇的第一次规训。处长那句“看看中文系水平”，轻描淡写却意味深远。文字功夫是官场的基本功，而“材料”则是体制运转的核心媒介。

“写材料”一节引了一句行话：“喝酽茶，尿黄黄，费电熬眼，耽搁睡觉。”

十二个字，道尽笔耕之苦。王军写道，有时任务急，晚上布置早上就要，“有些有参考资料还好，有些是无米之炊，俩眼瞪到快天明，一个字也写不出。当时就胡思乱想，要来场地震或者火灾就好了，我第一个去救，就把写不出材料这事糊弄过去了。”

这段自白，既有自嘲，也有对体制内文字工作者的深切理解。材料写作不是文学创作，它是政治意志的文本化，是决策与执行之间的中介环节。王军从写材料起步，最终成为“老手”，一年经手的调研报告和情况反映被中宣部采用十三篇，列全国第一。这个上升轨迹，本身就是一段微观的政治史。

但《无剧本出演》的价值，不止于记录个人成长。它提供了大量关于八十年代基层官场生态的珍贵细节。

“部长老左”工作较真，爱批评人，“本来脸就黑，一批评人脸就更黑”。但他对写作者既严且爱，“每次改完我写的材料，还要把我叫到办公室，把他修改的部分一句句念给我，让我把先后几稿改动部分整理出来，还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改”。这种师徒式的传承，是机关内部知识传递的典型方式。

▲许倬云和王军

老左也不总是黑脸，“午休时间组织大家打扑克拱猪，一赢他就很大声笑。但较真还是照旧，亲自算分记账，一丝不苟，谁被拱成猪，他就在谁名字上（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画一头猪，三笔两笔，很传神。年底部里联欢，都有一个保留节目，由我（老左任命的‘猪协’秘书长）来宣布全年拱猪成绩，并颁发奖项若干”。这些细节，使抽象的“体制”具象为可触可感的人际网络。

“干事老赵”的故事，更具社会学意义。王军1982年刚当干事，工资五十八块五，“每月存十五块准备娶媳妇儿用，剩下的还得省着花”。老赵大他二十多岁，工资七十二块，两口子加起来每月也就一百来块，“三个儿子站一起像一堵墙”。

王军问这点钱咋养仨小伙子，老赵操着洛阳话：“一个礼拜一只羊……”看王军吃惊，才抖出包袱，“羊……架子。”周末下班菜市扒堆，“剔得干干净净的羊骨架五毛钱一副，大锅一煮，掌点粉丝，掌点蒜苗，掌点味精，一人俩大蒸馍往汤里一泡羊肉泡馍。”礼拜一打断一条腿，又是一锅汤；礼拜二再打断一条腿，四条腿次第打断，一周就天天吃羊肉泡了。

这段对话，既是物质匮乏年代的生活哲学，也是普通人应对压力的幽默姿态。老赵的“羊架子智慧”，是民间生存智慧的典型表达。

《无剧本出演》的社会史价值，正在于此。它不是宏大叙事的复述，而是微观历史的填充。那些被正史忽略的细节——红叉、烧鸡、羊架子、被锁在门外的老太太——恰恰是历史最真实的底色。

▋治理现场，如何破局？

从机关到基层，王军的笔触随之转换。书中大量篇章涉及他主政一方时的治理实践。这些记录，不仅是个人政绩的展示，更是中国基层治理逻辑的微观呈现。

“周至费干部”一节，披露了八十年代县域政治生态的复杂性。王军写道：“那时刚从十年非常时期走出来，一些造反起家的‘闹’字号干部还把持着一些岗位，加上周至刚从咸阳地区划归西安市，市上派来的一些干部常常融不进去，歪风邪气盛行，工作局面很难打开。领导干部也不安心，班子频繁调整。”

一位B姓县委书记被搞得心力交瘁，“以割阑尾为名到西安住院，躲几天清闲。谁知几个‘闹’字号也没放过他，追到病房，拿草绳绑个萝卜，说：‘B书记，听说你肠子坏了，我们来看看你。咱周至穷，也没啥好礼行，喈，地里拔了个萝卜，你坐下。’”

另一位L姓书记，在西安也算能力强的干部，“有文化，爱书法。最早把道教圣地楼观台开发成旅游热点，其中主要的石碑是他题写”，后来也被整得灰头土脸调回西安时，某局长拉住不让上车，说：“L书记，你坐了周至几年车，先把这些年来回的油钱算一下。你走了，咱周至也没啥土特产送你，你把你在楼观刻的碑子背回去当礼物。”

这些近乎荒诞的场景，背后是转型期权力格局的剧烈重组。王军写道，后来“市委下决心刹住周至的歪风邪气”，市委副书记率领工作组蹲了大半年，“下硬手撤了几个‘闹’字号”，局面才渐渐走上正轨。这节文字，呈现了治理回归常态的艰难过程。

“清风正气”一节，集中体现王军主政一方的治理理念。对付文山会海，他有一套办法：合并会议、划小时间单元、讲短话。全区计划生育大会的讲话全文是：“讲话发给大家，不念了。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制，数字硬，工作也得硬。”当市委宣传部部长时，每年发行会必开，他的讲话全文是：“宣传部考核硬指标不多，《人民日报》发行是其中一项，要重视。”这种“干货”作风，是对形式主义的无声抵制。

而“拧瓶盖”“扯纸”“拉车门”三件琐事的批评，更见其抓风气从细微处着手的思路。他讲“拧瓶盖”：“开会、下基层，常常遇到下边同志拿瓶水，帮你拧开盖，塞你手里，也不问你喝不喝。这时，我会说，你这一个动作，有三个毛病，一是我不喝造成浪费，看你辛苦我勉强喝也是浪费；二是这瓶盖是刚拧开的还是早拧开的？我可能觉得不卫生甚至不安全；三是你瞧不起我，认为我手无缚鸡之力。”抓风气，就从这些小事抓起。

“开墙透绿”与“雁翔路”两节，展现城市建设中的博弈智慧。处理某部属大学拒拆门面房一事，对方放出“全校几千名师生都很愤怒，纷纷要求到区政府堵门”的话。王军将座机按到免提，当着对方拨通公安分局局长电话：“我刚刚接到某大学某主任报告，学校几千师生要到区政府堵门，现在正是敏感时期，要高度重视，马上调查处理。”

手机正在回话，座机里就传来主任声音：“王区长，区长……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十分钟后，大学书记打来电话：“刚才某主任胡说咧，我们已研究好了，全面按区上方案办。”

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应对，既守住原则又避免正面冲突。雁翔路修通过程中，村民抢占庄基地，乡政府两次贴《通告》无效。王军调来四台推土机，问乡土地所长带头村干部的庄基界线在哪儿，所长铲一锨白灰在院墙下画了一条线。

王军一声令下：“推！”四台推土机一字排开，从公路向白线推，“水泥楼板砖头瓦块轰轰隆隆全堆到了他家院墙上”。其他村民纷纷表态：“不劳政府大驾咧，我们自行恢复原状。”王军对乡长说：“看来这些村民不认你这《通告》，只认我这推土机。”这一“推土机逻辑”，背后是执法刚性的必要彰显，也是基层治理中“威慑”与“执行”的辩证法。

▲大雁塔

治理现场的微观实践，是《无剧本出演》的重要维度。王军没有抽象地谈论治理理念，而是将理念嵌入具体的场景、事件、人物之中。读者看到的不是“应该怎样”，而是“实际怎样”；不是“原则”，而是“实践”。

这种写作方式，使这本书具有了“治理文本”的价值。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些案例是理解中国基层治理逻辑的宝贵素材。对于实践者而言，这些经验具有可参照、可反思的意义。

▋到群众中去：

在群像中洞察人性

《无剧本出演》最动人的部分，是对人物的刻画。王军笔下的官员、百姓、文人、艺人，寥寥数笔即鲜活灵动。这种刻画能力，源于西北大中文系的底子，也源于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是基层干部的必修课。

“山民老杨”一节，写一个讲究的山里人：“藏蓝布衣，手工制作，针脚细密；头帕包法，别出心裁，原创专利；烟袋锅，竹竿铜嘴铜锅皮烟袋，锃亮难掩沧桑岁月。随便一开口都是‘木讷’‘相跟’‘呐喊’‘觳觫’这样的文言雅词。”深山里的文化遗存，就藏在这个老农身上。

“光棍老黄”的故事，更为沉重。1986年冬，王母岭村光棍老黄十六岁的闺女被人贩子拐跑了，王军走二十里山路去了解情况。“他屋里只有一口吊锅，半桩玉米，比别人家要小一号的土炕上堆着一床破棉被。我很难想象他和他的闺女是怎样共同生活在这小黑屋里，甚至想他闺女离开这里会不会更好。”

不知怎样安慰老黄，告别时，“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块钱塞到他手里，转身沿着弯弯的小路下山。走到半坡时，突然看到老黄从山上直线跑下来，横在我面前，捧着一顶装满核桃的破军帽硬塞到我手中。”这种“给予—回赠”，有民间道义的温度，也有基层干部与群众的朴素情感。

“菜农张社教”的故事，则呈现了另一种生命轨迹。九十年代中后期，王军在雁塔区当区长，有次道路选线，在丈八乡赶上饭口，看到一片菜棚，进去想摘个西红柿尝尝。

“一进菜棚，看见地上蹲了五六个菜农正在吃饭。他们看见我和局长、乡长进来，忙起身招呼。我一看地上摆的蒸馍、豆角烧豆腐，正合吾意，也没客气，抄上筷子拿了个馍就吃起来。”

问这棚种的啥苗，回答七彩菜椒，菜农指着三十出头的小伙说“让‘大拿’说”。原来这“穿着解放鞋、劳动布工装的‘菜农’就是农技站技术员张社教”。张社教如数家珍般介绍这些年推广的蔬菜新品种，让王军大开眼界。“他腼腆朴实的形象和沾满泥土的解放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研究干部，要提一位懂农业的街道副主任，王军提议张社教，“大家都说好”。

二十多年后，王军去秦岭脚下东石村看望老同事，张社教从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岗位退下来，“就住在村上。宽敞农家院扎了个塑料大棚，我进院子时他正在莳弄他的菜地”。菜棚中间放个凳子，“他吹葫芦丝时坐”，“大棚没风暖和，正好对‘菜’弹琴”。王军感慨：“从菜农，到领导，再到菜农，这是个好轮回。”这种“轮回”，是个体生命轨迹的自然归位，也是对官场进退的一种从容理解。

▋《无剧本出演》：

人物真实的历史位置

作为回忆录，《无剧本出演》的价值首先在于见证。书中写到的安启元、白纪年、王双锡等人物，都有真实的历史位置。

写安启元的一节，是全书篇幅最长、笔力最沉的一篇。安启元出生在临潼与渭南交界的零口塬上“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没有读书人”。腿有残疾的老父亲断气前留下话：“把两台地（塬坡地两层台阶）卖了，让老三读完中学。”靠着倾家荡产，安启元上了临潼最好的学校华清中学。

初中毕业恰逢新中国成立，“他靠着政府助学金，读完了高中，又考上了西北大学地质系”。五十年代中期，“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在西北大学地质系学了不到两年，他们作为新中国第一届地质专业学生提前毕业，“各地石油地质勘探单位纷纷抢人”。他们喊出的口号“‘我为祖国找石油，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五十年代的大雁塔

安启元五十年代末从西安地质所报名参加大庆石油会战。在会战中，他曾担任会战指挥部秘书科长，服务总指挥独臂将军余秋里。后来又到一线井下作业处任处长，“与铁人王进喜睡在一个炕上，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在动乱年代，“他与王铁人并肩战斗也并肩挨斗，在热气腾腾的屋里批斗完又拉到冰天雪地游街，刚被汗水浸湿的棉袄立刻冻成冰壳子，后来就落下了气管炎的病根”。

七十年代初，安启元被国家选派到阿尔巴尼亚担任专家组长和石油勘探大队长。“两年的国外生活，津补贴相当一部分花在了生活困难的工友和农村亲戚身上，回国时只买了一支国产的‘红双喜’球拍，送给爱打乒乓球的儿子。”

九十年代初，王军陪安启元在大雁塔接待刚刚退出领导岗位的耿同志，“当年的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一见到启元同志，就连称老战友”。回国后，他担任石油部物探局长，“那是石油系统最大也最有钱的单位”。在当时“再造十来个大庆”的氛围下，他率团出访欧美采购装备，“虽然手握巨额外汇，他锱铢必较，花好每一笔外汇”。

1976年唐山地震后，“经李先念、方毅同志点将，他临危受命，担任国家地震局主要领导”。1988年，中央派他到陕西工作，先后任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1991年初，王军调到省委做安启元秘书。安启元“工作要求严，生活上要求更严”。

▲九十年代的西安

党的十四大后，安启元担任中纪委常委，王军临时到中纪委工作一段时间。1994年11月，安启元回到陕西担任省委书记。来陕前，他把王军召到北京，“在京西宾馆向我传达中央主要领导的指示，交代我起草回陕就职讲话，强调团结，强调发展。后来这个讲话以省委文件的形式下发”。

王军在安启元身边只工作了短短两年，分别时，安启元告诫他：“别人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我这儿是大树底下苗不长。你到我这儿是正处级，回去还按正处级安排，以后要靠自己，好好工作。”

王军写道：“从秘书岗位退下，虽然当时职务没有提升，但我从启元同志那里学到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方法也让我受益终生，启元同志对我如师如父的情谊也伴随了之后的岁月。”这篇长文以一副挽联收束：“律己严格，待人宽厚，秦岭巍峨存浩气；大庆风雪，震区泥泞，渭水安澜系民情。”

安启元的故事，是“干部”一词的完整注脚。他从最底层走出，靠个人奋斗和国家培养成为高级干部；他在多个重要岗位工作过，历经各种考验；他对自己严苛，对他人宽厚；他在大事上清醒，在小事上较真。

王军写安启元，不避其功，不隐其细。那些看似琐碎的细节——两箱苹果、石子馍、自行车专车——恰恰使一个高级干部的形象丰满起来。这种写法，是王军对“干部”的理解：干部也是人，干部的人格是在日常细节中显现的。

《无剧本出演》的文学表达，继承了中国笔记传统。每篇不过千字，人物寥寥数笔即鲜活灵动。历史见证与文学表达的结合，使《无剧本出演》兼具史料价值与审美价值。它不是正史，但比正史更接近历史的温度；它不是文学，但比文学更贴近现实的纹理。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

正是一个“无剧本”的时代

书名《无剧本出演》，是理解全书的一把钥匙。王军在“后记”中写道：“从政大约是一次无剧本出演，有大逻辑，没有固定模式，要靠演员在大逻辑框架下临场发挥，甚至编写剧本，自导自演，设计场景，以及台词，才能演好角色。”

“无剧本”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指官场生涯的不可预设。组织找你谈话，你不知道下一句是什么；文件批下去，你不知道后果是什么；遇见的人，你不知道后会还有期还是无期。四十年职业生涯，没有一桩是按照剧本来的。

第二层，指个体在大时代中的被动与主动。时代有大逻辑，个人只能在大逻辑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但“无剧本”不等于“无作为”，恰恰因为没有剧本，个人的临场发挥才显得重要。

第三层，“无剧本”意味着没有既定的评价标准。官声这东西，“不在档案里，不在媒体上，也不在选票中，实实在在在老百姓心中”。没有剧本的演出，最终的评价权在观众——也就是老百姓手中。

“无剧本”的隐喻，还指向一个更深层的时代意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是一个“无剧本”的时代。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有剧本——五年计划、年度计划、生产指标、分配方案。

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些剧本，代之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逻辑。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没有固定模式可套，一切都要在实践中摸索。王军的职业生涯，恰好与这个“无剧本”的时代同步。他从基层做起，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每一步都是在探索中前进。他的个人经历，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真正推动世界的，

是人、关系，以及无数临场决定

《无剧本出演》读到最后，会想起王军写五号院的那句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本书也当得起这八个字。它不言，却让一代人的脚印从字里行间走出来。它不言，却让官场规则、治理智慧、人情冷暖、个体命运，都在纸上站住了。

作为个人信史，《无剧本出演》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份来自体制内部的观察笔记。作者亲历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治理的诸多现场，以个人经历为线索，勾连起四十年社会变迁的丰富细节。

这里有官场规则、治理智慧、人情冷暖，也有对时代问题的直面与思考。王军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高级领导还是普通百姓，都被平等地观察、理解、书写。这种平视姿态，使作品既有历史厚度，又有人性温度。

作为时代侧影，《无剧本出演》的价值在于它记录了那些容易被正史忽略的细节。红叉、烧鸡、羊架子、被锁在门外的老太太、草绳绑着的萝卜、暖水壶混进人民日报社、推土机前的白灰线、芦苇丛中惊飞的大雁、湖中小岛上的“月登阁”——这些细节，构成了历史的肌理。没有这些细节，历史就是干枯的骨架。

作为文学文本，《无剧本出演》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了中国笔记传统。每篇不过千字，人物寥寥数笔即鲜活灵动。语言洗练，不煽情，不矫饰。叙事克制，却有内在的张力。这种写法，使这本书在当下回忆录泛滥的出版环境中显得独特。它不是“官场回忆录”的套路，不是“成功学”的变种，不是“心灵鸡汤”的包装。它是王军个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的。

在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这样一部扎根泥土、见人见事的个人史，是对过往的备忘，也是对未来的提醒。提醒我们，大时代由无数小人物构成，小人物的悲欢，正是历史最真实的底色。王军用他四十年没有剧本的出演，替这些小人物，也替他自己，留下了一份底稿。这份底稿，值得后人捧读，也值得后人续写。感兴趣的读者，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本文节选自西安文理学院副教授、青年评论家张蕾《王军〈无剧本出演〉与一个时代的治理密码——论中国基层干部书写的社会史价值》一文，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先知书店尊重原创，版权为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