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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特别流行一个词,叫幸福者退让,意思就是,别人得罪你,但你要多想想自己拥有的一切,别和人斤斤计较。
这个名词,乍一听你觉得是胡扯,细想下来,还是胡扯。
我没做错事,被人侵犯了,还要退让,我晚上肯定睡不着觉,那样我就会很不幸福。所以这样一个我,活了十八年,从来都是念头通达。交朋友也只交不委屈自己,遇小人必还手的人。
我的好哥们律师张飞,就是这样一个人。
六岁那年,张飞的母亲离家出走,从此断绝联系。直到22年后,对方打来电话,管他借30万治病。两个月后,张飞却接到她的死讯。
原来母亲出走后遇到一个男人,被骗感情、骗光钱,连治病的钱最后都被卷走。得知真相的张飞被愤怒烧红了眼,打算向男人施以残忍的复仇。
这是张飞写作以来,感情最强烈的故事,原稿10万字,被我凝结成1万多字
——是的,你没看错,我只想给你看最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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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律所的业务停滞,我报名社区抗疫志愿者,那天刚脱下隔离服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面山东口音,问我是不是张雅的侄子。我想想,不认识,挂掉了。
手机再响,还是他,“你叫张飞对吗?你的姨妈叫张雅。”
我感到错愕,对方说他姓冉,是张雅的朋友,也是张雅居住地的村书记。
“你姨妈张雅去世了。”他说。
他让我记下公安局电话,具体情况跟警察确认。挂断后,我按照号码拨过去,警察说:“死者真名叫张霞,张雅是化名,应该是你母亲。”
这句话像炸弹一样落进我的心里,“轰”地一声炸开。张霞的确是我母亲,从六岁那年起我已经22年没有见过她,对她是思念还是怨恨,我分不清楚。
警察说需要尸检才能确定死亡原因,我拒绝了,她怎么回事我心里有数。
两个月前,我接到过张雅的电话。
电话接通,她先说出我爸的名字,接着又找张飞,说自己是张霞,我妈。
我的第一反应是遇到骗子,问了她几个问题,她一一回答了上来。我还是不确定,跟她通了视频,对面是一个苍老瘦弱的女人,脸色蜡黄,没有一点生气。
我不敢把她和记忆里的母亲联系起来。
外公是市里某单位的一把手,外婆是国内有名气的抗生素专家。记忆里母亲不愁吃穿,她很爱吃零食,永远白白胖胖,气质很好。除了眉心那点痣,我找不到这个瘦弱女人和母亲的任何共同点。
我截图,拿出旧照片对比,确定真的是她。
我们陷入沉默。我点了根烟冷静一下,尴尬地开口:“是你哈,没咋变。”
我问她找我什么事,她说她可能得什么病了,一直没去检查,她现在没钱看病。我看她瘦得皮包骨头,说话有气无力,就先转了点钱让她去做检查。
第二天我再给她打电话,问她大概需要多少钱,她说估计是癌症,没有社会保险,估计看病得二、三十万,希望我能借给她一些钱看病。
她说自己在山东有两套房,一辆车,只是手里没有现金,已经托朋友卖房卖车,会把看病的钱还我。
我明白,她一定是走投无路,毕竟二十二年来,她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那年疫情,律所业务遭到重创,我自己都只是混得温饱,哪里有那么多现金?但我还是找到搞贷款的朋友,贷三十万给她,拿我的房子做抵押。朋友很不理解:“你连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还贷给她三十万?”
我跟朋友说,钱可以再赚,时间与生命不能再来。花三十万,我能摸着良心说我这当儿子的对得起她,没有任何遗憾。
朋友很快打过来三十万,我转给张霞,没想到两个月后,等来她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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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那年,我爸在部队因为一些问题被捕。被捕前他有预感,不想牵连我和母亲,提前办理离婚,希望母亲能照顾好我和外婆,母亲却抛下我们离开了。
我不知道她是哪天走的。她带我吃了顿大餐,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到了周末,外婆直接把我接到老房,我再也没回过原来的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走时卖掉家具,空调都不剩,整个家都腾空了。
为了不让我难过,外婆给我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封信,信的落款有母亲和父亲的签名。外婆告诉我,这都是在外工作的父母给我的,信里总是提到让我好好学习,注意安全之类的话。
每当有同学怀疑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我就拿出那些随身携带的信件,证明父母只是在外工作,很久不能回来。我还自豪地以为母亲是个特工,她在信里说自己需要经常出差,总是换地方,我想给她回信,也不知道寄往哪个地址。
有一次,外婆把我带去派出所,警察叔叔和我解释,说母亲现在的工作跟他们有关系,所以要问我一些问题,其实是编了一堆谎话蒙我,我就更坚信母亲是个特工了。
可是这些善意的谎言,没有让我过得更好。
四年级下学期的一天,班会结束时,班主任突然跟所有同学说:“张飞的家里出了点事,他和外婆相依为命,你们以后不准再欺负他了。”
全班四十多双眼睛“唰”地一下转向我,像四十多根冰冷的针,扎得我浑身发烫。我猛地把头埋进胳膊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再也没有安生日子过了。同学们听到的,和班主任表达的正相反:张飞家里只有一个外婆,可以随便欺负。
直到我读大学时,书本上的知识告诉我,找到一个人也不是那么难。
我去派出所报案。值班警察跟我年纪差不多,被我一番恳切言辞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很快帮我找到电话号码,属地是山东,应该是她,我拜托他帮我打过去。
接通后,警察开了免提。他问,你是不是张霞?她说是。警察表明身份,说他是四川某派出所的,“你儿子张飞来我们这报案找你。”
母亲立刻挂断电话。我当时都没敢看那警察的表情,直接走了。
此后近十年,我都没有她的音讯。再次听到她的声音,就是两个月前。电话里,她说想看看我现在的样子,我把做志愿者,穿着隔离服的照片发给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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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她的死讯后,我心里有诸多困惑,想立刻去山东,但是落地就要隔离,去了也见不到最后一面,只能打电话冉书记,将后事全权委托给他。
警察告诉我,张霞生前圈养了五十多条狗。我想,都穷成这样了,还养那么多狗,看来对狗比对我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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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的第十二天,后事办完,我所在的辖区解除了中高风险等级。我启程去山东接母亲回家。按照冉书记给的地址,我前往一个村庄。
阳光洒在宽阔的路上,我闭上眼睛,想象着二十多年里,我和母亲晒着同一个太阳散发的光和热,每天都在同个太阳下相聚。
冉书记家的院子里有座彩钢瓦搭成的房子,里面堆放着母亲的遗物。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纸箱里装着些衣物,一些生活用品,此外就是几串佛珠,几本相册。
我翻开其中一本相册,里面都是一个男人的照片,有些是他穿着军装,有些是母亲和他一起拍的,翻到半截,几张母亲和他的大头贴掉出来。我捡起大头贴,上面是母亲依偎着那个男人,笑得很开心。
出来之后,我给冉书记深深地鞠了一躬。
冉书记的普通话有浓郁的山东腔,为了让我听懂,他努力让每一个字都发音清晰。他和母亲是十多年的朋友,据他回忆,十多年前母亲被一个男人带来了这里。
那个男人叫谢瑞明,本地人,也就是照片里的男人。
母亲当时做茶叶生意,业务扩展到青海,慰问青海的部队。谢瑞明在兰州当兵,在仪仗队当小号手,部队去青海送物资,正好遇到母亲。
两人相爱后,母亲为了陪谢瑞明,从青海搬到了兰州。
十几年前,谢瑞明退伍回老家,母亲也陪着他,还把名字改成张雅,说自己是83年生的,在四川有家人,分别是她的母亲和侄子。
冉书记说:
“所以我通知你的时候,还以为你是她侄子。也是直到她去世,我们找到她的身份证才知道,她其实是1971年的,你是她儿子。
“她应该是怕外界给谢瑞明压力,对外说自己比谢瑞明大五岁,你母亲确实显年轻,我们也没看出来。”
我觉得一股血往脑门上涌。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她对我是有寄托的,此刻才明白,她从未承认过我的存在。谢瑞明恐怕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冉书记抽着烟说:“五月底吧,你母亲过来找我,问我谢瑞明是不是结婚了。”
“我母亲一直没有和谢瑞明结婚?”我惊讶地问。
冉书记摇摇头。这些年,她和谢瑞明提过很多次结婚,谢瑞明总是说再缓缓,所以他们始终没有领结婚证。
直到五月的时候,她探望谢瑞明爸妈,对方让她以后别来了,谢瑞明不仅结婚,还生了一个女儿。
自那以后,母亲就不对劲了。她吃不下东西,整个人瘦得厉害,肚子却鼓得很大。朋友带她去看病,医生做了很多检查,肝脏、胃、肠道都检查了一遍,没找到问题。
母亲说自己是生气,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成天躺在床上,把窗帘拉得死死的,灯也不开,卫生也不打扫,平日不愿出门,出门必须带着狗。有一回朋友硬拉她去河边散步,她突然问,是不是人死了就解脱了?
“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听到这里不经意接过话:
“小时候母亲跟我说要惜命,好死不如赖活着。她是很惜命的,怕死怕疼。大概是家境好的原因吧,没吃过苦,没受过委屈,就惜命得很。”
冉书记很惊讶,他认识的张霞并不是“没吃过苦,没受过委屈”的样子。
冉书记说,母亲刚来山东的时候做餐饮,选址、装修、招工、培训都是亲力亲为,开业后每天清早骑电动三轮去批发市场选食材,将近一年,都理顺了才交给店长。
回到家里,她还要洗衣服,打扫卫生,谢瑞明从来不干家务活,都是母亲自己干。
和母亲不同,谢瑞明退伍回到老家后,就一直在家待业。直到2019年初他说想上班,于是托关系找到邻市养殖厂的工作。去了没多久,就在那边和一个年轻女孩谈了恋爱。
我印象里,小时候家里请了两个保姆,母亲没有工作过,都是睡到自然醒,吃点东西,下午逛街,看电影,玩到很晚才回来,更别提做家务。
“可能她对谢瑞明是真爱吧,能改变成这样,确实不容易。”我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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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拾好遗物,拿回酒店一点点整理。母亲遗留的衣服不多,我挑了一件轻薄的连衣裙,叠好放在床上,准备带回去留个念想,剩下的衣服捡出来堆在一旁,准备晚上去烧掉。
整理完衣物和相册,我从箱子里捡起一个本子,大概有十几页,每一页都写着一张借条,出借人是母亲,借款人都是谢瑞明,金额小的有几万元,金额大的有三十几万元。
从2009到2018年,谢瑞明累计向母亲借了将近七十万,除了第一张母亲备注“已还”,那页被裁掉一半之外,剩下的都是完整的。
母亲终究是没想过让谢瑞明还钱,从借给谢瑞的时候就没想过,因为每一张借条母亲都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号,写着“作废”两个字。
我把和谢瑞明有关的遗物,和那个载满借条的本子放在一起,装进一个塑料袋,接着给一位江湖上的朋友打电话,让他根据姓名和身份证号帮我找找谢瑞明,我想见他。
打完电话,我离开酒店,到丧葬用品店,买了些衣服被子、金条元宝,打辆车,请司机找个能烧纸的地方。
司机将我送到一条偏僻的河边。我把母亲的衣物拿出来摊开放在河边,洒上打火机煤油,拿张纸钱点着,看了一眼堆着的衣服,抬手把点着的纸钱扔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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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蹲在火焰旁,动手焚烧纸扎和纸钱,边烧着边说:
“你啊,真够可以。我不明不白地给你当了二十二年的侄子,你呢,放着亲妈不当,非得当我姨妈。
“我给你当侄子其实没什么,关键是为谢瑞明这么个男人,这就奇了怪了。我觉得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怎么在谢瑞明这么个男人身上,你就把自己给坑进去了呢?
“你想过属于你的生活也好,你要追求爱情也好,都是你的自由,这没什么,好歹给我说一声吧。刻意躲着这么多年,就为这么个男人,你说你至于吗?”
火焰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堆闪着火星的灰烬。燃烧的灰烬随着风转着圈飘起了,飘到半空中,越飘越高,越飘越远,消失在黑夜里。
我双手撑着地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泥土和灰尘,看着燃尽的火堆鞠了一躬。
“我走了,这两天我得约一下你的小男朋友,有的事得做个了断。
“要真有轮回,好好投个胎,千万别投我以后的媳妇肚子里,投别人家,你要投我以后的媳妇肚子里,千万别告诉我,要不真就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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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醒来,朋友已经把谢瑞明的信息发到我的手机上。
我想给母亲发条信息,发现母亲生前的手机就在桌子上。打开手机,在微信账单里我发现了异样。最后一条记录是母亲去世的那天半夜,向谢瑞明微信转账1903元,余额0.22元。
这个时间点,只有警察能接触到母亲的手机。最大的可能是谢瑞明掌握母亲的微信密码和支付密码,登录母亲的微信后转给了自己。
我调查母亲银行账户的流水,发现最大一笔转账有二十六万,时间发生在母亲去世后,绝不可能是她授意。
这笔钱同样被转入了谢瑞明的银行卡。
同时,母亲手机信息里有一条手机银行发来的风险提示,提示手机银行在另一部终端上登陆过,时间与二十六万元的转账差距只有四分钟。
我可以确定,这些钱是谢瑞明转走的。
冉书记提到过,母亲想用来还我钱的两套房,都不在她名下了,一套在谢瑞明名下,一套被谢瑞明卖掉了。
还想着还我钱呢,连我借她治病的钱都叫人搞走了。
我逐个核算对账单、流水截图,汇总成证据清单,最后写出一份完整的《刑事控告书》。母亲临终前痛苦的模样在我脑袋里徘徊,她在绝望中向我张嘴,得知房子早就被转卖掉,该是什么心情。
我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一把把将冷水泼在脸上。镜子里的我满脸都是水珠,眼睛布满血丝,我盯着自己,像是盯着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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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哗哗地从龙头里流出来,我拿起毛巾擦干脸上的水,把扭曲的表情从脸上一起擦走。
站在镜子前,我反复观察自己的脸,直到确认我是平静的,看不出任何愤怒的表情后,笑着坐回椅子上。
我给江湖上的朋友发信息,请他找出谢瑞明父母、配偶、孩子的全部信息都。朋友直接打来电话,劝我祸不及妻儿罪不及父母,让我讲道义,别乱来。
我再三向他保证,肯定报警依法处理,找他家里人信息,不过是想了解情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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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联系上谢瑞明,我在想应该跟谢瑞明说点儿什么,或者听谢瑞明说点什么?比如问问谢瑞明,是不是真的爱母亲?如果不爱,为什么又能在一起十几年?
但我觉得,母亲不需要这个答案。
约定见面的地点,在我烧遗物的那条河边。我拿着和谢瑞明有关的遗物,坐朋友的越野车先到那里。
片刻后,两辆车停在河边草地上,车里下来六个男人,谢瑞明走在中间,其余的都是朋友的朋友。
“谢叔叔您好,我叫张飞。你应该听说过我,我母亲可能提过,我是她成都的侄子。”
谢瑞明没有跟我握手,冷冷地说:“你是她儿子吧。”
我有些意外,原以为谢瑞明是不知道的。
“你妈跟我说过,其实她说的那个侄子是她儿子。”谢瑞明说。
我笑着说:“那就好。你看,咱们是一家人。”
谢瑞明压抑着愤怒,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有事就说,别扯那些幺蛾子!”
我收起笑容,蹲下,拿起一张谢瑞明的照片,点燃照片后扔在地上,趁着火没熄灭,我又拿起一张照片,扔进了火焰里。
“老妈,谢瑞明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他就站在这儿的。我把他的照片,你俩的照片,他找你借钱的借条都烧给你,你要有什么事就去找他吧。”
谢瑞明往前冲了一步,嘴里嚷着“你什么意思”,几个男人上前拦住了他。
我冲着火堆说:“老妈你放心,我不打谢瑞明。毕竟你爱他爱得这么深,我要打了,你恐怕得怪我。”烧完所有的东西,我把酒打开,围着火堆边洒了一圈,接着拿出手机,悄悄打开手机录音,把手机攥在手里。
“我母亲张霞,就是张雅,死了。”
谢瑞明有些惊讶,看了看火堆,又看了看我,才问:“死了?怎么死的?多久的事?”
我没回答谢瑞明的问题,盯着他说:“你想跟张霞说点儿什么吗?想说什么都行。”
谢瑞明没有说话,死死地盯着火堆。黑暗里只有呼呼的燃烧声和人的呼吸声,最后我打破沉默:
“不想说就不说,说不出来也是正常。人死了,都结束了。谢瑞明,还是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母亲的照顾,你和她的缘分尽了,以后都好好过日子。”
说完,我向越野车走去,拉开车门,转身对谢瑞明说:“要送你一段吗?”
谢瑞明没有回话,我便和朋友驱车走了。他独自站在黑暗里,两辆车的车灯越走越远,河边的荒草地恢复了黑暗,剩下闪烁的火星,最后火也渐渐熄灭。
“完了?”朋友疑惑地问我。
“没完,才刚开始。”我找出一个地址,那是谢瑞明的父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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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着保健品和茶叶,还有给谢瑞明女儿买的玩具,敲响他父母的家门,“阿姨您好,我是谢瑞明的朋友,从外地过来,今天专程看望您和老爷子。”
谢瑞明的母亲看我们带了许多东西,说话还挺客气,把我和朋友让进屋里,转身从厨房端来苹果。我问:“平时就您二老在这边住着吗?”
谢瑞明的母亲说:“是啊,两口子平时不在这边住,偶尔送孩子过来,我们帮忙带带。”
我故作惊讶:“哎哟,谢哥真是厉害,几年不见都结婚了,还生了孩子。上次见面的时候我还跟他和他女朋友说,得快点结婚,都老大不小了。”
谢瑞明的父亲听到这里,眉头皱了起来,谢瑞明的母亲连忙满脸堆笑地说:“是啊,他年纪也不小了。”
我起身,在客厅里看了看,心里很不是滋味。
屋子里的装修风格明显与谢瑞明父母不搭,他们依然保留着很多农村生活的习惯和气息,装修精致的房子里被杂物堆得乱七八糟,阳台上堆满从外面捡回来的塑料瓶和纸壳子。
这本该是母亲的家,应该有很多她的小心思。
坐回沙发上,我笑着说:“谢哥真是孝顺,给您二老买了这么大房子,装修得这么好。”
谢瑞明的父亲埋着头,自顾自地用夹子夹碎核桃,他母亲显得有些尴尬,埋头盯着脚尖,半天才说:
“这孩子还是孝顺的,就是不太听话。你们这些朋友见过世面,有钱,有文化,以后要多带带他。”
我从手提包里拿出文件袋,轻轻放在桌上,告辞,“我肯定好好关照谢哥,这个您放心。”说完起身,朝门口走去。
谢瑞明的父亲拿起文件袋追上来,以为是我落下的东西。我轻轻推开了他的手,让他有空好好看看。说完向老爷子鞠了一躬,转身下楼。
坐进车里,朋友问我:“你留的是什么?”
我说:“谢瑞明的犯罪证据。”
朋友不解:“既然是犯罪证据,你为什么要给他们。”
我关上车窗,把座椅靠背放倒一些,闭上眼睛说:“这个世界如果有一件事,是你眼看着对你最重要的人朝着最坏的结果走去,你无能为力,甚至没有任何办法改变结果,那才是最痛苦的。”
朋友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以前一直觉得,收拾一个人是通过恐吓、威胁,甚至暴力。你比我岁数小,但是你真的让人觉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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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我就收到谢瑞明父亲的电话。
“我是谢瑞明的……”电话那头话还没说完,我便说:“我知道您是谢瑞明的父亲。您想说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案情在《刑事控告书》里写得很清楚了,证据也在。”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谢瑞明的父亲问:“你怎么确定是他。”
我说:“我不能确定就是谢瑞明,我只是通过已有的证据认为可能是他。您注意看《刑事控告书》,我写的是涉嫌。到底是谁,是公安调查才能确认的,我希望不是谢瑞明。”
谢瑞明的父亲大声说:“可是你现在拿的这些东西都说明是谢瑞明啊?”
我隐约听见谢瑞明在电话对面咒骂着,叫嚷着要弄死我,声音刺耳,便把手机拿远了点。
我说:“最后到底是谁,是证据说了算,是公安调查说了算。让谢瑞明不要激动,谁主张谁举证,我自己就是刑事辩护律师,给您一个建议,赶快请一位好点的律师。”
说完,我挂断电话。
晚上十一点电话又响,这回是冉书记。
他说:“谢瑞明的父亲给我打电话,讲了你今天给他们的东西。”
我说:“冉叔叔,您有什么疑惑、想法可以直接说,我也可以给您讲大概情况。”
冉书记沉默了一下回答:“没什么,你不用给我讲情况。你是做法律工作的,很多问题你比我清楚。我是你母亲的朋友,是党员,是村委书记,我只能跟你说,无论你怎么做,只要是合法的,就是合理的。”
我非常惊讶。原以为冉书记是谢瑞明父母找来的说客,我甚至想了,如果冉书记真开口要我放过谢瑞明,也许我真的就此罢手。
鼻子酸酸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摘下眼镜,吸了下鼻子说:“谢谢您冉叔叔。真的很感谢您。我只想要一个真相,和真相应有的结果。”
晚上,我从谢瑞明的辩护律师角度分析案件结果。如果谢瑞明退赃还赃并取得谅解,那能够争取到三年至四年的有期徒刑,若认罪态度良好,甚至有可能争取到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两年执行。
我觉得谢瑞明的盗窃行为一定不止这一次,如果调查过程中发现他的盗窃行为是多次,那即使退赃还赃,取得谅解,基本上也没有缓刑的可能。
当然,我是不会给谢瑞明出具《谅解书》的,无论他们用什么手段,我都一定会拒绝谅解,如果谢瑞明退赃还赃,没有取得谅解,那即使没有多次盗窃的行为,刑期大概是四年。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我一直觉得四年有期徒刑是很久的,但此刻我第一次体会到受害者的心态,四年真少,恨不得法律判处他十四年、四十年。
那天夜里,母亲第一次在我的梦里出现。梦里的母亲白白胖胖的,和以前一样,看起来很健康。我回到小时候,母亲带着我在曾经去过的桃花林里,我在桃花树下,母亲蹲着,紧紧地抱着我,眼睛里都是泪,看起来很难过。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些。我抚摸着湿的地方,自言自语地说:“你是为什么哭呢?是因为谢瑞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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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谢瑞明的父亲约我见面,我跟他约在一家豪华饭店包厢,这回他们全家到齐了,他老婆甚至抱着孩子来了。
见他们推门进来,我起身,拉开主宾席的椅子,招呼谢瑞明的父亲坐下。谢瑞明的父亲拉开旁边的椅子,我也不推辞,自己坐在主宾席的位置上。
大家都落坐了,我招呼服务员把酒斟满,红酒倒进醒酒器里,给每人面前上了橙汁,然后才陆续上菜。
谢瑞明的父亲先说话了:“一共261903元,我们这几天凑凑钱就给你。”
我没回答,招呼大家动筷子,自己也动筷子吃了起来。气氛有些尴尬,谢瑞明的母亲提高声音说:“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事闹成这样,我们很不好意思。”
我装作没有听见,盛了一碗汤说:“大家动筷子,别客气,都吃菜。”
谢瑞明的父亲环顾四周说:“你母亲的事请你节哀顺变。谢瑞明年轻,有赌钱的坏习惯,我代他给你赔不是了。”说完,起身给我鞠了一个躬。
见我只顾着吃饭,谢瑞明“啪”地一声拍桌子,猛地起身,指着我骂道:“他妈的没听见我爸跟你说话吗!你什么意思!”
桌子剧烈震动,陶瓷餐具发出清脆的碰撞,接着便是婴儿的啼哭。坐在包厢角落的朋友猛地起身,亮出腰间别着的东西,恶狠狠瞪着谢瑞明。
谢瑞明的父亲拉了拉儿子的衣服让他坐下,我跟朋友说:“你看,孩子都吓哭了。”
喝完分酒器里最后一滴酒,我靠在座椅上,拿起餐巾边擦嘴边说:
“您刚才说,要跟我谈谈?谈什么?”
谢瑞明的父亲说:“这个事我们肯定很真诚地向你道歉,钱我们凑一凑,很快就会补上,希望你能看在你母亲和谢瑞明十几年的份上,给他一次机会。”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显得极其卑微,声音也越来越小。
我反问道:“您这是……和我谈条件吗?”
谢瑞明的老婆连忙接话:“是希望你能给谢瑞明一个机会,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点头,靠在椅子上说:“我懂了。你们是说,把谢瑞明盗窃的261903元退给我,然后我不报警,对吗?”
“是这个意思。请你给他一个机会。他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思索了片刻说:“261903元,这是赃款,既然是赃款那本就应该退还。谢瑞明退还本就不属于他的赃款,我再给他一次机会,这笔买卖怎么说都是亏本买卖。再说了,谢瑞明是您儿子,不是我儿子,他以后怎么样跟我没有半点关系,这是没有诚意。”
谢瑞明说:“你母亲有一套房子在我这里,那套房子我也给你。”
我说:“没有没有,那套房子是你的。我查了,最早房产证上就是你的名字,法律上只能算我母亲赠予给你的,她赠予你的就属于你,我肯定不要。要了,那就算是敲诈勒索罪。”
说完,我起身准备离开,走到包厢门口时,我说:“谈判条件只有两个,要么你给我一个我能接受的投案自首时间,要么我报案。别的谈判条件我没想到,你要是能想到,随时可以找我。单我已经买了。”
走出包厢,身后传来谢瑞明父亲的吼叫声:“赌钱!赌钱!满脑子就知道赌钱!这下好了!把你自己赌进去了,我看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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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谢瑞明一家见面后,我就去公安局报警了。
做笔录时,我特意强调:
“应谢瑞明父亲要求见面,谢瑞明的父母、妻子及他本人承认了盗窃,与我沟通退赃还赃,并提出把他父母名下的房产给我,希望我不要报警。
“以上全部通话录音及晚上沟通的视频、录音均作为证据已经提交。”
警察问:“261903元他已经退还了吗?”
我说:“他们提出过退还,我拒绝了。最终确定谢瑞明是否是本案犯罪分子,应该是法官基于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检察院的公诉及谢瑞明自己对犯罪事实的承认,我只能怀疑谢瑞明涉嫌本案盗窃。
“在他没有被判定有罪,或者他本人直接承认其犯罪事实之前,我不能认定他就是犯罪分子,收取所谓的退款,否则我就构成了犯罪。”
那天晚上,我定了一间能摆下两张桌子的包厢,一张是冉书记和母亲生前的朋友,一张坐满这些天帮我东奔西跑的朋友,我记不清喝了多少酒,只记得自己不停朝他们鞠躬。
做完这些,我去趟殡仪馆领取母亲的骨灰盒。骨灰盒被黑布包裹着,上面放着一个精致的塑料小花圈。把骨灰盒抱起来的瞬间,我突然觉得很重很重。
走出骨灰寄存室,阳光照在骨灰盒的黑布上,也照在我的身上。那一刻,我对死亡所有的理性都没有了,我只觉得怀里不是冰冷的骨灰盒,而是有血有肉的母亲,我像抱着一个婴儿那样抱着母亲。
起飞前,我把航班号发给我爸,让他晚上来机场接我。
记得读初中时,我爸已经获得自由,每回我抱怨母亲出走,他就喝止我,再犟嘴就揍我,这些年他没有说过母亲哪里不好,始终觉得她离开一定事出有因。
飞机落地,我在机场出口见到我爸。上车前,我把骨灰盒从箱子里取出来,放在副驾驶的座椅上,再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等我爸上车,我说:“我把张霞接回来了。”
他愣了,解开安全带生气地说:“她人呢?是不是还在取行李?你怎么不等她?”
我说:“她已经在车上了。”
我爸声音提高了几度:“什么意思?”
“人烧成灰,装盒了。”
他没有再说话。
到公墓附近的酒店有七十多公里的路,我开了一个多小时。母亲的骨灰盒躺在后排座位上,我怕开得太快太急,惊了母亲的安宁。
印象里母亲很胆小,总是提醒父亲开慢一点、再慢一点。那时候是父亲开车,母亲抱着我坐在后排,现在变成我开着车,母亲躺在后排。
回到家里,我爸洗完澡说自己先睡下了。一整晚,我都没听见他如雷的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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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四川没过一阵子,我就接到谢瑞明律师的电话,他姓黄,电话里告诉我,谢瑞明的父母打算和他一起到四川,当面和我再沟通一回。
我让助理跟黄律师确认他们的人数,和来四川的时间,并且告诉他们,已经安排好机场接送和酒店住宿,到了见面的日子,又派一辆黑色商务车,将他们接到我的办公室。
我提前准备好茶具,等谢瑞明的父母和黄律师落座,给每人面前放了一个檀木杯垫,往上面放上茶盏,逐个给茶盏掺上茶水。
黄律师轻轻嘬了一口茶水,放下杯说:“张先生,我是谢瑞明的代理律师黄鸣远。今天来主要是想跟您再沟通一下关于谅解的事。我们专程来您这边,就是带着诚意来的。”
我笑着说:“能看出来带着诚意,毕竟飞了几千公里来。”
黄鸣远也笑着,我话锋一转:“我也是带着诚意,飞了几千公里把谢瑞明送进去的。您给我钱,我给您相应的东西,这叫公平交易。我带着诚意把谢瑞明送进去,您带着诚意来找我沟通谅解,咱们这顶多算是讲礼貌,远没有到谈判的诚意层面。”
没等黄鸣远说话,谢瑞明的母亲起身朝前,重重跪在地上,哭着说:“谢瑞明不是东西,我给你跪下了,求求你给他一条生路!求求你给他的家一条生路!你要什么条件都可以,我砸锅卖铁都满足你!”
她哭诉的时候,黄鸣远和谢瑞明的父亲一直冷眼瞧着我。
我拿起手机站起身,径直走到办公室门口,扭头朝他们说:“别整这些没用的,要沟通就好好沟通,你们清醒一下,调整好再给我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时,茶有些凉了。我把每个人的茶盏夹起来,倒掉凉了的茶,重新掺上滚烫的茶水。
黄鸣远说:“张律师,咱们谈谈条件吧。你有谅解的想法吗?或者说有谅解可能吗?如果有,我们今天的沟通才有基础。”
我点燃一根烟,不紧不慢地说:
“我谅解的条件有两个,满足任何一个都可以。第一个是让谢瑞明拍一段录像,讲述自己对我母亲所作的所有事,这段录像由我保存。
“第二个是给我足够多的钱,你们也看到,我经营压力其实很大,我算了下,给我一个亿。这两个条件你们能满足哪个?”
谢瑞明的父亲猛地拍了下桌子说:“你这分明就是不想谈!”
我没有回答,黄鸣远说:“第二个条件我想你很清楚是不可能达到,那只有第一个。我可以问问你提第一个条件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盯着谢瑞明的父母说:“这段视频我会公开,多精彩的剧情。等你们的孙女长大,看到她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多有意思,是不是!”
谢瑞明的母亲站起身,带着哭腔、发出颤抖的声音吼道:“魔鬼!你就是个魔鬼!”
我说:“你们的儿子是魔鬼吗?你们祈求一个被魔鬼伤害的人,希望他宽恕魔鬼,你们是什么?魔鬼由你们诞生,接受你们的教育,你们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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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远沉默许久说:“所以你就一定要通过毁掉谢瑞明的方式去满足你的仇恨?”
我说:“我没有要毁掉谁。毁了他的是他自己,不是我。黄律师,一个人犯罪了,他要被法律惩戒,你能说是法律毁了他吗?我认为法律是合法的暴力和必要的邪恶,你不能说我毁了他,这个罪名我担不起。”
“但是你的行为超出了法律的尺度。”
我说:“我的行为也许超出道德的尺度,但是否超出法律尺度,应该由法律来裁定,而不是由你来裁定。”
黄鸣远说:“我们不谈谅解,换一个方式吧。多少钱你愿意放弃对谢瑞明的报复?”
我重新接了一壶水,放在加热炉上,回到沙发上对谢瑞明的父母说:“你们找了一个很专业的律师,思路清晰,也很出其不意。”
谢瑞明的父母对视了一眼,不说话。
我望向黄鸣远,笑着说:“黄律师,今天的谈话你全程都有记录吧,视频还是音频?”
黄鸣远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
“当你听到我的谅解条件中有类似对谢瑞明的报复以后,你就开始跟我聊法律、道德。表面上看话语权在我这里,其实你要获得我主观上对谢瑞明有打击报复的想法。
“接下来,你问我多少钱能放弃对谢瑞明打击报复的想法,其实就是挖了一个坑,等着我往里跳。
“你应该很清楚,敲诈勒索罪是主观方面的直接故意犯罪。你与我沟通道德、法律的话题便是为确定我有主观故意的动机,你关注我所谓的打击报复行为引出了可能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对于今天在场的谢瑞明父母来说其实是构成了恫吓,使他们感受到恐惧和威胁。
“你只差我明确要多少钱来停止打击报复,便可以坐实我存在涉嫌敲诈勒索的嫌疑。
“我一旦提出要多少钱,你们今天可能马上把钱给我,坐实我敲诈勒索罪的事实,迫使我与你们达成谅解。
“黄律师是这个想法吧?”
黄鸣远露出一丝尴尬,谢瑞明父母没再说话,只是连声叹气。
最后,我起身对他们说:
“我目前不会谅解,但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黄律师,作为受害方我不喜欢您,但作为律师我很欣赏您的专业。抱歉没能给您预想的结果,如果我对谅解的事有什么新的想法,第一时间联系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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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下葬的那天,只有我和我爸去了。
公墓的音响里放着婉转而舒缓的轻音乐,树上发出清脆的鸟叫。我抱着骨灰盒站在母亲的墓前,转身环顾四周,尽可能以母亲的角度去看此刻的世界。
这里位置很好,是我们特意请人算的位置。靠近公墓中央的位置,四面被树荫遮挡,前方是顺着山势而下自然的坡度。
封墓石缓缓盖上,封墓工人用水泥把最后一丝缝隙填上后,我弯腰在桶里挖出一点水泥,轻轻把水泥涂抹不均匀的地方抹匀,直到所有缝隙都看不出一丝棱角。
那天晚上,我回到外婆家。
外婆的身上残留着蒜和葱的味道,还有淡淡的油烟味。我拿了两个碗,盛了两碗米饭,外婆说:
“你是不是有病?吃完一碗你再盛一碗就是了,盛两碗放在那里干嘛?”
我笑着回答:“您让我多吃啊,我饿了,盛两碗放那儿让您看看,我胃口有多好。”
我心想,二十二年了,回来看看外婆,吃口饭再走吧。
在我的办公室见面后,谢瑞明家人没再联系我。其实我不是不能给谢瑞明出具谅解书,真正的谅解条件很简单:
承认他与我母亲的关系,找我要母亲坟墓的位置,给她道歉。
我一直给谢瑞明和他的家人强调诚意,但是他们始终没能理解。或许是我说得不够直接,不想轻易谅解,但这是我的权力。
我也不会真给谢瑞明的孩子造成什么心理阴影。虽说杀人诛心,但祸不及妻儿父母,道义还是要讲,我抛出虚假的报复计划已然够诛心了,没必要真的去做。
最终,谢瑞明被判四年有期徒刑。
三月中旬,我和父亲去给母亲上坟,他给母亲买了一捧漂亮的花,还买了很多母亲生前喜欢的零食,那些零食最后被我俩坐在坟前吃了,公墓里上坟的人看到,阻止我们:“你们这样是大不敬,不能这样。”
我们笑着应和,嘴上说着自己不懂,感谢提醒,等人家走远了还是接着吃。
父亲说:“咱们这是一家三口春游,跟很久以前一样,一家三口坐在那里吃零食,只是今天看不见你妈而已。”
吃完零食,父亲点燃两支烟,一支放在墓碑前,一支自己抽。
我提醒父亲:“她不抽烟。”
父亲低头看了看墓碑前的烟,又掏出两支点燃,凑齐三根放在墓碑前,“我知道她不抽,香烧完了,下次多带点。”
我看着墓碑打趣:“他还是不正经,晚上托梦吓唬吓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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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影视剧里,反派被解决前常说一句台词:"This is business, not personal."
意思是说,全是公事公办,没有私人恩怨。
张飞以往的故事,再精彩也是business,这次对谢瑞明,是纯粹的personal。
读到中间我开始紧张,怕再翻一页变成自首材料。幸好没有。
这也是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地方。
他对敌人有多狠,对亲人就有多柔软。换作别人,这本烂账早该撕了。
可他转头抵押了房子,把救命钱塞给那个曾挂断他寻亲电话的女人;又在母亲死后,弯着腰,用水泥把墓碑上最后的一丝缝隙抹平。
我们在《不要脸律所》的系列里,总习惯看他插科打诨,但直到今天,他才亲手切掉了心里那块藏了二十二年的溃疡。
看完故事,我真想立刻飞去四川找他喝一杯。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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